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取士制度，它产生于隋唐，成熟与完善于北宋时期。北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散文大家，对后世影响深远。科举制自形成以后，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旨在探讨北宋不同时期科举制度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从而把握文学和北宋科举的关系。
【关键词】科举制；散文创作；探析
一
北宋初期科举考试一改唐代不弥封、不誊录的旧制，考试逐渐程序化和严格化，开始实行弥封、誊录制，荐举之风逐渐消歇，真正做到了“以程文为去留”，这是科举史上的一大进步[1]。试艺的好坏成了决定举子去留的唯一标准，举子们悉心举业，唯科考风向是从，从而开始了科举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和制约。 北宋开国至宋仁宗即位的六十年间，北宋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唯美思潮。北宋初年这种以诗赋取士的考试办法，以及西昆体作家杨亿、刘筠、钱惟演操纵贡举大权，使得讲求“重音韵和谐、对仗工整、大量使用典故”的西昆体文风风靡文坛数十年之久，成为北宋前期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文人举子们的较量在于形式和技巧上，以诗赋写的工整华丽为工。文人崇尚馆阁气、富贵气，在文风审美上以奢华骈俪为美，文章脱离了充实的内容，多歌功颂德、点缀生平、引导浮糜的倾向。科考题目《六合为家》、《圣有谟训》体现了这种时风。
这时期文人专供声律，不通治道，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成为仕途的敲门砖，一般士子只把科举当做夺取功名富贵的手段，“重文不重德”，在当时“儒学不兴、节行不修、操守不立”的社会风气下，个人主义极为盛行，学子士人们无远大抱负。欧阳修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未能免俗，他凭借西昆体风接连取得了国子监试、国学解试、礼部省试第一名。正如他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所说：“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唯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然。”[2]
在这一时期，也不乏优秀作家和作品存在。柳开首先提倡学习韩愈作古文，力抗五代颓靡之风；之后王禹提倡“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创作出《待漏院记》、《黄冈竹楼记》等含义深婉、情真意切的作品，但这未改变浮糜和艰涩的文风。
二
宋初盛行的工整华丽、专攻声律、重形式和技巧的骈俪之文不适合治道。天圣七年，宋仁宗下《贡举昭》戒除文弊，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庆历新政时期，欧阳修主张文章“兴复古道”，以就“斯文之薄”，改变了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兼试策论经义。
策论讲究以儒家理论为武器，针对现实政治发议论，出谋划策，是一种现实性很强的文体。文士们以策论为为工具，以儒家思想中尊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生民立命等思想为指导，指斥时政，抨击时弊。天圣科举改革选拔了欧阳修、尹洙、苏舜钦等人才，成就了庆历文学的繁荣局面。以欧阳修为代表，他开创了一种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新文风。他反对“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的西昆体“余风”，又不满“僻涩诡诞”的“太学体”新弊，在语言上，欧阳修师法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平易自然的语言，做到了“得之自然”；在内容方面，欧阳修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务高言而解事实”的追求辞采华美的创作态度，要求文学要面向现实的社会人生。
欧阳修散文各体兼备，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等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代表作《与高司荐书》、《朋党论》、《醉翁亭记》、《苏氏文集序》等显示了欧阳修精湛的文学修养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欧阳修不仅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主持嘉佑二年礼部考试时，为廓清当时文坛以石介为代表的僻涩怪诞的太学体，改变文坛风气，选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人才，成就了熙风文学的鼎盛，这时期堪称宋代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也为北宋文坛注入了新鲜活力，乃至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留下了宝贵财富。以苏洵为例，他长于论辩，文笔纵横驰骋，铺张扬厉，极有战国策论之风范，其散文作品《六国论》、《衡论》、《上皇帝书》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
三
欧阳修对科举考试本身无所建树，有关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仍沿袭唐五代旧制，他所做的是用主持礼部考试的行政手段以达到肃清文坛风气的目的。在他之后的王安石对科举考试的改革是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影响深远的一次改革。他对贡举科目和考试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革，具体表述为：颁布了科举新制，罢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废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新设明法科，使律令大义逐渐成为进士考试的内容之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将其概括为“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
王安石主张用《诗》、《书》、《周礼》作为全国学校的教材和科考范本，以起到加强思想统治和禁锢，束缚士子思想解放与创造性之目的，使其服务于王安石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不难发现，前两次天圣改革、嘉佑改革，施行者尚且还重视文学，王安石改革则全部废除诗赋内容，发展经学。在这种科举考试制度下，所选拔的人才多为儒生，多重视义理之学，文坛较之前较为平庸，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坛之衰”，抹杀了文字的多样性，助长了空谈性命的不良倾向。
就王安石而言，我们除了看到其散文创作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结构严谨、析理透辟、语言简洁、笔力雄健之优点外，其散文作品《伤仲永》、《游褒禅山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体现了其深厚功底。我们还应看到其文章功利主义倾向性，王安石注重文章实用性、功利性，忽视了文学本身的主体性、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文学功能的萎缩。
四
欧阳修之后，苏轼主盟北宋文坛。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专以经义取士、罢废诗赋的科举改革。元v时期，他推行复古行动，力主恢复诗赋考试的内容。在他的大力主张下，朝廷于元v元年立经义、辞赋两科，以诗赋与经义策论通考；元v四年，以诗赋、经义各五分取士；苏轼在知贡举时，以词学为优，诗赋重新获得了重视。
在苏轼的极力推动的科举改革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v文坛的振兴。在文学创作方面，苏轼提倡的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和有为而作的创作精神大为盛行，一扫过去义理冗杂的文风。
就苏轼本人而言，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以后的文坛领袖，其才华横溢，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就其散文创作而言，极见功力。苏轼拓展了文学反映的内容，避免了“明道”、“载道”说的局限性。题材广泛，政论、史论、叙事记游、抒情散文、题记、叙跋等杂文各体皆工，《进策》、《留侯论》、《方子山传》、《赤壁赋》、《石钟山记》等均为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名作。
综上所述，在北宋党争严重的大背景下，历任统治者施行“重文抑武”的统治政策，推动了宋代文学之发展。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权之根本宗旨一致的历次科举制度改革，都在某种程度上或推动、或阻碍了北宋散文创作。在这过程中，涌现出的散文大家，皆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刘焕阳.北宋科举与文学[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2]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唐宋名家文集・欧阳修集[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