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方志学和民族学作为各自成熟而完善的学科体系，近年来不仅取得了较为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二者在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两个学科的合作交流将会进一步推进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发展、大繁荣。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方志学与民族学的合作与交流也将会碰撞出新的火花。
关键词：方志学 民族学 学科合作 “大数据”
中国方志学与民族学产生和发展的时间相对较晚。梁启超作为近代方志学的奠基人之一，率先提出了“方志学”这一名词，并在方志的性质、渊源、功用和编纂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开创性的看法，引领了近代方志学研究的新潮流。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传入中国，并开始了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过程。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通过中国仁人志士的积极传播和发扬，并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在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的争辩过程中求得了发展。建国后虽经历过一些波折，但如今已逐步建立起中国化、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迄今为止，中国方志学和民族学作为各自独立的学科已经发展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更好的发展方志学与民族学，并且借助信息化时代的新技术条件开展二者的合作交流，无疑已经成为学科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一、什么是民族学
民族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一门学科。“民族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由’γos〔ethnos（族体民族）〕和λγos〔logos（科学）〕两字组成，就是指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主要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通过分析各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相互关系，归纳各民族社会发展规律。在这里，为了更好地理解民族学，我们还应明晰民族学、民族史和民族史学的联系与区别。民族史，就是记述和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即通过研究该民族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历史过程，从中探寻民族历史发展规律。民族史学，指研究民族史籍和相关历史文化的一门学科，是研究民族历史学的历史，它是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在民族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从概念上看，三者的联系十分紧密，皆以“民族”为纽带，研究内容上也有许多交叉点。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等层面分析，三者则是泾渭分明，绝非同一门学问。首先，民族学以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民族史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的历史；而民族史学则以民族的历史学为研究对象，也就是三者的研究重点不同。其次，民族史的研究范畴，显而易见是某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历程；而民族学不仅限于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还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研究范围更广泛、更全面。可以说，民族学包含民族史的研究内容；民族史学则是研究各民族历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是利用存留下来的民族古籍和历史实物进行研究，包括文献典籍、口头传承和碑刻铭文等。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学、民族史和民族史学分别为各自独立的学科，联系密切却也各有区别。所以，搞清楚三者的基本概念和相互关系是深入研究民族学的必然前提。
（一）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民族学发展肇端于西方，相关研究涉及极广，本文所要探讨的民族学则主要限定于中国范围，关注中国民族学。
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一门学科，毋庸赘述，中国民族学以各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民族产生、发展的历史兴亡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多个层面。同时，站在当代全球化角度上，并且考虑到中国辽阔的疆域和同他国交流往来的历史经历，对外国民族、尤其是邻国民族的发展状况以及其与我国各民族历来关系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是中国民族学需要关注的问题。但是，为中华民族服务，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仍占据学科研究的主要地位。
民族学的研究任务就是紧紧围绕“民族”这个中心点，搜集和清理中国各民族所有相关资料，梳理各民族的发展脉络。需要注意的是，民族学在中国发展较晚，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相关资料搜集较为困难，一方面有历史上不重视甚至蔑视少数民族，以及本民族无存留历史文献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辨识问题。这就需要对各民族资料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同时也表明民族学研究前景是非常可观的。通过对史料予以系统归类和整理，总结各民族发展演变的规律，分析其历史变迁带来的影响，进而更好地指导现代民族学的研究方向，这对各民族的现代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民族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中国民族学虽是近代逐渐形成、发展的一个较为独立、系统的学科，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实际上，我国对各民族研究的发源很早，因此资料颇为丰富。 其次，由于中国史书记载始于官方，在长远的古代社会时期，官方修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方志和民族史志的记载往往反映了统治者意志，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政策。方志中例如县志、郡志、省志等都会有地方政策演变发展的记述。每一朝代的少数民族政策大多采取本民族首领治理本民族的方法，这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元、清两朝更为明显。故在研究政治政策方面，方志学和民族学也有很大的交叉空间。
第三，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方志学和民族学各自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学科，均聚焦于地方或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现状。二者都是通过搜集和整理大量的资料，梳理研究对象的演变历程，归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用以分析和指导现实生活。
3.方志学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相似性
美国民族学家C.恩伯和M.恩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约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要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习俗。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开始了田野工作。”[7] 这里的“田野工作”就是指民族学研究最常用的“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是针对某一民族地区的生活方式进行的长期研究工作，这里的研究不仅包含理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深入到民族生活中进行观察和实践，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真实性。同样，方志学也拥有相似的研究方法，由于方志鲜明的地方特色，就要求方志学工作者深入实地考察，对比分析从古至今的地方发展变化，并核实文献记载的准确性。
资料整理法也是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在著述中注意采用西方学术界运用较多的资料整理方法，注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的整体，观察和较为准确地报告所见到的种种现象，调查结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通用性。”[8] 在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相关方志还是民族的史料都十分浩繁，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掌握最恰当、最高效的方法，提升眼力，辨伪存真。同时，还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忍辱负重，坚持不懈，这也是研究方志学或民族学工作者的必备素养。当然，这些资料不仅包括文字史料，还有历史遗迹等实物，以及人们口口相传的“活历史”也要加以考量。尤其在民族学研究中，由于很多少数民族缺乏民族文字，但拥有民族语言，也为学术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来源。现今在少数民族群体中，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人数越来越少，很多少数民族已是“名不副实”，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应引起重视。
（二）方志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方志学与民族学在中国形成的时间较晚，均是在近代由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在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结合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和丰富资料，使之成为本土化的学科门类。但作为两门各自独立的社会学科，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1.不同的研究对象
方志学是研究方志的一门学问；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并且不是只研究民族的某一侧面，而是将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因此，民族学学科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比一般学科要强一些。不同的研究对象是两门学科的最大差异，也就决定了两门学科各自的显著特点，即方志学的地缘性和民族学的血缘性。方志学以方志为中心，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探究地方发展和社会文化状况，总结地方发展演变规律。因此，方志学是针对各地区研究的一门学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色。民族学则着眼于民族，相同的民族群体除了具有共同地域的特征以外，还拥有共同的心理素质、语言、文化、经济生活等要素。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就可以观察出，尤其在少数民族群体中，我们会发现不同民族会有自己独特的生理特征，如蒙古族的高大威猛、壮族的短小精悍、维吾尔族的高鼻梁；以及各自鲜明的文化风俗，如彝族的“火把节”、瑶族的“达努节”（又称“祖娘节”），鄂温克族的“逃婚”、畲族的娶亲赛歌等。各民族在生理和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即使脱离本民族聚居区大多仍是存留的，正如分散于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即使远在异国他乡，在新春佳节仍会怀念故国家人，采用传统习俗方式。这些正体现了民族特有的“血缘性”特征。
2.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因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便决定了各自研究目的的差异。方志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搜集和整理方志的各类资料，梳理地方发展演变历程和方志文献研究及变化状况，总结其历史发展规律，进而有效指导地方现实实践和方志理论研究；民族学的研究目的则是将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某一民族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落脚点仍是指导当下民族生活，同时也为其他联系密切的学科提供客观帮助。
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方志学和民族学的实践性都很强，但仍有所区别。方志学遵循“述而不论”的根本编纂原则，在实践基础上对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编纂和运用，更偏重于记述。而民族学由于研究对象是民族，必须要深入到民族生活地区中进行实践研究，但在搜集整理资料后更偏重于理论思想的深化提炼，然后反馈于民族的现实生活，指导社会实践。其中，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实用的具体方法，根据林耀华的《民族学通论》，最常用的有：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等等。熟练掌握这些实践方法是每个民族学工作者的必备素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要注意多种方法并用，避免单一方法使用造成的研究遗漏或缺失，这些方法和理论也是方志学研究值得借鉴的地方。
3.不同的记述方式
在文字表述和体例体裁上，方志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具有丰富的表现方式。陈光贻在《中国方志学史》中将方志体例划分为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杂记体、传记体、辑录体、术数体、辞赋体、骈俪体和歌诗体等多种类型。因此，方志记述方式的多样也就使得方志学研究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这就有助于学科深入人民群众，增强大众的历史主体意识和参与度，普及学术理论思想。而民族学的记述方式一般则表现为撰述民族社会发展或研究民族特性的一些专著或论文。虽然复杂的体裁在方志学研究中并不多见，但相较而言，民族学的表述形式稍少，体例体裁比较单一。
总而言之，方志学和民族学作为两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必然存在很多差异，但深入探究会发现二者于差异中亦有融合之处，进而为两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奠定了扎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