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藏族当代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傻子视角见证了西藏历史上社会“病态”冲击下吐蕃制度的衰亡及其蕴涵的人性人情问题。本文主要借助文化人类学原理，从宗教内蕴、民族情结、民间关注等三个方面着手，以《尘埃落定》为例，探究阿来长篇小说中的民间情怀。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尘埃落定》 民间情怀 宗教内蕴 民族情结
一、宗教内蕴――宗教外衣下的悲剧叙事
宗教题材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无法回避的精神内核。藏族作家亦如是。“富有藏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2]源于印度，其宗教教义直指心源，目的在于让人们如实证悟、开发和妙用自心真相。在原有苯教根深蒂固的基础上迅速衍化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藏族文化的灵魂是佛教哲学，因而种族哲学的基本命题与佛教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一致的”[3]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文化的根源在于心灵感悟，拥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藏族社会信仰中，藏传佛教的地位显然尤为突出。所以藏族历史的文本化书写中存在大量宗教因素，阿来在小说建构中也自觉注意并容纳进本民族的宗教历史因素，包括各教派的对立和土司生活中的各种宗教因素的渗透。
不仅如此，在阿来看来，“对不同的人来说，宗教是不同的东西……于我，就是一种宿命感”[4]。藏传佛教讲求的生命轮回、因果业报等观念促成了藏族人重来世、轻现实的人生观，生命的解脱和精神的自由成为普遍价值趋向和终极追求。著名人类学家泰勒认为，宗教最小限度的定义在于精灵的存在物之信仰(the belief in spiritual beings)[5]，对宗教本质的展示不仅需要教义、习俗方面的现实主义透视，更需要深层次对宗教源起的精神信仰、心灵人性的追问和探寻。神秘的宗教气息给阿来的文学创作带来强大的内在底蕴，在小说中融入宗教的力量，隐含着宗教意味的“人生为苦”的审美文化形态。作品多处存在关于生命之苦的描述，伴随生存困境的展现，抒发出对民族、人类的命运感慨――《尘埃落定》中，不可一世的吐蕃王朝最终因为“罂粟”和“梅毒”而寿终正寝。这个外表光鲜、拥有众多领地和下人的统治机构最终败倒在新社会的足下。曾经光辉的荣耀、强大的权势、美好的爱情都已经烟消云散，整个土司制度连同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迅速被推向死亡的边缘。在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作家通过对麦其土司的衰落历史的梳理和书写，展现此民族的苦难历史和人物悲剧性命运，进而提出关于普遍民族性以至人类生存困境的追思，赋予苦难叙事深刻的精神内涵。
二、民族情结――历史的缅怀与前景的忧思
宗教信仰不仅作用于内在精神信仰，也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形成。比如，氏族的图腾崇拜、法律规训的宗教色彩和政治统治上僧侣阶级的存在，甚至“社会习惯都常与宗教禁忌和魔术有关”[6]。阿来作品中的民族情怀生发于藏传佛教信仰的本民族的史诗化书写。不论《尘埃落定》土司制度的衰落还是《空山》机村历史都隐含着对现代文明带来的文化和人性的衰落的叹惋之情――“痛悼美好神圣的事物与人性的逝去，叙述历史和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入侵，为将近的机村唱响了一曲忧郁伤感的悲歌”[7]――作者力求对于藏地书写的真实表达。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中更是表现突出，以瞻对地区的“民族志”式书写为折射点来窥视整个华夏民族演变的苍茫历史，并通过重新审视历史关照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生存现实。又如《尘埃落定》，有以姻亲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土司家族内部与土司之间权势角逐、利益争夺的描写，也有土司家族统制下各派宗教争权夺势的戏剧化展示，更有祖祖辈辈受歧视的下人与平民阶层悲惨境遇的反映。作品对本民族叙事进行多卷轴、全方位的史诗化书写。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首先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联系”[8]。在《尘埃落定》等长篇小说中，阿来正是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展现，既缅怀传统，又寄托对民族前景的忧思。
此外，作品因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有意模仿及反应时代普遍人性人情问题而引发评论界的争议，甚至质疑“后发性现代国家都存在的问题还是民族特色”，阿来认为这是“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立场来面对这种现实”、“基于对后殖民理论的片面理解与借用因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9]。基于此种文学观，作家不再满足于字里行间对“文学藏区”[10]的书写，转而消解本民族的文化特殊性，达到对人类整体经验、普遍人性和共通文化的深入质询与探究。正如作家所言“这种写作本身，也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对于保守的民族主义和狭隘文化观的一种坚决的反抗”[11]。
三、民间关注――取材民间并关怀民间
《尘埃落定》不仅是土司制度衰败坍塌的影像，更是土司制度下底层弱势群体生存困境的苦难史。二少爷虽身份显贵，却有不自觉的民间意识，其所交往的也多是社会底层的人，而且时刻惦记着要给所有下人自由民身份。此外二少爷更是权利压制下民众话语的代言。只有通过这个相对安全的旁观者的视角才能真实地揭示出底层民众不为人知的低贱地位和悲惨境遇。与二少爷相对应是新教代表翁波意西，从整篇布局来看，傻子和书记官更像是一个人物完整性格的双重建构。僧侣翁波意西本属于上层，但是后来成了麦其土司家的书记官，这个有意为历史做最真实记载的可怜人两次被土司割去舌头，象征着土司强权政治下权利阶层对代表民间的话语权力的残忍剥夺。此外以宗教和世袭为依托的阶级冲突和尖锐对立在阿来的长篇创作中也得以淋漓尽致的披露。侍女小塔娜的女性身份缺失，银匠曲扎的奴性本态，甚至原本单纯善良的二少爷也在落后社会的大酱缸中渐渐滋生对权利的渴望和极度追逐――“我想当土司”[12]。这种权利意识后来在其为当上土司而萌发的杀父弑兄心理上达到极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哥登卫塞在《初期文化》一书中提出社会组织的五种成立根据。根据哥登卫塞的观点，“一个人不只属于一个社会集团，他可以兼属于家族、氏族、地方团体、结社、年龄集团、性别集团、世代集团、实业集团或者世袭阶级”[13]。明暗两条线索的互为呼应，完成小说对人类行为、态度和信仰的讽刺性剖析。
此外，阿来的小说成就离不开民间传说、口头传唱艺术等资源的自觉学习借鉴――“从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14]。《尘埃落定》中，二少爷的傻子表象下隐藏着类似阿古顿巴机智勇敢的品性。二者不仅有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更是一定程度上异化的结果，使情节矛盾更加激化，从而有效凸显主题，显示西藏社会历史形态下的典型风貌。诸如此类可见对藏民族的民间集体记忆与表达方式的灵活借鉴和传承。
总体看来，不管是对藏地叙事的“先锋性”探索，还是对民族史诗的“非虚构性写作”，阿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显示出作家突出的汉语创作能力。在此基础上，文本的价值更体现在宗教题材下苦难与救赎双重变奏、对藏民族传统叙事的史诗性书写，和对世俗权势规训下权利与欲望的尖锐透视。而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正体现为作家有意突破本民族的狭隘叙事，通过对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的揭示而展开对人性、精神、信仰的整体性的探索及其蕴含的深厚民间情怀。
参考文献
[2]赵学东、朱丽霞.《中国藏传佛教》[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
[3]丹朱昂奔.《佛教和藏族文学》[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4]阿来、姜广平.《我是一个藏族人，我用汉语写作》[J].西湖，2011.
[5]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
[6]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
[7]曹霞.《现代性进程中的民族悲歌――论阿来的》[J].艺术广角，2009.
[8]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M]，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阿来.《我是谁?我们是谁?――在东南亚和南亚作家昆明会议上的发言》[J].阿来研究，2015.
[12]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