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九流竞进、众言晓晓、思想辩论十分发达的时代。荀子云:君子必辩。《非相篇》)又云:仁者好告示人。(《荣辱篇》)在这样活跃而复杂的思想氛围下，荀子常常针对当时流行某家某派学说进行分析和驳斥，从而彰明自己的观点，所以说他也是一位敏锐而善辩的儒者。他最主要的两个辩论对象，乃是墨家和名家。他的辩论经常从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角度出发，而最终指向了一个清晰的政治考量。如果我们不了解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对当时其他各家，尤其是名、墨二家持有那样激烈的批评态度。考察荀子对这二家的辨析和批评，可作为了解荀子政治思想的一条途径。
一、名、墨蔽于道之一偏
对墨子、宋子、公孙龙、惠施、邓析等人的批评，散见于《荀子》全书各处。《正论篇》《非十二子篇》《天论篇》《正名篇》《解蔽篇》等篇专辟章节对各家进行评价和批驳。下面，为具体了解荀子对名、墨二家基本特点的认识，取《非十二子篇》《天论篇》和《解蔽篇》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分析，以呈现荀子对于时论的基本态度。《非十二子篇》说：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二、以礼义止名辩
名家这一称呼出自汉代学者。惠施、公孙龙在他们的时代是作为辩者而参与名实关系讨论的。《庄子天下篇》载惠施历物之意，有卵有毛、鸡三足等命题，因此卒以善辩为名、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又称公孙龙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二者都以一些独特的名学命题著称，并擅长辩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冯友兰先生认为，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说的是法家的统治术。但苛察缴绕一语也可看作对惠施、公孙龙辩论特点的概括：对名的辩析发展为远离实际的复杂概念游戏，以致于听者不知其所辩究竟何意;他们专注于在概念辩析中胜过辩论对象，往往不惜得出背离人情常理的答案。《庄子天下篇》和司马谈都对惠施、公孙龙的辩论持批评态度。
三、论性情而驳墨、宋
荀子作为一个儒者的正名努力，体现在他与名、墨两家的辩论当中。这两家是所谓乱名者，在与政治秩序息息相关的名言世界中制造混乱。上文已经阐述了荀子对名家或辩者的批评，并指出荀子的批判武器是所谓中道。这一批判武器使用到墨子与宋钘的学说上，依然有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对名家的批驳明显不同，荀子针对墨、宋的分析和辩论更加细致和深入。因为在他看来，名家的问题属于好异谈、苟名声，而墨、宋则是在思想上发生了真正的错误。
四、正名以达治道
荀子对名家与墨家的批评，是在礼义之道和人之性情的视角下展开关于具体主张的讨论。《正名篇》则直接对名实关系、名之作用等问题进行讨论，进而阐述荀子对名与礼义之道的看法。荀子从未把名当作一套在思想内独立运行的游戏规则。他认为，名的制作与变化受制于现实的政治传统，一套名的产生包含着制作者对于理想政治的构想，名的运用是政治秩序之维持与运转的重要因素之一。换句话说，名不能脱离实，名与政治世界的实总是息息相关。这一观点，在荀子批评公孙龙、惠施、邓析所代表的辩者时有过多次出现。
荀子对时代潮流有清醒的认识，他的理论自期能够有用于当时的政治世界，担负起挽救时弊、推进一统的重任。应该说，荀子对名的讨论最终指向的是一套能够在现实中运作的政治秩序，他的名学是阐发政治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与名家、墨家的差别，归根结底在于政治思想和主张的不同;他对名家、墨家的批判，最终目的是反对他们偏蔽的论说在政治上造成的混乱，并且为即将出现的一统天下者提供一套正名、辨名、用名以达治的儒家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