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碰撞，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荀子的哲学应运而生，成为哲学思想领域重要的代表之一。他通过继承、发展和修正儒家的“礼治”和法家的“法治”，使儒法统一，提出了“礼法并重”的政治思想。荀子之“礼”区别于儒家的“礼”。儒家的“礼”是为了维护世袭制、宗法制的；而荀子提出的“礼”是用来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其“法”也不同于法家的“法”，法家的“法”主张严刑峻法、暴力镇压，而荀子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首要条件，提出“法者，治之端也”的政治观点。荀子的礼法思想开创了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对于当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礼法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内容，进一步探寻荀子“礼法并重”的政治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家 荀子 礼法思想 礼法并重
一、荀子的礼法思想产生根源
1.荀子礼法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1.1生产力发展的经济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是生产力水平却得到了迅速发展。冶铁技术的进步，促使了铁制农具及牛耕方式的推广，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的集体劳作方式，井田制逐渐瓦解，至战国末期，土地私有化已普遍存在。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小手工业和商业逐渐繁荣，古文记载：“农夫不荆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孜栗。”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同时，经济的繁荣发展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
1.2社会结构变化的政治需要
周王室衰微，西周所确立的宗法制逐渐崩溃，各路诸侯纷纷自立门户，天下之争更加剧烈。《史记》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此时，奴隶的奋起反抗加速了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灭亡，而土地私有化及大商人通过买卖交易形成新的大地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而原先的奴隶冲破束缚与他们形成新的依附关系，使得他们不再满足经济上的富有，开始向政治地位迈进，逐渐成为政治的主导者。
1.3百家争鸣局面的思想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激烈。思想家或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主张，来满足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或者需要。他们广收门徒，高谈阔论，逐渐形成了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最盛行的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学说。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仁爱” ，主张恢复周礼，以礼治国；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强调“无为”，主张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不给百姓增加负担，与民相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强调“兼爱”、“非攻”，主张博爱与和平；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强调以“法”治国，主张“轻罪重罚”、“重刑少赏”。
2.荀子礼法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2.1“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主张“性恶论”，并提出“化性起伪”的学说，这也是荀子礼法思想的理论基点。他说：“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荀子认为人性本是恶的，他所谈的“人性”除了生理之外还包括人的本性和情欲，凡是善都是人为的结果。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指出顺从人的各种欲望则会产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罪恶，这样辞让、忠信、礼义就会遭到破坏。“性，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指出人性是人们在生存和繁衍的活动中自然表现出来的，所以人性本是恶的。人性只有在社会中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善“性”，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所以“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性情而导之，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仪者为小人。”通过给人们建立礼义、制定法度来引导、改造人们，使人们都能遵守社会秩序，依照正确的道德准则去活动。
2.2“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关系理论
荀子明确指出自然界万物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类的吉凶祸福，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是人为造成的，与天无关，因此要“明于天人之分”。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天人关系的认识问题上的一次理论性飞跃。既然天人可以相分，阶级自然可以相分，人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或群体，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以经济和社会地位划分，则有公卿、士大夫和庶人之别；以文化素养和道德划分，则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以职业来衡量，全体民众可以分为士、农、工、商“四民”等等。荀子认为，人类为了战胜自然就必须组成群体，形成社会。社会中各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秩序和道德，安守本分，否则就会产生争乱，争乱频繁会导致国家衰微。所以，为了明确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就必须设立“礼”，而由于人性本恶，就必须制定带有强制性的“法”。通过“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达到“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的目的。
二、荀子“礼法并重”的思想
1.“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
儒家思想以礼义教化作为治国之道，认为统治者只有推行仁政，用礼义教化百姓，才能达到国富民安的治国目标。但是各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单纯的依靠礼义教化显然是不能达到这一目标的，荀子深刻的认识到这点，所以他吸收法家治国思想的精髓，与儒家的礼乐思想融合，突破传统的礼治思想，开创性的提出“礼法并重”的政治主张。一方面，荀子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继承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坚持礼治的政治价值，不断证明礼是治国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法者，治之端也”，将法视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礼”与“法”在维护社会秩序，治理国家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礼法配合才能使国安民富。
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他认为“礼”是法治的关键，是法以外的条例的纲要。“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可见，荀子将礼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统治者不按照礼的原则来处理政务，政务就不能完成。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能诬也。”国家没有礼就不能治理好，荀子用人们最易懂最常见的三个比喻来说明礼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礼一旦制定，人们就不能违背它，可见“国之命在礼”。以礼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不能以礼治国，那么国家将会失去根本，不能长久，因此，“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继承儒家礼治思想，将礼与国家命运相连，视作国家治理的根本，这也是主推仁政，以礼义教化为政治手段的儒家学派的显著特征。若统治者能够做到“慎礼义”、“务忠信”，百姓就会“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只要君主做到以礼治国，百姓就会亲之、敬之，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维护道德准则，社会自然安定发展。
荀子“隆礼”基础上也重视法，“隆礼重法，则国有常”推崇礼，重视法，那么国家就会有常规。单靠礼义治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之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君主一味施仁政，重礼义，人们就会斤斤计较，有利则往，无利则逃。对于罪行累累的人不加以严惩，社会就会发生混乱，民心不稳定则国家不安定。荀子的法治思想有其先进性，刑法赏罚依靠的是法律的客观公正，刑罚与所犯的罪相对称，使民心臣服，确保社会安定。
2.“礼”与“法”的关系
荀子还进一步阐述了“礼”与“法”的关系，认为“礼”是制定“法”的根据，“法”是为了维护“礼”而制定的。虽然荀子突破了儒家传统的思想，吸收法家的法治观点，但是在他看来，如果只依靠刑法并不能治理好国家。因此，法治的前提仍然是礼治，用礼义教化百姓，做到“政令一定，风俗以一”，推行法治就有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才能顺利施行。礼义具有教化功能，但是依靠的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法治有强制性特征，可以弥补人性的缺陷，对于现实社会中那些教而不化之徒更适用。因此，礼法对于国家治理缺一不可，礼法并重构成了荀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三、“礼法并重”思想对社会的意义
荀子认为“明礼以经之，起法政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虽然荀子的“礼”与“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与法律内涵相差甚远，但是“礼法并重”的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仍有其现实意义。
我国要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确保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构建法律屏障。在德与法的选择上以法为主，法律对于全体公民具有平等性和公正性。但是在道德缺失的今天，我们更要对传统的德治与法治理念进行研究。在儒家礼治思想的基础上探寻当今社会道德缺失的原因，进一步找出合理的解决之道。在这一点上，荀子的“礼法并重”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坚持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将二者进行选择渗透式的结合，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才能早日实现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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