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谱”或全国性统一的谱书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初有官方颁行的《氏族志》。元代，徽州出现一部记载地方氏族的《新安大族志》（以下简称《大族志》）。此后，又陆续涌现出《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形成了徽州特有的“族志”系列。目前，学界对《新安名族志》关注更多，主要是从它的编纂背景、过程、宗旨，以及版本和史料价值等方面做研究。然而，对《大族志》关注不够，在它的编者及刊刻年代上尚存争议，这使其身份变得扑朔迷离。另外，对《大族志》的成就和影响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其成就和影响做重点阐述。笔者不揣浅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别出心裁的“族志”
陈栎在《新安大族志序》中说：“夫族志者，乃先朝唐太祖高皇帝命诸贤臣儒士而集族志以继宗祖之义，正风化之遗，使不忘乎本也。”这里，所言“族志”，指的是贞观《氏族志》。可见，陈栎已经注意到“族志”的重要性。在陈栎看来，“族志”的编修可以“继宗祖”“正风化”。实际上，唐贞观时所修《氏族志》，是通过“序列天下氏族门第”来选拔官员，侧重它的政治功能，此举对唐朝的稳定和繁荣有很大影响。然而，陈栎编修《大族志》，注重它的社会功能，通过“继祖宗”“正风化”，以实现“不忘本”，这对维持明清徽州风俗淳朴、社会稳定有重大意义。《大族志》作为元代家谱“总结性”的著作，陈栎虽草创未就，然开了徽州编修“族志”的先河。
编修原则
首先，编排姓氏，以“所迁先后”为次序。据《新安大族志・凡例》记载，“各姓据所迁新安朝代先后为之次序并无甲乙”。陈栎有意识地对姓氏进行编次，不以氏族“甲乙”而论，而以迁徙先后为准。如程氏：黄帝重黎后……汉末曰普为都亭侯，普之后曰元谭，永嘉间为新安太守，赐第黄墩。十四世曰灵洗，击侯景，封重安公，谥忠壮，追封忠烈王，子二十二人，居新安。鲍氏，鲍本姒姓，夏禹王之后……先世青州，至晋曰伸，镇新安。永嘉末，子孙避兵江南。咸和中，曰弘，任新安太守，因占籍居此。这里，程氏是在“永嘉间”定居新安，而鲍氏是在“永嘉末”避兵江南。不难看出，程、鲍两姓的编次是以他们迁徙新安先后次序为原则的。
其次，详其所自出，而略其事迹。凡例说：“大族实迹，自见各宅宗谱，此概不赘。”从“族志”内容来看，未有对大族“实迹”的任何记载。如方氏，方出榆罔之子，雷封方山，因氏焉。汉永光初，祭酒伟推之孙长史家丹阳，唐时曰肃者，桐]万户，卜居于白云村。紧接着写到歙县大族方氏有结林派、罗田派、沦坑派等派系。文中又写到，结林派，郡南十五里，唐玄英十二世孙桂，自白云村迁歙西柘源。桂后十三世曰宁、信，兄弟六人，其后散居新安。不难发现，对姓氏的记载，只是强调它的出处，并未提及大族事迹。
最后，“标其地名”，以实现“分明世派”。凡例中称，“各邑有同姓、同族者，则合其派而书之”。实际上，以派别来区分同姓族群，这是《大族志》最重要的编写方式。如俞氏，它有歙县派、溪西派、山斗派、长田派、钟口派、礼田派、石兀派、礼洛派、新源派，共九大派系。这些派别实由地名构成，这与《名族志》略显不同，它们用村镇名来记载氏族。如《新安名族志》中的俞氏，歙县的岩镇，休宁的溪西、万安、山斗等。另外，《大族志》在世派旁标注方位，如歙县余氏：余岸派，邑南四十里；余家派，邑西三十里；汝溪派，邑南五十里。这点，在《名族志》中得到了继承。
内容体例
首先，在体例上，陈栎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大族志》的基本框架是姓氏、邑名、方位、派别。如黄氏：歙县大族黄氏、石岭派（邑西南十里）、黄家坞（邑东隅）、竦塘派（邑西四十里）、黄屯派（邑西九里）、潭渡派（城西四十里）、虬村派（邑西九里）。对于世系不详的，则“只标其地名”。与家谱相比，这种体例十分独特。南宋朱熹认为，家谱主要是由世系和文献两部分构成。尤其是世系，它是家谱的核心，在家谱中占有很大篇幅。然而，《大族志》更关心对氏族渊源的追溯。有趣的是，敦煌出土的《氏族志》在体例上与《大族志》十分相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元代，类似于《氏族志》的谱书还有流传，陈栎得以借鉴了其中的编修方法。这些谱书为私人所作，以稿本或抄本的形式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陈栎的《大族志》也是稿本，只不过陈栎是元代大儒，徽州又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因而《大族志》能流传下来。
其次，在内容上，《大族志》的记载偏于简略。主要包含姓氏来源、家族始祖、宗族派别、迁徙情况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汪氏，始于鲁成公孙，成公次子黑肱生子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号汪侯，子孙遂以为氏。汉末文和，以破黄巾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197年），渡江，孙策表为会稽令，家新安。十二世勋明，生僧莹、僧湛。僧莹长子华，当隋末，保守宣、歙、杭、睦、婺、饶六州，称兴王，唐封越国公，庙祀乌聊山，宋元追封王，生子九。僧湛第三子铁佛，隋大业间为新安首领，与兄华保据歙州，武德三年（620年），兄华遣镇佛入唐纳款，授金紫光禄大夫，四年授本守六州总管长史、上柱国、宣城郡开国公。生八子。迄今十姓大汪云。歙县大族汪氏有唐模派、潜口派、上路派、稠墅派等。其中，唐模派是华公长子建八世孙思立元和间由澄源迁此。潜口派是唐模派宋大夫叔敖迁此，今梧竹源此分派。文中，对汪氏的姓氏来源、始祖、始迁祖、派别、迁徙情况都有介绍。与家谱不同的是，《大族志》中没有记载家族名人，更没有对他们的生卒年月、迁葬地址、重要事迹的介绍。这是因为：家谱的编修者有较强的血缘意识，更注重家族成员的亲疏关系；而“族志”的编修者有浓厚的地缘意识，只关心氏族迁徙的先后次序。
总之，《大族志》不拘成格而富有变化，虽然“疏略未备，且立例混于他郡姓名”，然它包含了徽州氏族的一些信息，于元代族姓之研究，不失为一重要资料。陈栎草创之功，应当得到首肯。需要指出的是，陈栎在序中明确提到了编修《大族志》的目的，他说：“族志何为而作也？士君子上以推本得姓之源、下以载派脉之远而作也。”在陈栎看来，编修“族志”是为了“继祖宗”“正风化”，要“推得姓之源”“载派脉之远”来实现它。这反映了陈栎编修“族志”的思想，这对《名族志》的编修有指导意义。 “族志”系列的出现
自《大族志》之后，陆续出现了《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它们与《大族志》一同构成了徽州特有的“族志”系列。
明代涌现出一批热衷于编修“族志”的学者，如郑佐、洪垣、戴廷明、程尚宽、曹嗣轩等。他们以编修“族志”为己任，不断地去搜集、整理资料。据《程尚宽引》记载：“元儒陈氏定宇尝编有《新安大族志》，其书惜未盛行者。双溪郑公、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彬彬乎可以观新安人文之盛矣，乎可以占世道亨昌之机矣，猗欤休哉！而为之采录者，则始于祁之叶本静，继之以休之戴廷明辈，勤勤搜辑，垂十年矣。”不难看出，这些有志于“族志”编修的学者，他们追随陈栎的足迹，不惜花费大量时间，来实现陈栎的遗意。
关于陈栎的遗意，洪垣在序中有云：“元儒陈定宇以不得行其志，惧乡俗日且疚戾，乃窃取新安名族，叙其源委，以微存昭鉴之权于十一，识者亮之。”这里，洪垣称陈栎“惧乡俗日且疚戾”，指出了陈栎“正风化”的遗意。此点，王讽在序中作了详尽的阐释，他说：“顾其人物未登于郡乘而散见于各谱者，则若琐琐乎其浩繁而未易以遍理也。而诸君子雅意斯举，博采各邑各氏之谱，约而成一郡名族之志，使阅之者不烦晷刻而周知无遗，且使后此而孙子者、而父祖者、而先达者、而后进者，皆知所以观感警劝，以谓族之所以得名者谓何，而吾之今日其所以振举其门第而耀光其先世者在何，莫不后先相师，以衍作祖作孙之意脉于无穷，则是岂不为陈定宇之遗意哉！”在王讽看来，通过编修《新安名族志》，使观志者“周知无遗”，让后进者“观感警劝”。他还说：“而陈定宇之意，苟其借名族之志，以厘正新安之风俗，以寓观感警劝之机，其顾不在于先定谱而后定志哉！”这里，他揭示了陈栎作《大族志》是为了“厘正新安之风俗”的用意。如果要实现“正风化”，就要“推得姓之源”“载派脉之远”。胡晓在序中坦白地说：“族志者，所以明本宗、纪世系也。”换言之，要有追溯本源的一本观，以及彰显家声的明世系。
“族志”的编修，都受到一本观的指导。《大族志》《名族志》都有对姓氏本源的追溯。为说明情况，以程氏为例。具体内容，详见表1～3。
从表1～3来看，《名族志》对《大族志》的体例有因袭，特别是对宗族迁徙情况的记载，可以说是“族志”的一大特色。在迁徙情况中，当追溯程氏本源时，几乎都归为忠壮公。《大族志》有4处，《新安名族志》有6处，《休宁名族志》有6处。可见，“族志”的编修受到了一本观思想的指导。
此外，“族志”的修，还重视“纪世系”。陈栎在编修《大族志》时，极为强调“载派脉”，至戴廷明、程尚宽时，这一观点又有新突破，他们以明世系来取代“载派脉”。以歙县程氏、汪氏、黄氏为例，详见表4、表5。
从表4、表5来看，在《新安大族志》中，程氏支派有21个，汪氏支派有25个，黄氏支派有12个。在《新安名族志》中，程氏支派有22个，汪氏支派有25个，黄氏支派有12个，总共59个。可见，支派的数量增多。另外，对支派内容的记载也逐渐丰富，如程氏槐塘派，《大族志》中写道：“忠壮公十五世孙汾，仕唐，歙州助防驱使，传三世延坚迁此。”《名族志》的记载则要比它翔实得多，文中称：“……系出忠壮公十七世孙曰玢，仕唐，歙州助防驱使，迁邑之河西，传三世曰延坚者，始徙于此。延坚七世曰大圭，宋赠太师。八世曰子瑜，赠迪功郎；曰子，赠太师，追封齐国公。九世曰域，赠奉议郎……二十一世曰继芳，由胄监官浪穹县丞；曰廷恩，监生。”这些，反映了“族志”对派系的记载从“载派脉”到“明世系”的转变。
作为“族志”系列的两大部分，它们不是独立且漫无目的地发展，而是批判地、有序地前行。《新安名族志》是“以姓统邑”，即从姓氏到邑名再到村镇名。如程氏，歙县的槐塘、虹梁、潜口等，休宁的汊口、塘尾、溪西等。这点与《大族志》是一致的。《休宁名族志》是“以邑统姓”，即从邑名到姓氏再到村镇名。如休宁，程氏，汊口、会里、陪郭等。这一变化，说明了“族志”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曹嗣轩原计划编修六邑名族志，他在《休宁名族志・凡例》中写道：“旧志六邑同姓者合为一章，惟分六邑次第，以今视之，似未便于观览。兹分为六邑，每邑各为一秩，以便稽考。其六邑及乡里次第仍照旧例，不敢紊乱。”此外，他还罗列了大量的名人事迹，以忠孝、乡善、笃行、贞节、硕儒、勋贤等条目出现。事实上，是对《新安名族志》中“忠孝节义，勋业文章”指导思想的深入，也是对陈栎“正风化”遗意的发展。这一现象，与曹嗣轩对“族志”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说：“顷友人持程文祖诸君所梓名族集视予，予恍然自失，愕然愧作，不意先得我心之同然也。乃三复披阅，见其犹有阙焉者，盖备于簪笏而略于氏族也，予或可以羊革补裘矣。”这里，曹嗣轩对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做了客观的评价，在他看来，《新安名族志》仍有不足，主要是“备于簪笏而略于氏族”。基于这种认识，故序列诸多条目，期望有益于风教。
“族志”兴起的启示
陈栎作为谱学名家，编修家谱得心应手。而《大族志》的编修似属草创，其有待发明之处尚多。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明代，一群“继志之士”主动对《大族志》进行整理、考辨。经过他们的努力，《新安名族志》才得以问世。胡晓给予它很高的评价，他说：“世次精白，衍派祥明，文约而事该，语质而不俚，律之班固之年图、马迁之世系，大有径庭矣。”实际上，“族志”的编修要比方志、家谱困难得多。“族志”能否编修成功，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
首先，兴修家谱。王讽在序中说：“故族之名，名于人也；志之纂，纂于谱也。”在王讽看来，“族志”的编修要用各族家谱来做参考。他强调，“是故知所以修谱，而后知所以修志也”。他认为要先修家谱，而后编修“族志”。这是因为：“正以事关六邑，元非一家之私事，则固非一家之私书也。”家谱反映了家族成员对家族文化的认同，体现了家族成员对家族历史达成的共识。一旦离开家谱，“族志”无法编修。否则，会引发“众口之呶呶”。因而，“其谱者志之源，源洁则流清，而庶其事之无疚者，此也”。元代，因战火兵燹致家谱毁弃，存世的数量不多。到了明代，社会稳定，统治者鼓励修谱，家谱数量不断增多，特别是注重对会通谱、统宗谱的编修，这使编修“族志”成为可能。 其次，团队合作。陈栎尝修《大族志》，凭一己之力而草创未就。《新安名族志》则由数人合力而作，终成不刊之典。王讽在序中称：“其事创于六邑诸君子，曰汪子孟，曰戴子廷明，曰胡子德卿，曰程子，曰王子克和，曰叶子本静，盖皆贤士大夫之族也，而勤勤搜集十余年，而今始告完。”不难看出，对“族志”的编修不是一人、一时能够完成的，而是要有像“六邑诸君子”那样的编修群体，甚至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曹嗣轩只编修了《休宁名族志》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编者素养。陈栎是著名的谱学家，他有家学传统、道德修养及勤奋精神。戴廷明、程尚宽、曹嗣轩等人也具有这些素养。就勤奋精神而言，洪垣在序中说：“厥今和溪戴子、古山吴子、谷程子辈，则又因述旧典，更加摭集，以详著各族先世之善，核而不滥，侈而不夸，夫岂无所为哉！”另外，程尚宽在引中说：“宽谨谋之六邑名公及诸同志者，仍其旧本而续补之，考其姓氏迁次而更定之，校其讹谬出没者而厘正之，约其异而归之同，非故于其同而求之异，盖欲行吾义而情有不得不然者耳。”可见，他们都十分勤奋，特别注重对旧本的续补和考辨。就道德修养而言，曹嗣在《休宁名族志・引》中指出，“兹举为各宅彰家声耳，非图谋利也”。不难看出，他有“大道为公之心”，编修“族志”讲究公正。就家学传统而言，曹嗣轩在《刻名族志通知帖》中称：“万历己卯，洪先生束杖而过先子，先子北面事之，命诸子从学于先生之门，将别，出是编以授先子，曰：此予未了事，今以授子，续此笔者，非子而谁？是亦史氏遗意也，子其勖之……轩也丘壑鄙人，为世摈弃，日事稼穑，口体彷徨，安能绍父、师之业哉！”在曹嗣轩看来，编修“族志”是对父亲、恩师事业的继承。总之，他们都有以编修“族志”为己任的伟大精神。
最后，民众支持。程尚宽说：“阅其名家，尚多缺略，此盖情限于力之所弗及，而义睽于势之所弗能故也。”这里，程尚宽已注意到编修“族志”所遇到的困难，即“情限于力”和“义睽于势”。具体而言，编修“族志”要群众参与，同时编者忌惮名族的势力。对于“情限于力”，曹嗣轩指出“其间或恃门第不亵抄示世系者，或不谙典籍视为无益者，又或甘于自外者，以致本枝遗漏，此皆自弃自误，其于作者何尤！”可见，并非人人都愿意加入到“族志”的编修活动中去。因此，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显得十分必要。
质而言之，“族志”的编修，是区别于家谱的“大众”行为，要调动地方上的各种资源，尤其是家谱资料。这就要地方上有威望的学者去号召和参与，像陈栎、郑佐、洪垣、戴廷明等。从《大族志》到《名族志》，延续了300年的编修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此后，“族志”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清代不再兴修统会宗谱，而是主张编修支谱，这不利于对“族志”的编修，并且，编修支谱也能彰显家声。另外，“族志”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编修的难度，即对编者素养、团队合作、民众支持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