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承志是一个有着强烈族属意识的回族作家。多重文化的影响既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料，也让他承受了文化分裂带来的痛苦。张承志的散文向读者展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与复杂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张承志 散文 文化分裂 文化认同
对于回族作家张承志来说，散文不仅是描写人事物景、抒发情感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使之成为记载自己的心灵史的文字工具。在汉文化、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多重文化的影响下，张承志通过散文这种特定文体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与复杂的文化心理。
一、多重文化分裂的痛苦
回族因失乡丧语而只能全族持守宗教信仰的“在路上”。虽然他们一冲出“母族的血胎”便烙上了前定的宗教属性，但“血源在西亚”又令世俗的他们产生远在血缘之外的隔膜性孤独。于是，作为回族作家的张承志就注定落入几种文化碎片的汇流中，汉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北方游牧文化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冲刷着张承志的血管。多重文化的碰撞、杂交让置身其中的张承志焦灼和痛苦，究其痛苦的根源，自然避不开身份认同问题。
张承志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寻找、不断选择的状态，而在每一次的寻找与选择的过程中都有着多重文化分裂的痛苦。儿时的张承志生长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环境中。在那个暴力的年代，张承志是毛泽东的忠实跟随者。作为红卫兵符码的发明者，他也常常被人所诟病，他却丝毫不回避自己曾经的红卫兵身份。在日文版的《红卫兵的时代》里，张承志这样写道：“为毛泽东――那位中国史上很可能是最后一位巨人的孤独者，提出了一份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张承志对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缺乏清醒的理性的认识，“我也许太年轻。我不但不懂得世界不懂得历史不懂得人生，而且根本上不懂得什么叫做革命。”（《金牧场》）这是张承志自己对那个迷信时代的一次客观而深入的总结。
当张承志由“红色狂热”的中心转到主流话语相对淡漠、政治意识相对稀薄的蒙古草原时，他成为了一个唱着古歌长调、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的知青。草原的美景与底层生活让张承志走向了成熟的坚忍，草原“也是我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牧人笔记》）。但是草原原始、粗犷的文化形态和受汉文明熏染的城市知青之间还是有着一层天然的隔膜的，因为无法自由地沟通以致难以融合，于是，像张承志这样的知青往往是孤独的，就像《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他也是在无法认同草原的自然法则后毅然离去，张承志最后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对草原母亲的善意和避讳，我没有敢向洞开的真实试探。”（《草原小说集自序》）草原在张承志的心底里原来是那么低贱而疏远。
如果说红卫兵和知青的身份让张承志一直处于不断寻找中的苦闷状态的话，那么学者、作家、教徒这三重身份更是张承志的一个纠缠不清的结。一方面，张承志对于死板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连篇累牍的学院学会式“哑科学”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离开学术。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正是因为研究蒙古史、伊斯兰教才让他走向了民族皈依的道路，同时，这也构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如今我是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我还闯入绘画的殿堂，放浪于美丽的色彩之间”（《放浪与幻想》），“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学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作家。”（《语言憧憬》）作为一个作家，张承志在《心灵史》之后明确宣布将终结自己的文学创作，给文学世界留下了一个孤独的、痛苦的背影。尽管后来张承志又开辟了一个“后《心灵史》”阶段的散文创作天地，但张承志对于自己身份的确认的痛苦程度是直击他人心扉的。张承志给自己最终的定位是一个哲合忍耶战士，“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心灵史》前言）。教徒的身份让张承志暂时感到了一种被收容的幸福，但他体内的汉文明却还在撕扯着他，“我要放弃这Farizo，我要放弃这苍凉千里的大自然，我要逃回城市的温暖中去”，哪怕离开后的结局只能是“再进污浊”（《离别西海固》）。学者、作家身份的羁绊让张承志“永远走不出那种教徒的步伐”（《语言的憧憬》）。
统观张承志的散文，张承志对于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感是迫切的，总是急于寻找、急于选择且急于判断。但是由于张承志是多重文化共同滋养下成长的“混血儿”，所以当他每次确信自己找准了什么的时候，这种立场只要有点向现实的偏移，所有的确信都是一片模糊。
二、“在路上”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散文不断给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苦苦追寻而不能超脱苦楚的永远“在路上”的形象。而作家自己，也与这些“在路上”的形象一起跋涉，从内蒙古草原一直到西海固的座座拱北，张承志一直在为自己的被多重文化分裂的心灵寻找栖居之地。
张承志在他生命与青春的关键时期，以知青的身份进入草原。草原作为他的第二故乡，草原的风情、草原骑马游牧生活的方式、草原民歌的抒情氛围以及草原文化奔放而朴实的气息，暗合了张承志身上的追求美的血质。正如张承志在《美丽瞬间》自序中所说：“并非所有内蒙古草原的知识青年都需要草原，难以概括的‘草原’也并非能对每一个人都引发质变，包括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其实他们并非每一个都遗传着草原的气味。还可以说，草原以及极其神秘的游牧生活方式、骑马生活方式――是一种非常彻底的美，然而并非每一个与她有缘的人都有追求美的血质。”《午夜的鞍子》是对草原魂牵梦萦的心灵回响，一匹黑骏马留下的记忆、一种美好的生命形态以及午夜想起的骏马和鞍子，是对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的追怀，因为“我面对着背景沙漠中的水泥钢筋黑森林……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从木轮车的学校食堂、定居点的出现、迁徙次数的件数等现象中觉察到一种躁动和不安。”（《一页翻过》）对现代进程的敏感表现了草原文化精神已经化入张承志血脉中，流淌在其心灵的大地上，这是源于他曾经现实的感受和由此而生的民族历史的随想，表现出了追怀的温馨和失落的伤感。
“在路上”是回民的一种特色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无休止的追求与寻找的过程。“在路上”的过程中，张承志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知道自己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怀抱着理想踯躅前行的艰难，就像负荷累累的旅行者，或许总不免因劳累困顿而中途放弃或是无功而返，但他不会放弃。他说：“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的人道主义。我尝够了追求理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艰辛。”{2}前路尽管满怀艰辛，也不能够阻止张承志为了心中的一片净土而朝圣、而牺牲的信念。
三、并未到终点
张承志将自己的理想最终定位于世人难以苟同与理解的宗教世界里，但这就是他要到达的目的地吗？这无异于天边的一座海市蜃楼，虽是璀璨辉煌的，但同时又是虚幻的。张承志不断追寻理想的心路历程就像是宿命，从梦想草原激荡的青春，到黄土高原晦涩难懂的“哲合忍耶”，他的前路越走越狭窄，他走进了一个只能容许特定人等通过的窄胡同，而胡同外的芸芸众生则被挡在了门外，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无人能够与其分享的寂寞与痛楚。何向阳在《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一文中对张承志有这样的描述：“归根结底，张承志的天国依然是‘地上的’，它的非虚无性区别于通常意义的宣扬来世的宗教。……无论如何，它仍是‘天国’，是一种理念的乌托邦，因为张承志创作所作的一切努力，包括主人公的行动，甚至是艺术本身，不过都是形而上的思虑，囿于此，这种精神的愿望很难在现今社会推广，可能也最终不过是难以企及的理想。”{3}面对这“难以企及的理想”，始终“在路上”前行的张承志，下一步，他流浪的足迹会走向哪里呢？
{1} 张远山：《张承志，一个旧理想主义者》，《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2} 张承志：《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3} 何向阳：《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文艺评论》1996年第5期，第56―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