摘要：在现代文明的强烈对比之下，非洲似乎总是以一种自由散漫的形象接受西方世界的质疑并向他们的政治观、文明观进行挑战。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重新诠释欧洲传统话语――“高贵的野蛮人”也许能解读生活在这块炙热非洲大陆之上的“原始”部落与族群。
关键词：努尔人；牛；无政府；部落
一. 牛与牧人
虽然本书的中心是政治制度的分析，但正如作者所说：“若不把环境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政治制度就无法得到理解。”①努尔地区通过干季湿季的更迭在无边的沼泽和热带大草原之间转换，这样严峻残酷的生存条件几乎确定了此地文化多样性的缺失与物质生活的匮乏，努尔人赖以生存的牛自然成为了他们物质资源的中心，进而衍生成了一种社会尺度，用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财富地位象征和身份认同等等方面。
努尔人拥有异常强烈的对牛的关注和与之相匹配的“牧人心态”，即使努尔部落并非单一依靠游牧制度来组织生产生活，他们也会种植少量简单的粮食作物或靠捕鱼补充畜牧的短缺，努尔人却仍然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牧人，以简朴和保守的牧人眼光看待自己生活的世界。牛对努尔社会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努尔人生活的各方面巨细无靡地展现出来，大体则通过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构：①物质文化：牛是努尔人获取食物最重要的来源，为人们提供牛奶、牛肉、甚至是牛血，并且奶牛也因为产奶量的多少在此过程中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同时牛还作为一种原材料填补人们的生产生活工具的需要，牛皮、牛骨、牛角、牛粪的充分使用不仅表现出艰苦单调的生态环境，也透出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总之，生态环境与牛的中心地位之间存在精妙的相互关系。②社会关系：努尔人对牛过分的关注除了牛对生存生活直接的影响之外，更集中于建立于物质表征之上的，努尔人对社会关系包括氏族、世袭群、婚姻家庭、男女分工的建构。男女在成长历程中长期与牛接触并获得不同的社会分工，女人的工作基本围绕母牛，只有男人才能扮演牧人的角色；在婚姻关系中，牛的作用更为明显，它是男人缔结婚姻的基本手段，牛作为聘礼形成财富的转移和家庭的形成，不同成员对牛的权利和义务又构筑起了更大的亲属关系网络。扩大到部落单位，则可以看到牛作为重要的财富造成所有权的争夺，即使各部落间的争端，而争端引起的械斗同样可能存在村落、家户、近亲之间。③仪式象征：牛的重要地位并非局限于直观表象中，还体现在各种仪式中。牛可以成为人连接鬼魂神灵的媒介并用以献祭，牛的重要地位在近乎宗教仪式的过程中添加了神圣性，除此之外，努尔人在对小牛进行牛角的手术中将牛的痛苦与年轻人进行的成丁礼相比，在这里牛的“仪式”又被赋予男性身份转变的象征意义。
综上，在普里查德看来“努尔人与牛的这种关系是共生性的：通过彼此之间的互惠性服务，人和牛维持着各自的生命。”②在共生性关系的网络之下，是生态结构与社会制度关系的折射，虽然生态环境极大的影响和限制了努尔人的生活结构和政治制度，但普里查得并不执着于生态决定论，而是这种生态学的价值观怎样用于理解努尔人的社会制度，并且遵从文化自身的逻辑。
二. 无政府的部落政治
无论生态因素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普里查德还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制度的探究。“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的部落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③这个问题贯穿了作者的写作主线。首先，他就民族和集群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界定，民族在政治上呈现中央化，是有政治中心的族群，而部落集群则是松散的联盟，没有任何共同的组织或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努尔人的社会便属于这样一个没有政治中心的族群区域，虽然豹皮酋长和预言家在努尔社会中似乎具有一定重要性，但他们也只是“神圣人物”或“天神灵魂居住于身体之中的人”，其相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仪式的意义上，并无丝毫政治权威。其次，普里查德运用努尔社会裂变分支的方式来表达整个政治体系，单位从最小的社区成员和家庭性群体逐渐扩展裂变为更大范围的族群。努尔人没有鲜明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中心，但还是有族群认同（“部落”认同）的意识，能够从部落的单位上区分他者并流露出部落情感，而作者认为努尔人的这种族群认同建立在明确的空间划分和对自己身份及独特性清楚的认识，具体表现为人群使用同一种语言，分享共同文化，把自己与类似人们的聚合体有显著区别。
努尔人无政府的部落政治之所以得以运行，与努尔地区的经济也有密切的关系。书中呈现的努尔社会缺乏分工，牛在努尔人社会的分布格局与消费模式也使得每个家户都会交替经历贫穷与富有的时期，不会出现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问题，也不会索取生活所需之外的物品，这种经济也正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反面，是西方“他者”视角下非洲族群的典型原始经济模式。另一方面，他们并非各自为政，由于家庭不能自给自足，“努尔人的经济单位必然要比单纯的家庭性群体大”④，他们更加倾向于集体活动。虽然努尔人不具备分工的“有机团结”，但是由于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形成了法人社团（cooperation）。普里查德总结道，“缺乏食物、技术落后以及没有贸易使得较小的地方性群体的成员直接相互依赖，并倾向于使他们形成经济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被附有某种政治价值的住所性的单位。”⑤
由此观之，生活方式在影响努尔人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作用，但还需要将视野再次回到作者第二章所提到的生态特征上，即努尔地区的自然环境。努尔地区的环境在洪水和干旱之间交替，具有鲜明的雨季与旱季的分别，这样的环境系统不仅制约了努尔人的生活，同样也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结构。因此，努尔人的生活节奏便是随着季节的变化在高地和草地之间往返迁徙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不断地分裂与融合的过程。不同于进行自上而下统治的集权国家，努尔人的社会既无政府，也无法律，社会秩序却在这样一种缺失中央控制的政治结构中运转，除了分析它可以运行的具体原因外，应该认识到努尔社会“政治”的实质，努尔人所谓的政治其实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建构的，他们的政治需要在努尔社会关系的体系中得以表述和展示。这里政治的一大表征便是部落和其分支形成的地缘关系，部落分裂为各个裂变支，最大的裂变支称为一级部落支，进一步裂变为二级部落支，二级部落支又裂变为三级部落支，三级部落支又包括由许多亲属、家庭构成的村落。同任何社会一样，努尔社会也有矛盾、血仇的存在，各部落的裂变支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是世仇，但世仇的存在又可以在相互对立的部落裂变支之间提供维持结构性平衡的可能性，并如上文所提，处理世仇和矛盾的特殊人物（如豹皮酋长和预言家）本身没有政治权威，只拥有仪式权威的神圣性和象征性，“他们的社会职能乃是一种能使政治系统通过世仇制度而得以维持平衡的机制。”⑥
因此，努尔人无政府的社会可以理解为是通过血缘与地缘关系，“形成对立统一混合的政治体制”⑦，矛盾可以通过世仇制度得到消解，社会关系也仍然可以在政治体制之中得到平衡。因此，在没有“集权”的统治者的情况下，努尔社会也可以有秩序地运转。
尽管普里查德笔下的努尔人，并不是物质贫乏却精神高贵，逃脱工业社会所带来的欲望与道德伦理冲击的社会群体，更不是人类学理想的他者，但是努尔人依赖极其简单的物质文化并通过血缘与地缘关系建构的非集权政治体制确实是人类长期向往的理想政治模式的一种变体，为民族国家突破其种种限制束缚提供了遥远的范式，而这或许就是这个组织松散的“野蛮人”部落高贵而智慧的生存哲学。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解：
①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第5页
②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第46页
③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第8页
④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第34页
⑤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第111页
⑥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第197页
⑦王铭铭.《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