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孔俱好学，熟读经史，为其史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他们是秉性正直、富有正义感的文人，三孔的性格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注定他们不能实现理想报负。于是，转向研究历史，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就是“要通过研究历史来干预政治，关注国家的命运，从而使历史学解决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进而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报负。
关键词：北宋三孔 史论 社会现实
三孔学习研究历史，著书立说，就是“要通过研究历史来干预政治，关注国家的命运，从而使历史学解决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进而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报负。这种“知有今务”而“经世应务”的精神在其著作中得以体现。
三孔俱好学，熟读经史，为其史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他们是秉性正直、富有正义感的文人，三孔的性格，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注定他们不能实现理想报负，于是转向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宋史》记载孔文仲“有文集五十卷”，可惜现存的很少，在史学方面，现存的主要有《舜论》《文帝论》《唐太宗论》《伊尹论》《唐文宗论》《唐明皇论》《李训论》《制科策》等。其史论始终贯穿着儒家的忠孝仁义和史学秉笔直书、经世致用的思想。
孔文仲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家思想熏陶，他对儒家的思想有所补充和发挥。1070年，朝廷举贤良方正科，孔文仲力论变法不合时宜，作《制科策》九千余言，全面阐述了他对变法的态度和看法，他主张以德治国，并对儒家的王道政治思想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国……且夫一之以道裕淳之以仁义，此王道也。行之以仁义，杂之以功利，此霸道也。专用权谋，不循义理，此强国之术也。及考其见之效也，王道行于数千岁之外，咏歌畏爱，犹深结于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孙之世，则废熄不讲。强国之术，民之视上，相疾如仇雠，伺其有间。则相与蹈藉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报，若白黑然。
这里对儒家一贯主张的德政治国思想大加推崇，并把它同霸道和强国作了比较。指出实行王道政治，用道德统一思想，用仁义加以淳化，可以“行于数千岁之外”，长治久安；霸道用仁义之名，杂以功利之实，只能“及其身”，国家安定一时，难以长久；强国则专用权谋，不循义理，时时刻刻存在着危机。
在《文帝论》中，他又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他说：凡为治之体，有风化，而又有法度。风化所以动民之心，法度所以动民之志。两者相为用而未尝可以偏废者，风化有余而法度不足，虽黄帝尧舜复出，犹不能使天下胥劝而为善也。他认为，法治与德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不可偏废。这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宋代儒学的政治思想。这对理解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文仲通过写史论，表达了自己的治国主张，给后代的统治者以启发。
孔武仲的经历和担任的职务，有利于其史论的创作。现存其著作《宗伯集》十七卷，其中能够反映其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汉武帝论》《介之推论》等史论；《书纪传后》一组读史笔记以及碑、颂、铭、记、诗赋等作品。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资治通鉴》，它的编纂是一项非常庞大复杂的工作，需要多人的共同努力。武仲在元v二年（1086年）担任校书郎，曾参与《资治通鉴》的校订。晁补之有《次韵校书孔彦常校资治通鉴作》。诗云：“群公爱我邀我居，平生文举情岂疏。钩陈玄武在北极，上帝之府森圆书。趟韩魏降显德尾，司马蝉嫣世良史。其人不见其言在，青草生原岁阳止。吾君好学由生知，成汤得尹方有为。应合它年尹躬学，书成泣像麒麟阁。”武仲有《晁无咎张文潜同校名臣事迹因赠》《晁无咎大砚》《次韵和文潜休日不出》《秘阁观唐法帖呈同舍诸公》诗。可见当时，武仲与晁补之、张耒同为校书郎，一同参加《资治通鉴》的校订，相从甚欢。
在史学史上，历史人物的评价又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武仲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对于历史人物每每有十分精当的评价。
如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严格法治、知人善任。他在《汉武帝论》中说道：“故赏罚者，人主之所以轻重，百官万民之所以治乱也……故必有阔达之大度，果敢之明断，然后赏大功而不吝，诛大罪而无疑。古之人有粗知此而能行之者，武帝是也。”“公主，帝之姊也。方其病也，预入金钱以赎其子之罪。帝虽许之，及主子犯法，帝流涕而言曰：法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法，何面目入高庙乎？卒使伏法。”“汉武自举霍光而功业施乎三世，则武帝之明，优于齐桓远矣。凡武帝之所得焯焯如此，则所谓雄才大略者，非史臣之私论，乃天下之公言也。”
可见，武仲对于汉武帝明赏罚、严执法、知人善任是非常赞赏的，这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武仲对于历史人物能够“秉笔直书”，恢复其原来面貌。他在书《晋武纪》后中，一方面，称赞“晋武帝之德，可谓过人远矣。史称帝宇量宏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惜其溺情宴安，亲用后党，而晋之衰亦自此始。”这种“不隐恶”，“不溢美”的作风，体现出了作者的“史德”。
孔武仲在《介之推论》和《论介之推》史论中，认为介之推帮助齐桓公即君主之位，的确有功。由于齐桓公刚即位，百废待举，事情烦杂，以至于忘记给他封赏。于是，他就跑到深山隐居。“然其议论，以受赏者为非，以不受赏者为是，何其陋也。”设爵受赏，是圣人不易之法，既彰显了君德，又赏罚分明。使“贪者不敢进趋，廉者不敢退避，亲者不敢以宠昵而觊望，疏者不敢以遐远而自疑，其明如日月，其信如阴阳。故赏一人而天下耸动。”而介之推“以一人之狷洁，而使夫有功者不得其报，而孰肯悉力以助其上哉？则是赏不可以不受也。”孔武仲在《论介子推》中进一步说：“介子推虽不言禄，亦不忘禄也。”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谋求好的名声罢了。以至于武仲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夫谓窃人之财谓之盗，而窃名者庸非盗哉？” 除以上所述外，孔武仲的史学实践还体现在碑、颂、杂著、书、序、记、奏状、表状、诗、赋、墓志等一系列作品和著述中。其构思往往能以立意取胜，文笔清逸，无半点斧凿之痕。
孔平仲一生为官，由其生平经历可知，他对北宋时代的许多事情都是耳闻目睹，并且非常熟悉，所以书中所述之事，较为可信。
《孔氏谈苑》是孔平仲所著的一部笔记体史料书籍，在宋代诸多笔记中，是较为重要的一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该书共四卷，“多录当时琐事”，内容涉及北宋朝廷制度、掌故、士大夫之琐闻轶事、名人故实等。有助于我们研究北宋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也反映了作者的史学意识。
《孔氏谈苑》一书内容丰富，涉及的门类十分广泛，举凡官制、科举、军事、民俗、掌故、诗词、天文、阴阳、道教等。该书所记述的范仲淹私与元昊书、夏竦妒忌陈执中、宗室至一品官殡葬、韶宪争功、京城侵窃之弊、札子署名、宰相坐答之礼之废、宋代开宝、宝元年间所铸钱币没有年号等，为我们研究宋夏关系、宋代政治、章典文物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正史资料的不足。
《珩璜新论》，孔平仲著，该书“皆考证旧闻，亦间托古事，以发议其说，多精核可考”，所述之事分为若干长短不一的条例，每条前面亦无名称。根据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君臣之遇、名臣事迹、德量智识、忠言谠直、官政治迹、官职仪制、典故沿革、诗赋文章、旷达隐逸、仙释僧道、祥瑞梦兆、忠孝节义、风俗杂记等。同传统史学一样，《珩璜新论》也有劝善益治，讽谏统治者的作用。《珩璜新论》秉笔公正。同大多数史学家一样，孔平仲能够秉笔直书，做到“不隐恶，不虚美”。对待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平仲一方面肯定他的大度和豪迈，同时，他也无情地揭露了武帝好大喜功，残暴荒谬的一面。
《续世说》，孔平仲撰。孔平仲仕途不得志，一生道路坎坷，在党争的漩涡中沉浮挣扎。该书依《世说新语》的体例，选取宋、齐、梁、陈、隋唐五代事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八门，分录成书，乃“编宋至五代事，以续刘义庆之书也”[14]据其书中内容，《续世说》与《世说新语》专尚清谈不同，故事多取自史传杂著，其中南北朝事多取自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唐代事迹来自刘d所编《旧唐书》，五代宋初故事取自薛居正等编的《旧五代史》，史料充实，立论有据。
《续世说》通过描述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帝王将相、文人政客的言行事迹、社会风俗时尚，突出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变化特点、文人的生活习俗、人格典范等具有参考价值，可谓“发史氏之英华，便学者之观览，岂曰小补之哉”？《续世说》不但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史料，而且我们也不难从中窥探出孔平仲的史学思想，全书始终贯穿着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和史学秉笔直书、精于考证、经世致用的思想。
为此，他在《续世说》中大力推崇古人的嘉言懿行，“或深念社稷，为国忧心；或以国事为重，不以私隙废公；或居官清廉，身无长物；或知有凶险，不愿嫁祸于人；或刚正不阿，宁遭祸而不说假话；或忠于友道，冒死不肯败义求生；或知过必改，断然弃旧图新；或面临杀戮而无惧色，视死如归；或视金宝如瓦石，丝毫不为所动；或不以学问为个人私产，将自己的心得慷慨献助于他人。”而对奸佞阴险小人则大加鞭挞，极尽讽刺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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