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在先秦是六艺之首，在《荀子》这本书中，引《诗》论《诗》80余处。荀子引《诗》，更注重“诗为我用”，立论诗书的学习与圣人之教的关系。荀子论《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论述《诗》的经典地位、社会教化功能及与礼的关系。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而诗书礼乐教化与道德践履是其实现的途径，学士儒者通往理想人格的第一步，荀子用《诗》的一个特征是强调《诗》的道德伦理功能和政治作用，引向成圣之道。
关键词：《荀子》；《诗》；诗为我用；圣人之道
《诗》在先秦是六艺之首。春秋时代于会盟、社交场合赋诗言志几乎成为定例。战国时期，引《诗》论《诗》在诸子书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孔子的文化理想便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是继孔子之后先秦引《诗》论《诗》的典型代表。引《诗》论《诗》并不是为了解释、训诂，而是通过“引经据典”为其立论、说教找到理论根据；在“引用”的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引申发挥，从中引发出为学之道、修德之术、治国之方等义理方面的内容。本文将通过对荀子引《诗》论《诗》的特征分析，进一步探析荀子力求的成圣诗教观。
一、引《诗》论《诗》的特征
荀子的治学兴趣很广，对当时流行和曾经流行的各个学派都有研究。汪中考证“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有助于诸经”，“诸经”尤指儒家经典。荀子称引的儒家经典共有6种，对于《诗》来说，他为文引《诗》80多处，由此可见其熟谙和推崇《诗》的程度。在《荀子》32篇中有27篇引《诗》，还引逸诗七条，这说明荀子引《诗》，除参阅了孔子整理编订的之外，自己还做了很多进一步的搜求、求实工作，并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荀子引《诗》，更注重“诗为我用”。荀子引诗的目的是论说诗书的学习与圣人之教的必然关系。《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强调的诵经尤推崇对《诗》《书》《礼》的学习，将其视为是道德之极，并认为对这些内容的学习与否乃是或为圣人或为禽兽的判别之所在。《儒效》篇中也讲：“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荀子诗论的核心即是“明道”。“《诗》言是其志也”，《诗》融入了圣人之志，是经典之言，“言志”是《诗》明道的形式。“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荣辱》）先王的道术，仁义的纲纪，《诗》《书》《礼》《乐》的总纲，是固天下，保万世的根本。尤以对《诗》《书》《礼》《乐》的通晓运用，于事可以通则变，虑则周；于身可以陶冶性情，修养身心；于个人可用以求取名声，获得荣誉；于群体则利于协调和谐。
荀子论《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论《诗》的经典地位。在《荀子》一书中，圣人和先王就是儒家的圣人和先王，所言的圣人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其经典就是儒家之经典，因而他所要求的在道、圣人和先王之中达到的学术和知识统一，也就是在儒家“经典”之中达到的统一。在《劝学》篇中提到为学须“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经”，是君子研习圣学所需的基本知识储备，从中可以体天下之道。这不仅是求学的端始，更是由士到圣人的成圣之必径。这种奉经典为权威的传统由孔子开创，中经孔门后学和孟子，到荀子被大大扩展。汉以后随着体制性经学的建立，儒家经典成了中国学术和知识统一体系的载体，也成了保证意识形态、教学、教化和价值统一的基础。
其次，论《诗》的社会教化功能。荀子树立的社会教化的大儒典范是像周公、孔子一样的品行高尚的道德家，是才智开通、博古通今、知一能万、善于治国和团结民众的成熟政治家。大儒的道体现在对民与君的教化上，并从《诗》中引用箴言。《儒效》篇引《诗经・大雅・桑柔》“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明晰了君主对君子、小人的两种对待方式：成为君子良人，会得到安乐光荣，而对忍心小人，就不应顾惜庇护。《礼论》篇引《大雅・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用来论述子民为“君丧三年”提供合理依据。《君道》篇引《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强调为君之道，国君是民望所在，他的行为好坏决定着民心向背，而民心决定着国家的存亡，国君要想国家强盛，必须爱民，好士。
再者，论《诗》与礼的关系。强调《诗》与礼的关系，将孔子有关《诗》对个人修养教化功能发展到对国家政治的礼义教化，将《诗》作为礼的载体而劝学于民，寄希望通过礼的约束来达到全国上下一心的统治局面。“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劝学》）圣人的治道有两部分，一是统一的政令约束人，二是用先王的诗书礼乐感染、教化人。“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效法后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用浅近的道理去把握广博的知识，用今天的实际去把握古代的情况，则“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无思不服”（《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荀子讲的礼和孔孟讲的礼分别在于荀子的礼是和法结合在一起的，而从维护上下等级秩序的角度讲，荀子的礼和孔孟的礼是一样的，都认为可以通过《诗》《书》等经典的学习，达成礼义教化之功能。 （下转第37页）（上接第35页）
二、用《诗》成圣之教
圣人在先秦儒家理想的人格境界中居于最高地位，是仁人志士毕生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道德至善至美的化身。战国末年，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通过美化古代圣王、呼唤新的政治权威来结束纷争战乱，各家各派都希望藉由自己心目中的圣人来实现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重新构建合理的社会秩序。《正论》：“故，天子为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认为建立良好秩序的大任，只有儒家的圣人才能承担。
圣人人格的特征在于重知，求全。荀子认为人格的完善，离不开对知识的融通。作为理想人格最高层次的圣人更不例外。以诵经为学始，知通统类，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境界（《正论》）的是圣人之知；心志于道，知识渊博的是君子之知；那种无学问，或学而一知半解的是小人之知。《哀公》：“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荀子认为圣人能认知和掌握事物及其变化，尽管天地万物有千变万化，都可以应变无穷，所以圣人是超乎常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所谓圣人之学：就其所研习的内容来说，是所谓圣贤之书，就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是成圣成贤。这种圣学是以对圣人的认识为根据的，一讲到圣人，会自然而然地罗列出尧舜禹孔子等具体历史人物，圣人的特征也会具化到用这些具体历史人物来说明。圣人的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那么成圣如何成为可能，即讨论放在理想人格的培养上：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荀子说：
“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儒效》）即使一个普通人也完全有能力改变自身，使自己修习成为圣人。成就圣人的关键是“积”。圣人的知识、才能、品德都是积累的结果，能否变“善”成圣，就在于是否积累。人们只要不断积累德行，实行礼义之道，最终会使自己具备完美的道德品质，成为圣人，即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
在儒家理想人格模式中，圣、贤、君子是其人格的不同形态，内圣外王是其固有的特质。而诗书礼乐教化与道德践履是其实现的途径，学士儒者通往理想人格的第一步。荀子通过引《诗》论《诗》，明圣人之志，列仁义纲纪，指导人们修身、从政，积善成圣。最切近最基础的做法即研习圣贤之书，对诗书礼乐等经典的通晓运用，提高个人的自我修养，获得礼义并最终成为圣人。荀子从经典《诗》树立成圣教化，《诗》中体现的圣人之道，认为“天下之道毕是也”：上对统治者树立效仿、约束自身的圣人楷模；下立“涂之人”百姓的圣人教化与礼义教导；更是对君子自身的修身成圣的一种力行之本与责任召唤。
荀子把三百篇视为体现仁、礼原则的载体，看成指导人们修身、从政的读本，这就很大程度地把《诗》道德伦理化和政治化了，实上也就把三百篇推向了经典的地位。经学习经典，遵守礼义开始，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士循序渐进成为君子，最终成为圣人。圣人虽具备至高无上的道德品质和行为才能，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学习可以使贱者为贵，愚者有智，贫者而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