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刊理由：彝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它还有漫山遍野的民歌和独特的衣食住行、宗教伦理等风俗景观。自小受彝族习俗熏染、听着彝族故事长大的纳张元，拿笔写作时民俗文化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翻开其作品，到处萦回着本真而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大山就是他现实生存的理想乌托邦，回忆中的千里彝山，经过时间老人的磨砺五月，既没有刚入春时的料峭之寒，也没有盛夏时的炎炎浮躁与慵懒。温和而不疏淡，热烈但不拘束，天空沉静，草木欣然。在这样柔和的日子里，我们有幸采访到了纳张元老师，初见纳张元老师，高额、深目、浓眉，是个典型的彝家子弟。纳老师平易近人，温文尔雅，毫无名人架子，让人感觉不过是个热情好客的邻家长辈罢了，尽管从未谋面，却依旧没有任何的隔阂。
苦难童年 自强不息
连绵起伏、蜿蜒曲折的千里彝山如一条受惊的巨蟒，腾空跃起，一座山峰拔地而起，高耸入云，山峰原来的生形应该是十分圆润丰满的，却不料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刀硬生生一劈两半，陡然间就变成瘦削凶险，贼眉鼠眼的两半，东边一半叫百草岭，西边一半叫寒婆岭。双峰对峙，壁立千仞，一条大江从两山之间穿流而过，名为渔泡江，是金沙江的一条支流。那山陡得猴子过山淌眼泪，岩羊下山滚皮坡，一条山草绳一样细细的小路，弯弯曲曲的挂在壁陡的山腰上，行人像壁虎一样贴着悬崖小心翼翼地移动，稍不留心脚下轻轻一滑，人就象鸟一样在峡谷中飞起来，一直飞下万丈深渊。纳张元就出生在寒婆岭下的半山腰一个古老的彝家山寨里。
彝山上长满了苍老的古树，它们自生自灭，无人问津，在寂寞中打发日子。彝山上住着古朴的山民，太阳是他们计时的挂钟，大山是他们祖祖辈辈耕耘的伊甸园，早上出门唱一路欢歌，晚上回来背一篓疲惫。干活累了，就围在冒着浓烟的火塘边，端着粗糙的土巴碗喝热辣辣的烈酒。女人们出神地望着黝黑的楼楞，为男人们唱一支支古老的民歌解闷，男人们耐心地在酒碗里，替好奇的娃崽们打捞一个个浸泡得发胀的故事。
纳张元的童年就在这苍凉的古歌中泡大的，纳张元生在大山、长在大山， 16岁考上大学离开大山。也就是说， 他的童年、少年是在大山深处度过的。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纳张元很小就体验了生存的艰辛和求学的艰难。他的散文《山道悠悠》， 看了让人感叹不已， 那弯弯的山道， 那求学路上背着粮食的尖底篮压弯了腰的幼小身影，还有连同尖底篮一起滚下山坡的狼狈样， 还有那被雨淋后发霉的苞谷面、苦荞面， 还有摔得伤痕累累的膝盖手臂……这一切的一切， 让纳张元刻骨铭心。纳张元不是一般的山里孩子， 他从小就用一颗敏感而聪慧的心感受着家乡、感受着父老乡亲的敦厚和善良。
纳张元特别喜欢看课本以外的书籍。看得多了以后，一些问题总在困扰着他：远古的祖先能爬出葫芦，他们的世代子孙怎么就爬不出那个浅浅的酒碗？火塘怎么像一个魔鬼的怪圈，拴住了一代又一代想向山外挣扎的人？城里男人是不是也像山里汉子一样把烟斗装得很满？回荡在红土地上的悠悠山歌怎么永远充满了抱怨？他把这些困惑写成小说、散文模样的文字，居然发现能变成铅字。于是，纳张元踏上了漫长的文学之旅。
走出大山 回归民族
纳张元说起大学毕业分到乡村中学教书，1993年又回到高校的这段经历时感慨颇多，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小生活在大山，长在大山、那时因为身在其中，所以当局者迷。后来出来上大学、开阔了自己的眼界，特别值得感激的是接受了许多现代文明，还有汉文化中许许多多新的信息和崭新的价值观念，让他开阔了眼界，然后回到母校大理师专后，再次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他的眼光就跟没走出大山之前不同了，那段时间，在他评价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存方式和民族习惯时，就有了参照物，这就是汉民族文化提供给他的一些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重新审视彝山生活时，就看出许多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所以回去那段时间，让他得以零距离的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重新去感受那块土地。通过几年在那块土地上的生活，觉得自己逐渐被局限时，又有了一个机会离开那块土地，到外面工作。跳出来，站在另一块土地上来回望这块衣胞之地时，这种认识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有了一定的距离，才会挣脱束缚，便于反思，如果一直生活在那块土地上，很难对脚下的那块土地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更超脱的角度来反思。有些东西，必须有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距离不仅产生美，距离还能确保公正。
在谈及这些年的作品时，纳张元谦逊地说道：“这些年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感觉自己这些习作水平的文字质量不高，而且数量也不多，比起其他作家，我的勤奋处也赶不上他们，悟性也好、对文学艺术的领悟能力、对生活的感受能力也好，也都远远赶不上他们，所以到目前总体觉得，没有写出什么好的作品。这么多年来如果说我的作品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关注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关注大山，特别是大山里山民们的生存状况。因为我本人是彝族，从小就生活在大山里，所以对大山里的山民们的生存状况比较熟悉，对他们的命运关注得比较多，这些带有反思性质的关注在我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虽然这些反思都很肤浅，却仍然听到了一些好评，这给了我很大鼓舞。还关注并反思了以彝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这些文化因为特殊的地域原因而得以完好的保存，我将这些表现出来，可能就使我自己的作品有了某些特点。但更主要的是，我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现这些民族特色、民族风情的层面上，我觉得自己在有一点上是作了努力的。我本人是少数民族文化人，我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是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它的特点、长处，但同样也具有它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可能又没有意识来主动反思这些局限与缺点。而作为外来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文化人，他们又在小心翼翼地对待少数民族文化，觉得它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结果都不敢轻易地去“指责”它，更不敢“揭短”，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反思彝族的文化，反思彝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特别是一些陋习，虽然是祖祖辈辈、世代相传，但是明显的是一些陋习，在我的作品中，作了一些毫不留情的反思，这种反思可能有些时候是错误的、偏激的，但毕竟已经开始主动思考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应该肯定的”。 彝族是一个有着原始图腾崇拜的民族，他们崇拜着动物的力量和雄壮、快速和敏捷，也崇拜动物生的本能和与自然抗争的态度，更崇拜生命延续的伟大。彝族先民的许多对生活和生命的原始思考，都与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纳张元的作品中，这些联系就显得更加直接，更加形象，更加生动，也更加感人。在纳张元的作品中如“汉字像蚂蚁脚杆”“河里的青苔像绿蛇一样”“苍凉悠长的岁月像朽钝汗腻的篦子”“稀疏的树木像百岁老人的牙齿”一类的比喻随处可见，不胜枚举，给他的作品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如果说纳张元在接受汉语教育、被汉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挣脱规范汉语的绳索执意回归的话，那么，这些直观感受的思维活动和原始的比喻才是他作为彝族后代在语言表达上的本真意义的回归。
笔耕不辍 植根民间
纳张元作为惟一的彝族作家入选中宣部建国60周年在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班。有学者认为，他的著作《走出寓言》和《民族性与地域性》获得巨大的成功。其《民族性与地域性》在中国民族文学评论界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谈及这部民族理论文集的核心思想与理论成果时，纳张元表示不能算巨大成功，只是作了一些思考和探索。
纳张元介绍，由于横断山的阻隔，形成了云南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因此形成了人文环境中的意识横断，超稳态的文化结构，多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融合，“慢半拍”的生活节奏和观念意识，形成了云南独特的边地生活和边地意识。《民族性与地域性》一书以“地域性和民族性”为关注点，以“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为主导，以作家作品为主体，注重文本解读。分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对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创作思维和人格状况的影响。不仅与云南的汉族作家作品相比较，也与其它省（区）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
以“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这一独特的视角切入对云南部分作家作品进行了诠释和解读。并归纳出了一些带有普遍规律的东西，讲述边地老百姓的故事，一种对民间充满亲和力的创作立场。很多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尝试着放下精致漂亮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拿起笨重古拙的方言土语，以边地的语言写边地，不曾想这一试竟写出与众不同的味道来了，把一个原汁原味的活生生的边地捧到读者面前。自然至上的价值取向，红土地上源远流长的一种古老民间生态智慧。自从工业文明的潮水汹涌而来，人类征服自然的破坏行为已使承载我们的地球千疮百孔，满目苍痍，人类开始在噩梦中痛苦而绝望地挣扎。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群中有许多觉醒的先行者，在他们的笔下，爱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呼声不绝于耳。提出“民族性”和“地域性”既是特色又是局限的观点。并强调，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中，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加倍坚守地域性、发扬民族性，写出自己的鲜明特色，不可替代的特色，无论低调高调，一定要有腔调。同时，还要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把民族与时代结合，民族与世界结合，书写民族之痛也是世界之痛，歌唱民族之悦也是世界之悦。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并不完整的文学史，它严格意义上只是一部中华汉民族文学史，而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的文学史、多元一体的文学史。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并不存在任何的隔膜和障碍，相反，汉民族的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非常普遍，而且有悠久的历史。为了让那些看不懂汉字，听不懂汉话的普通百姓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汉民族的文学经典作品，他们不仅将汉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并且用本民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样式来进行广泛传播。可惜，这种文学教育是不均衡、不对等的，不是双向互动的，而是单向流动的。
民族情结 故土难离
纳张元的作品有一种特别质朴的乡土情结与生活气息，读来有味。这与他曾经少年时的乡村生活有关。纳张元说，“我的精神总是在在城市和大山之间漂泊流浪，人在山里，精神却在向往城市，古朴的大山常常使我感到封闭的压抑，我的幻觉中不止一次出现过，我已经成了大山里的一棵苍老的树，自生自灭，无人问津。”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与我无缘，我的精神永远‘生活在别处’。费了九年二虎之力，才挤进城市，狗颠步地走在大街上时，我感到自己歪斜零碎的脚步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的创作开始走入思想的悖论：面对大山时，我呼唤城市，幻想着那些苍凉的大山也像城市一样灯火通明，而客居城市时，我发现现代文明正在疯狂地异化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纯朴的自然人性，于是我又肆无忌惮地嘲笑城市，并拒绝文明。当古老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我面临两难选择的境地，只好按照主流话语的取舍标准，无一例外地让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冲突中一一死去，现代文明总是赢得莫名其妙。于是，我的作品常常把蕴涵丰富的矛盾冲突作简单化的处理。按照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文明总是要战胜愚昧落后的。实际上，生活本身是复杂多变的，文化亦是如此，不能简单地下判断，说谁好谁坏，现代文明不一定都好，旧文化也不一定都坏。现代文明有它很多的负面影响，而旧文化能流传至今，也就说明仍有它的生命力所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新旧文化各有优劣。
采访快要接近尾声时，纳张元对记者说，我想借用我的《城市情怀》中的几句话来描述我自己：“我很清楚，我已成了这个经常刮大风的城市里的一棵歪脖子树，一种怪异的人文风景。会有许多好奇的人把我当作某种标本，用放大镜来反复鉴赏研究。他们将不会失望，作为标本的一种，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城市情怀》喊出了多少像纳张元一样热烈地怀念着故土，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纳张元却又加倍怀念大山里那些温馨自由的山间羊肠小道，他总是把地老天荒古朴苍凉的千里彝山当做自己的精神乐土，尽管纳张元从小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但是，由于从小就在古朴苍凉的民歌中泡大，他一方面用娴熟纯正的汉语写作，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寻找突破，他说，面对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不迷茫，他有自己的信念，始终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文学是塑造心灵的雕刻刀，它的教育作用总是在润物细无声中悄然进行的。少数民族要一如既往地熟读汉人经典，汉民族也应该全面系统地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汲取双方文学作品中所承载和蕴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力量。纳张元深知，一个优秀的作家，要使其作品更富有个性并拥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在创作实践中仅只有回归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超越。纳张元在述说彝乡山水、人情、风俗时，不是简单地再现，而是致力于文化的反思。纳张元独特的语言个性远不在于他回归传统民族民间文学的表达形式，在纳张元的作品中，一方面整齐的句式、强烈的节奏感、诗一般的音乐性，有力证明着其语言回归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学，回归着民族文化。
责任编辑：吴安臣，伴随其成长历程中的挫折与苦难，成为了他的人间天堂。
纳张元简历
纳张元，彝族，博士，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七所高校客座教授，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人民文学》《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300多篇。出版有《走出寓言》《民族性与地域性》等专著，主编《现代写作教程》等多部大学教材。小说、散文分别被《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和《散文选刊》转载。16篇（部）作品获省（部）级奖励。5篇作品作为范文入选大学本科教材，5篇小说散文入选中学乡土教材，复旦大学专门召开过“纳张元作品研讨会”。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7项。云南省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负责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重点建设学科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