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世人皆知。然而，曹刿取胜的“法宝”却不一定人人留心。大战在即，按常识最关心的应是两件事：兵力兵器和作战方案。但是曹刿求见鲁庄公根本不问这些，问的只是鲁庄公及其政府是如何取信于民的。鲁庄公说衣食这些生命的必须品，我不敢独自享用，还要分给别人。曹刿听后不以为然，说这点小恩小惠，不可能遍及百姓，老百姓不会因此跟从您。鲁庄公又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我从来不敢打折扣，对神一片诚心。曹刿听后仍不满意。当鲁庄公说到“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这位“草食者”才满意了。然后一锤定音：这一仗可以打了。
每每读到这一点，我都禁不住感叹，曹刿的思想是何等深邃和富有远见。在他看来，战争取胜的关键，首先不是兵力兵器，不是地形地物，而是司法能否公平公正，政府能否诚心诚意对待百姓，取信于民。一句话，政府撒向人间的是善而不是恶。正因为鲁庄公做到了这一点，才以弱胜强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
近二百年后，孔老夫子横空出世。对类似的问题，他老人家又做了更精彩的回答。子贡问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答有三个要素：粮多、兵足、民信（人民信赖政府）。子贡又问，这三项中若去掉一项，你去哪个？孔子曰：“去兵。”剩下的两项中若再去掉一项？“去食”。之后孔子说了一句耀烁千古的话：“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同样，每每读到这一点，也禁不住心内感叹，孔子的思想是何等深邃和富有远见。在孔子看来，“民信之矣”比兵足、粮多重要得多，是治国理政之本。到了唐朝贞观年间，平民宰相马周又提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新唐书・马周传》）的论断。可见天下优秀的政治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鲁庄公”都懂得“民信之矣”的道理，或者“口能言而身不能行”。中国历史上，一再有因丢失民心而亡掉的帝王和朝代。最典型的，莫过于吴国末代皇帝孙皓。此人把最高权力的大捧甩得凶神恶煞，无边无际。公元276年，会稽大旱，百姓无粮多有饿死者，太守车浚急奏朝廷，请求借贷救济。孙皓却认为车浚是收买民心，便派人杀了他，且将其头颅挂起来示众。尚书熊睦提了点不同意见，更被“吴主以刀钚撞杀之，身无完肌”。吴皓的暴行，弄得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整个吴国天怒人怨，遍地干柴。此时此刻，随时准备吞掉吴国的西晋，其前线大将、荆州都督羊祜从中看到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力谏晋武帝伐吴：“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倘若孙皓不幸死去，吴人另立明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资治通鉴》卷80）。羊祜真不愧是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他稍一“折算”，便得出了孙皓的暴政等于送给西晋百万大军乃至整个吴国。太康元年（公元280），司马炎的六路大军齐发金陵，晋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便收取了吴国，一时“一片降幡出石头”。
“民无信不立”，本意是指民众不信任的政府是无法站得住脚的，后来又衍生出了另一层意思，即：作为个体的每一个民，如果不讲诚信也是无法立世的。“公信”与“私信”都很重要，但却不能“等量齐观”。孰重孰轻，社会早有公论，此处不赘。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尤其是政府，都应当把“民信之矣”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成自己赖以生存的依托和基石。再补充一句，诚信还不是简单的“一言为重百金轻”，而是在善的地基上建起的高楼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