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孔子政治哲学探析 对于孔子政治哲学探析 对于孔子政治哲学探析 文章来源自教育网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周王朝衰微的时候,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生活混乱,人民生活困苦。《论语·八佾》中指出“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因此,孔子力图恢复重建“有道”的社会,他的政治思想表现出浓重的救世色彩和担当意识。孟子、荀子都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孔子政治哲学的终极依据——天
孔子首先赋予“有道”的社会以先天的依据和历史的证明。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尧作为孔子盛赞的政治领袖,他的施政方针是效法天的产物,可见“有道”的社会政治上必须效法天。但是孔子这里效法的天不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天,天与人不是通过巫师交流的,而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天,这里的天实际上是天理之天,信仰之天,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义理之天,天与人是通过道德而交感的,它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也是政治的最高权威。从孔子与王孙贾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来。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此话学界看法诸多,我倾向于将之解释为:“有人告诉我,与其巴结国君,不如巴结有势力的左右像南子、弥子瑕。你以为怎样?”孔子却告诉他:“这话不对,得罪了上天,那无所用其祈祷,巴结谁都不行。”人间的权贵、天上的神灵都不能代表天的意愿,天的意愿就是人应该做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虽然孔子以天作为最高权威,但却饱含着他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其实际意义在于赋予礼仪制度和道德以超越的依据,从而证明其稳定性与合法性,并使其超越现实的混乱,从天的存在的角度证明其永恒的意义。马克思·韦伯也谈到:“中国的宗教意识把用于制服鬼神的巫术性宗教仪式和农耕民族制定的历法结合起来,并赋予它们以同等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换言之,它把自然法则和仪式法则合二为一,融于‘道’的统一性中,把超时间的和不容变更的东西提高到宗教上至高权力的地位。作为终极的、至高无上的道,不再是一个超世俗的创世主,而是一种超神的、非人格的、始终可与自己同一的、时间上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同时是永恒的秩序的超自然表现。非人格的天威,并不向人类‘说话’。它是透过地上的统治方式、自然与习俗的稳固秩序——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以及所有发生于人身上的事故(世界各地皆然),来启示人类的。臣民的幸福显示出上天的满意与秩序的正常运转。”因此,人必须要遵循“天命”。但这点是孔子到中年时才感悟得出的,因此他说“五十而知天命”。这里天与个体的生命因为“道”而连接起来。徐复观指出:“道德而归之于命,则此道德乃超出于人力之上,脱离一切人事中利害打算的干扰,而以一种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力量影响到人的身上,人自然会对之产生无可推诿闪避的责任感和信心。五十而知天命,乃是此种无限的责任心和信心的真切验证。”因此,以天为终极依据,不仅没有抹杀人的主体地位,反而赋予道德以超越的力量。正像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在实践理想和道德的路途中,人有天作为支撑,有德性的人作为陪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不如意,但却可以无所畏惧的一直前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因为信仰的力量,所以孔子才说“天生德于子,桓魋其如予何?”(《论语·八佾》)
二、孔子政治哲学的主体——君王、士人与民
孔子强调人的主体作用,但是在政治生活中,针对不同的角色又有所区别。
君王在古代人看来是具有神秘地位的。董仲舒指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君王连接天、地、人,本身就具有神秘色彩。张光直先生亦指出:“如夏禹便有阻挡洪水的神功,所谓‘禹步’,成了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又如商汤能祭天求雨;后棱竟能奇异地使自己的庄稼比别人的长得好而又成熟快。”孔子受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对君王作用的期许格外的高远。他认为对君王来说,必须要顺承天命,实行仁政,把人民的安康幸福作为努力的目标。并且这是不可选择的,如果君王不这样做,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
尧在传位于舜时说: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的保持正确吧。假如天下的百姓陷入了困苦贫穷之中,上天给你的禄位也将永远结束了。舜在传位于禹时也对禹说了这样的话。这是天对君王的期许,要求君王把人民的安康幸福作为努力的目标。
士人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在政治上,他们和君王一起承担着管理国家的工作,在学术上,他们是文化的学习者和传递者。孔子赋予士人以三方面的期许。
首先,对于士人来说,也要注意实行仁政,关注人民的日常生活,注意爱民和保民,这点与君王是相似的,例如: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可见,君王以外的其他管理阶层都要注重尽自己的本分履行自己的责任,为民负责。
其次,士人相对于君王来说,他是有选择的,可以选择从政或退隐。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再次,士人可以选择从政或退隐,但是却不可以选择不追求仁德。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对于士人来说仁德的价值是大于生命的,至高无上的,他可以选择不为政治权威君王工作,但是不可以不以仁德为己任。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对于士人来说,推行仁德于天下是永生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则有所不同。理解孔子的民应把握两个角度。
一方面,从地位的角度来看,君王和士人共同组成管理阶层,而民则是被管理的阶层。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
这两处的民都是指被管理的阶层,他们虽然地位低下,但是在引导之下,是可以有耻且格,明辨是非,甚至达到君子境界的。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孔子认为君子不受贫富、贵贱地位的影响,这种思想被后来的孟子、荀子继承。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意思都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有德行的君子,甚至成为圣人。
孔子不仅肯定了地位低下的民众可以修身成德的可能,还指出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在充足粮食、充足军备、使人民对政府有信心三者之间取舍,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可见,人民对于统治者的重要作用。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二者都是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从德行的角度来看,有德行的人成为君子,君王和士人理应成为有德行的人,而不懂、不具备德行的人则称为民。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
杨伯峻译为,孔子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这里中人以下的人实际就是指民。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杨伯峻先生翻译为,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按照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这段译文中似乎孔子是反对让老百姓知道高深学问,知晓因果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是有愚民思想倾向的,但是从之前我们对民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就可以看出来,孔子并不是歧视地位低下的人民,而是歧视不关心、不具备德行的人,这里的民实际就是小人。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
可见,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关心的是不是道德和法度。为此,孔子曾经批评樊迟说他是小人。
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而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不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论语·子路》)
可见,孔子是反对不关心道德只关心田地的做法的。孔子的小人和我们今天说的小人还有一些不同,我们今天说的小人是指人品不端的人,而孔子说的小人是指不关心道德修养只关心田地和利益的人。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歧视体力劳动者,这种说法没有注意到只关心田地和利益这个前提,没有注意到民致力于德也可以成为君子,因此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三、孔子政治哲学的核心——仁
在论证“有道”社会的合理性基础上,孔子阐述了人应该如何建设这种社会。
首先,孔子主张“德治”与“礼治”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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