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祥熙被称为“哈哈孔”，他自己也多次声称信奉中庸，为人宽容，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其实孔祥熙为人处事自有一套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唯命是从。除此之外，他判断事物没有是非，只要不损害到蒋介石和自己的根本利益，他该捧的捧，该治的治，从不手软。为此，孔祥熙几乎与国民党上层的所有派系都发生过冲突。在家族中，他与自己的小舅子宋子文也钩心斗角，明争暗斗。
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蒙骗所有的人，你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这是当有人对宋子文说孔祥熙如何仁义如何好时，宋子文的回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了孔祥熙的为人。
宋子文一生都在和孔祥熙较劲，尽管在表面上，他们是亲戚，是朋友。照理说，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郎舅关系，孔宋两大家族又是蒋介石在财政和金融上的两大支柱，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个性不同，俩人一直面和心不和，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官争宠，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时，宋子文就有些瞧不起这位相貌平平、敦实木讷的姐夫，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宋子文与孔祥熙的立场又尖锐对立。但那时俩人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相安无事。
孔祥熙和宋子文公开闹翻是在1933年。那一年孔祥熙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由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可蒋介石又积极“剿共”，使军费开支剧增。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为一千五百万元，而支出则达两千二百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一千八百万元，每月不足的七百万元，只能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他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右的压制。宋子文出席在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六千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即找蒋介石劝谏。宋子文的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介石的一记耳光。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无形中把蒋宋矛盾转移到了孔宋身上。
孔祥熙一上台，立即对上海和江浙的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而在表面上，孔祥熙却在充当蒋宋矛盾的调解人。也就是从那时起，宋子文彻底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籍姐夫的厉害，矛盾由此产生，怨恨从此结下了。
二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给孔祥熙看看，在中国究竟谁是真正的财神爷。他买通了交通银行，一起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凡是孔祥熙的中央银行想到的，宋子文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从1933年到1935年，中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百分之五十，存款多一点五倍，有价证券多一百五十倍，资产多近三倍。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跟孔祥熙捣乱，对财政部一些直属单位的头头，仍抓住不放，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缨秋杰等。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他们仍然听命于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一个是宋子文在任时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都用英文，起草各种书信文件也用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管理方面铁板一块，除非对这些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孔祥熙任用的人中虽然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少有私交，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无人听从。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心里似明镜一般，但作为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深深懂得如何平衡关系。他给孔祥熙一个肥缺，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宋发展事业，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不让孔祥熙产生自大思想。宋子文虽然下野，却并没有失势。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跟宋子文唱对台戏。孔祥熙回国后即欲夺“四联总处”的权，后因战事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复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宋子文却待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与孔祥熙接洽。他想，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后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合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急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总处”主任，这才结束了尴尬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但他无论怎样反击都无济于事。孔祥熙的主要靠山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要有限度的，表现在只是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不要做得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当时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宋氏家族除了宋庆龄外，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
三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微妙，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俩相互牵制。为了防止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权力过于集中，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为首的军统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统领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抗衡之势。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的一支。 在孔祥熙与宋子文的明争暗斗中，孔祥熙与宋霭龄的关系也变得极微妙。宋霭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但同时宋霭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宋家一边。宋氏家族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霭龄，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宋子文、孔祥熙只是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孔祥熙在蒋氏王朝内失势，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霭龄的原因。
孔祥熙对自己的失宠当然是悲愤的。他知道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但并没有想到是宋子文。他觉得宋子文这个书呆子在政治角斗场上还嫩了一点，他不相信宋子文比他强。但后来他发现，宋子文上台后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发表诋毁原财政部工作的讲话，有时甚至不点名地提到他本人，他这才意识到他被自己的感觉蒙蔽了。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将重新选举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最好由中国人来当。孔祥熙得到消息后很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司徒雷登，说他有意得到这个位置。司徒雷登亦有意让孔祥熙得此职位，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举荐孔祥熙，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方不同意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原因是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声誉不好。孔祥熙十分气恼，怀疑是宋子文在搞鬼，因为宋子文一向和他作对，和美国人关系又好。但孔祥熙这次是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此事。但孔祥熙执意认为是宋子文在跟他较劲。
1947年秋天，孔祥熙借口去美国探望宋霭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孔家为他送行，但见家中冷冷清清，院内枯叶满地，一派萧条景象，不禁有些议论。孔祥熙怨恨陡生，对旧友们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七年的财政部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九亿美金和六千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败光了。”
后来国民党监察院通过调查发现，孔祥熙所言非虚。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发的国难财共有外汇九亿美元，黄金六千万两，日伪工厂及固定资产十亿法币，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数亿美元，而这笔庞大的资金竟不翼而飞，到了孔祥熙出走美国时的1947年年底，国民党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宋子文也因“不善理财”被免去了财政部部长职务。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了，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焦头烂额，心力交瘁。
孔祥熙与宋子文的角逐，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结束了，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却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