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兰州，马牧西这个名字几乎是尽人皆知。他是一位回族中医，今年五十九岁，现在兰州市永昌路中西医结合医院坐堂，平均每天有一百二十多位患者慕名而来找他看病。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曾接诊过二百二十多位病人。三十多年来一直如此。到目前为止，他接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人次，这在医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古今中外几乎没有哪一位医生能够接诊这样多的病人。读者不禁要问，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接诊一百二十个病人，平均给每个病人看病花多少时间？他给病人看病平均不超过五分钟。走进马牧西的诊室你就会看到，诊室一圈坐着十来个患者，他们撸胳膊挽袖子身上扎满了银针，马大夫一边给他们做针灸治疗一边为其他患者号脉，边号脉边说方子。两个助手为他写方子，一个写累了，再换另一个。替马大夫写方子不是件容易事，几乎是一刻不停，这个患者刚完，另一个就接上了，不一会儿，写字的手腕就酸疼起来，字也开始变形，写不好了。很多来他这里实习的中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吃不了这种苦，半道就吓跑了。在马牧西成名之初，这些工作都是由他一个人干的。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场面，诊室门前的小院里站满了人，不停地往诊室里面挤，一位后挤进来的患者家属哀求着说：“求求你，马大夫，我屋里的病得实在不行了，你再给加一个号吧！”马大夫伸出弯曲的手指，说：“我实在是没法再加了。求求你，明天早上再来吧，我的手已经成鸡爪子了，药方都开不了了。”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马大夫从早晨七点开始就坐在这里，已经十三个小时没离开了。
我初次认识马牧西是作为患者家属。一九
八八年，我爱人患了急性肾炎，之后转为肾病综合症，先后在兰石厂医院、甘肃省人民医院、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省中医院就诊、住院、治疗，这些医院都是甘肃最有名的医院，到一九八九年，先后住了十一个月的医院，病情没有丝毫好转。一般肾炎病人用激素可以暂时控制尿蛋白流失，但是激素在我爱人身上丝毫不起作用，每天剂量用到六十毫克，尿蛋白仍是四个+号，化疗、放疗都试过了，头发掉光了，病情依然没有任何起色，浑身浮肿，肿得手腕子裂开了口子，渗出了血珠。医生不得已给她用利尿药，二十四小时内居然尿出了九公斤。当时我爱人对于治疗已经丧失了信心，张口闭口就要给我交代后事，我说，你放心，我就是自学中医也要把你的病治好。我开始到处为她寻找偏方，只要一听到哪里有治肾病的偏方，登上火车就走，这些偏方不但没有治好我爱人的病，病情反而越来越重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带着爱人来到了马牧西的诊室。马大夫见我爱人情绪低落，号过脉开了方子之后，对我说，“这五服药吃完尿蛋白就减到两个+号了，不信你带她去医院化验一下试试。”当时我根本不相信，因为在此之前我爱人已经吃过一百五十多服省内几位名老中医的药了，没有任何效果。吃完这五服药，我们又来找马大夫，马大夫问，去化验了没有？我说没有。马大夫说，这次吃完你去化验一下试试。吃到第九服药的时候，我拿着妻子的尿样到省人民医院化验了一下，尿蛋白果真成了两个+号。那是我爱人的病起死回生的转折点。也许是精神的力量，第一次去马牧西的诊室，我爱人行走都有困难，我专门向单位要了车，是我一个同事和我一起架着她走进诊室的。十服药之后，她已经能够自己走动了。我用自行车带她去诊室，她可以自己上车。后来，她的病彻底治好了，上班了，中间虽有种种反复，都不是医药能够解决问题的。这里要告诉读者的是，我爱人现在依然健康地活着，她已经退休了，每天在家为我洗衣做饭。
二
中医看病靠的是望、闻、问、切，其中最关键的是切脉。一个优秀的中医大夫可以做到“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中医也越来越多地依靠化验、X光透视、CT、超声波、核磁共振等西医检测手段检测病情，这样无疑增加了诊断的准确性，但是随之中医也在退化，越来越多的中医学院的学生已经不会切脉，而更多地依靠西医检测手段。马牧西却不是这样，他的诊断还是靠三个指头。我爱人第一次到他那里就诊，他号完脉说，你是左肾疼右肾不疼，这一语中的的结论让我和我爱人都很吃惊，这和西医检查的结果以及我爱人自己的感觉完全一致。
和我爱人一起去找马牧西看病的还有两位朋友，一位是兰州大学的女团委书记孙朝晖，给我爱人看完之后，马大夫摸了摸孙朝晖的脉搏，张口便说：“你是想儿子了。”一句话说得孙朝晖脸一红，因为她结婚几年了，一直没有孩子。马大夫给她开了一个方子，吃了不久她就怀孕了，现在孙朝晖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另一位是甘肃的著名作家张俊彪，他患的也是肾病，尿血，开始是两个+号，后来是四个+号，去马大夫那里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满视野都是了。马大夫号完脉之后说，你的病主要是肝上的问题，肾的问题在其次。张俊彪大吃一惊。他和我爱人一样，也跑过很多家医院治疗，还专门到北京、天津的大医院看过，医生一直是按肾病给他治的。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险，如果不是碰到马大夫，疾病很可能会夺去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的生命。张俊彪病好之后调到了深圳，一直担任深圳市作协主席至退休。
马大夫号脉的功夫有如神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在马大夫的诊室待了一天，观察他怎样号脉看病。不一会儿，进来一位患者，马大夫一搭脉搏张口便说，你的血压是90――140，那位患者说：“我早晨刚刚量过，是100――140。”马大夫说，“现在是90――140 。不信咱们找个血压计量一量。”恰好患者中有一位带了腕式血压计，伸手递了过来，“看看马大夫说的准不准？”那位患者戴上血压计一量，果真是90――140，诊室里立刻一片喧哗，简直太神了！另一位患者坐下，马大夫把手往他脉搏上一搭，说：“你的胆没了。”患者说，是的，前不久患胆结石，手术时摘除了。
马大夫号脉，不仅能准确地说出病情病因，甚至能号出许多与病情无直接关系的身体症状。一位回民妇女来找马大夫看病，马大夫边号脉边说：“你超生了。”
那位妇女不好意思地反问道：“你咋知道呢？” 马大夫笑着说：“我咋不知道？你已经怀了五次孕，生过三个娃娃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让患者惊叹不已，诸如头一天喝了酒，吃过洋芋、粉条之类的生活细节，他也都能从脉象上看出来。一位患者吃着中药还在喝酒，马大夫很生气，说：“你这样子怎么能指望病情好转？”患者矢口否认，说他没喝酒，马大夫说：“算了吧，你昨晚上至少喝了半斤。”那位患者低头不语。
马大夫不仅脉功好，针灸功夫也不错，他每天从早到晚给人号脉开方子，也从早到晚给人扎针，他的诊室外面是排队等候叫号的，里面坐的几乎全是针灸治疗的病人。一批到时间走了，再换一批，直到诊室下班了，还有最后一批患者坐在那里等着拔针。
除了汤药和针灸，马大夫还自制了不少药丸、药片、药水，用以辅助治疗。有一年夏天，我的肝区疼得很厉害，到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医生也没法采取措施。我心里很害怕，担心长了什么东西，便来找马大夫。马大夫用纸包了三片药给我，药片是土黄色的，有一分钱硬币那么大，马大夫说，回去吃了就不疼了。我问马大夫是什么病，马大夫说，按西医的说法，应该是肝神经疼。后来我问一些西医朋友，他们说根本没听说过有什么肝神经疼。第二年夏天我又患了急腹症，腹部莫名其妙地疼痛，既不是胃疼，也没有腹泻等肠胃方面的炎症，但是疼得直不起腰来，马大夫也是用几粒药片就把疼痛止住了。我的一位北京的朋友，腿上患皮肤病，痛痒难熬，多年医治无效，听说马大夫能治各种疑难病，便专程跑到兰州来找马牧西。马大夫给了他一瓶自制的药水，擦了不到一星期皮肤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在马大夫的诊室里、家里，窗台上、墙根下到处摆着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里面泡着各种各样的中草药，那都是他自制的药物，这些药不知治好了多少疑难病症。
马大夫在行医中对各种偏方也不拒绝，有许多奇怪的偏方是出自他的手，例如，一位病人患膝盖水肿，马大夫在开药治疗的同时，让患者用豆腐敷膝盖，患者说效果很好；一位满脸青春痘的小姑娘，马大夫在开药治疗的同时，让她把黄瓜捣成泥敷在脸上，当她第二次来复诊时，痘痘不见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去年九月，我患了神经性耳鸣，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吃过中药，做过针灸治疗，都没什么效果，医生说这个病很难治，神经性耳鸣和神经性耳聋是亲兄弟，得了神经性耳鸣，十有八九会导致耳聋，有的医生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个病迟早是聋，你就等着聋吧，聋了就好了，对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我不甘心，打电话给远在兰州（此时我已调到北京工作）的马大夫，马大夫在电话上听我说了说症状，不一会儿，开了一个方子，用短信发了过来，我按照马大夫的嘱咐，吃了七服药，起色不大，又打电话给马大夫，问这个病有治没治，马大夫坚定不移地说，有治，你放心吃药，这个方子再吃七服，吃完我再给你换个方子。如果治不好，我坐飞机到北京给你治。我又吃了七服药，之后马大夫换了方子，第二个方子只吃了四服，我就有点儿没信心了。此时刚好有个到成都出差的机会，我对单位领导说，出完差我要拐弯到兰州去一趟，看看病。我想让马大夫号号脉，再换个方子试试，谁知到成都待了两天，耳朵居然不响了。到了兰州以后，我对马大夫说，出来的时候是找你看病来了，现在是给你报喜来了。
在治疗我耳疾的时候，马大夫还用了一个偏方，让我晚上睡觉时在耳庭里放两片葱白，我立刻想到耳聪目明这个成语，觉得有点儿搞笑，心想这是什么偏方，纯粹是心理安慰。事后回想起来，这个偏方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耳鸣严重，像鸽哨一样从早到晚不停地响，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耳朵上，搞得精神很紧张，耳朵总是热烘烘的像火烧一样，贴上葱白以后，立刻觉得十分凉爽舒适，不那么难受了，我猜想贴葱白不光是心理疗法，也是减轻病人痛苦的一种办法，大概贴黄瓜片、萝卜片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贴葱白不过是要用耳聪这个谐音，显得更吉利，更容易对患者起到安慰作用。
三
我认识马牧西是在二十五年前，那时他刚刚三十出头，个子将近一米八，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宽额头，深眼窝，大鼻子，下巴微微向前撅，明显带有西方人的血统，皮肤白皙、细腻得像个大姑娘，气色红润，气质上又像个能征善战的将军。眉宇间透着一股高贵之气，使我一下子联想到西方影视戏剧中那些王子的形象。中国民间历来有一种说法，大夫的精气神旺，才能镇得住药，像马牧西这样的气质，估计所有的药神、药鬼们都得臣服。
在马牧西的诊室和诊所走廊的墙上，到处是人们送来的感谢信、表扬信、锦旗和牌匾，上面写着“妙手回春”“手到病除”“华佗再世”“德昭技高”“大医精诚”“悬壶济世”等赞誉之词，有的干脆称他为“神医”。还有许多在他这里看过病的书法家、艺术家的书画作品和题字。记得有“杏林三月茂，人间四时春”“梅花香自苦寒来”等。这些锦旗、牌匾、字画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次，因为不断有新治愈的患者往这里送。马牧西并不希望这样，但是诊所要宣传自己、扩大影响，马牧西也不好反对，于是，他在那些牌匾中间挂上了一块大大的他自己定做的牌匾――来者吾师。
如今马牧西已经是誉满金城（兰州别称），家喻户晓，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却经历了无数的艰辛。
马牧西没有上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才的。马牧西的父亲是中医，在他的家乡临夏一带很有名气，曾经治好过无数疑难病症，深受广大穆斯林和各族百姓们的爱戴。马牧西小的时候，看着父亲给人号脉觉得好奇，也装模作样地给人号脉，号完之后总是一个结论：脉搏跳动尚有力。有心的父亲并没有把这当做孩子的游戏，而是认认真真地教他背《汤头歌诀》，可是小孩子对那些枯燥的药名不感兴趣，他只对号脉感兴趣，让父亲教他号脉，父亲说，你不要急着学号脉，等基础打扎实了，我自然会教你。谁知他自己边看边摸索，很快就掌握了号脉的基本功。有时患者慕名而来找他父亲看病，父亲不在家，马牧西便给病人号脉，居然能说个八九不离十。父亲发现后，严厉禁止他这样做。父亲的禁令依然阻挡不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上学的时候，闲暇时间他依然会给同学们号脉玩耍，而且说中过不少同学潜藏的病症。中学时代的马牧西，在同学中已经小有名气，同学们毫不怀疑，马牧西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中医。 遗憾的是，马牧西没能考上大学。这不能全怪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小学就没有正经上过几天课，加上边远地区教育条件差，绝大多数孩子是不可能有上大学的机会的。马牧西也不例外。中学毕业后，他在家待业没事干，开始刻苦钻研中医，把父亲读过的中医典籍基本上都读遍了，他听父亲说过，《黄帝内经》是中医的核心经典，便开始苦读《内经》，很快便把《内经》背会了。马牧西的记忆力极强，凡是在他那里看过病的人，第二次来找他，哪怕时隔多年，他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字。《内经》攻下来之后，其他中医典籍对他来说就容易得多了，那些《汤头歌诀》，他在不经意间已经烂熟于心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有人求上门来，马牧西已经可以代替父亲给人诊病开方了，父亲发现以后，再次对他发了火：你既无学历又无行医资格，怎么能随便给人开方子？
一九七四年，马牧西下乡插队，在公社合作医疗站担任赤脚医生，已经能够用中医方法治疗各种常见病、多发病。他边实践边学习，医术有了很大提高。两年后，他被招工招到了省建六公司。马牧西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中医这一行，他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中医典籍，一面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实践所学到中医理论。工友们有个头疼脑热，他便伸手去给他们号脉，告诉他们该吃什么药，采取哪些治疗措施，渐渐地，马牧西在建筑工地上出了名，有病没病的工友们都来找他号脉，有的是看病，有的想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有的纯粹是出于好奇，来验证一下他号脉号得究竟准不准。在这种半工半医的过程中，马牧西的脉功有了长足的长进，已经能够准确地诊断病情，把握分寸了。到后来，不仅工友们来找他看病，连那些工友家属们也找上门来，经常是他正干着活便有病人来找他，有些病人病得很厉害，马牧西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来为他们诊脉。在年轻的马牧西脑子里，还没有学历、行医资格、法律界限这些概念，有人劝他不要乱给人看病，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是马牧西心里有数，他开出的方子绝对不会把人吃坏。在他看过的病人中，没有一例因为吃了他的药而有什么不良反应。
马牧西的名字不胫而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看病，也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于是领导找他谈话，既然你这么喜欢中医，就换个单位吧，你不喜欢这里的工作何必在这儿受罪呢？那时的铁饭碗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马牧西一时还舍不得丢掉这份工作，但是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最终不得不辞掉了“铁饭碗”，调到省经济协作办公室下设的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医疗机构：甘肃名老中医门诊部。
此时的马牧西已经治好过不少疑难病症，在兰州声誉鹊起，名老中医门诊部的负责人也有所耳闻，他们愿意接受马牧西。可是马牧西既没有学历也没有行医资格，怎么安置他的工作？在名老中医门诊部坐堂的都是省内各中医院退下来或即将退休的老中医，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名气，即使一点儿名气没有，至少还有个主任医师的头衔挂在那里，让马牧西和他们一起坐堂诊病显然不太合适。于是门诊部领导决定先让马牧西在药房工作，然后再去疏通卫生管理部门，看能否解决他的行医资格问题。
马牧西一到药房，那些慕名而来的患者便找上门来，开始是一天三个五个，后来是十个八个，马牧西一边抓药一边给他们诊脉开方，谁知后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月以后，门诊部门前来找他看病的人已经排长队了。马牧西的行医资格问题还没有解决，怎么办？门诊部负责人请示领导，领导回答说：“改革开放时期，可以特事特办，有些政策界限可以突破，既然他会看病，就让他看，可以一边坐堂一边给他办理行医资格。”于是，在门诊部的大堂里，又给马牧西加了一张桌子，这是马牧西第一次以“合法”身份给人看病。
马牧西来之前，门诊部的生意一直是冷冷清清、不死不活，勉强能够维持。马牧西到来之后，前来就诊的人越来越多，门诊部的效益也越来越好。不到半年时间，每天来找马牧西看病的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二百多人。要挂马牧西的号，已经不是件容易事，要么得早起排队，要么就得托人。我第一次带我爱人去看病，就是托人去的。马牧西是临夏人，他刚成名的时候，从临夏、东乡等地慕名而来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后来，他的名声已经远播全省，很多人千里迢迢从武威、张掖、酒泉、平凉等地专程跑来找他看病，面对这些父老乡亲，马牧西一个也不忍心拒绝，只要有人找来要加号他都给加，以至于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内，他每天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门诊部早上八点上班，他七点便开始给病人看病。他初出茅庐，还没有助手，号脉、开方都是一个人干，那时电脑还没普及，开方要用复写纸，一式三份，写字必须用足力气，每到下午，握圆珠笔的右手便伸展不开了。他的右手中指第一个关节，到现在还留着一个深深的窝，那是当年握圆珠笔留下的痕迹。他处理病人，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庞统断案一样，眼看、耳听、手写、嘴发落，右手还没写完上一个方子，左手已经搭上了下一个患者的脉搏。马牧西最初行医的几年，一直是以这样的状态工作着。平时有点儿头疼脑热也不得不坚持，甚至发着高烧还来上班，他不来，那一百多号病人就得等到下一天，一想到那些比他病得更厉害的人，他在家里就躺不住了，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马牧西除了去麦加朝觐或到外地出诊，几乎没有缺过一天勤。
四
自从马牧西开始坐堂看病，门诊部那些名老中医脸面上就有点儿不好看了。因为每天来就诊的几乎全是找马牧西的，其他人的号加起来不足他的十分之一，有的人坐一天也没有一个患者挂他的号，有的病人本来是冲着名老中医来的，但是到了门诊部一看，马牧西这么有名气，干脆又改挂了马牧西的号。于是几位老中医一起找门诊部领导谈话，质疑马牧西的行医资格问题，有的还向门诊部提出了辞呈，既然有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马牧西，还要我们来做什么？
为了协调马牧西和老中医之间的矛盾，门诊部把马牧西的诊室迁到了马路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更鲜明的对比，马路这边，宽宽敞敞的门诊大堂冷冷清清，七八位老中医坐在那里聊天，几乎没有一个来看病的人，而马路对面的小院子里，从早到晚挤满了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有的站着，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趴在诊室的窗子上张望，盼着早一点儿轮到自己，小院子里站不下这么多人，门外的马路上都是三五成群等着叫号的，连过往的汽车到这里都要鸣笛减速，一时成了南昌路的一道风景。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写信向卫生管理部门告状，举报马牧西非法行医。接着，街头巷尾便传出了各种攻击马牧西的流言蜚语，有的说马牧西是个骗子，有的说马牧西胆子太大，什么药都敢开，多大剂量都敢用，吃了肯定要出问题。原话说得很直白，“那么大剂量的药是给人吃的吗？那是给牲口吃的。这样下去不死人才怪呢。” 卫生管理部门很快便派人到门诊部来进行调查。马牧西没有行医资格是事实，这个状一告即准，卫生管理部门下令取缔了马牧西的诊室。马牧西又回到了药房。但是马牧西的大名已经传遍金城，他在药房抓药，人们还是不断找上门来请他诊脉，请他开方，门诊部前依然车水马龙。马牧西根本不能露面，一露面便被人们围住。门诊部领导只好让他暂时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与此同时，门诊部又与卫生管理部门协商，希望给马牧西争取到合法行医的资格。卫生管理部门感到很为难，一方面，攻击马牧西的舆论沸沸扬扬，他们不敢担这个风险；另一方面他们也了解到，马牧西确实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医生，取缔马牧西的诊室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经过省经协办和卫生管理部门反复协商，最后决定让马牧西参加当年省卫生厅职改办组织的职称考试。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四日，马牧西顺利地考取了中级职称。现在，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堂行医了。马牧西在家闲居准备考试的时候，关于他的谣言也随之终止，可是他一出山，各种诬蔑不实之词又接踵而来，反对马牧西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有些有闲的人就是跟他过不去，非要把他扳倒不可。有的人甚至利用关系动用了合法媒体。另一方面，来找马牧西看病的人依然有增无减，门诊部专门为他租下的那个小院子，依然是从早到晚人声鼎沸，马牧西根本顾不上去解释那些流言蜚语，每天光是看病就已经耗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偶尔有些闲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也只能苦笑着摇摇头，实在气不过的时候，便说一句：“我可以对每一个来这里看病的人负法律责任，如果把病人治坏了，我情愿去坐大牢。”
任何一位医生都不可能包医百病，有些病能治好，有些病就是华佗再世也治不好。三十年过去了，马牧西看过的病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他治好了无数病人，也有不少病人吃了他的药效果不大，或者没什么效果，但是从来没有一位病人因为吃了他的药而病情加重或者留下什么后遗症，在他行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过一例医疗事故，没有和一位患者红过脸、吵过架，也没有任何一位患者找上门来说你把我的病治坏了。按说反对马牧西的舆论应该自生自灭了，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三十多年来，反对马牧西的舆论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也许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奇怪现象。另一个奇怪现象是，反对的呼声这么高，来找马牧西看病的人数依然不减，三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一天少于一百人。现在来找他看病的，已经不仅仅是本省的患者和回族兄弟，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陕西的，有广东、四川的，有新疆、云南的，还有很多外国朋友。
五
马牧西的处方特点是大方子、大剂量，他的方子一般用药都在二十味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三十味，剂量之大，一般的砂锅往往煮不下。攻击他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我就这个问题采访过他，他说：“现在的中草药很多是大面积种植的，为了高产，大量地使用化肥，药效远不及野生的。药品市场开放以后，收购质量也大不如从前，以次充好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还按过去的剂量用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关于大方子和小方子的问题，中医史上一直是有争议的，医圣张仲景曾说过：药过十三百病不治。但是到了唐代，孙思邈就推翻了这个结论，采用大方子。正是那些敢于突破传统的医生发展了中医学，否则中医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甚至倒退。作为初出茅庐又是这样一位有争议的医生，马牧西不敢这样说，只能默默地做，但是我想他治好了那么多别人治不好的病，一定是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创造的。
马牧西成名是因为看不孕症，不少结了婚没孩子的妇女吃了他的药都怀了孕，有了孩子，便一传十十传百地把马牧西的名字传开了。实际上马牧西最擅长的是治肠胃病、肝胆病，马牧西所有的方子都有炒三仙，这三味药是通肠胃的，他曾对我说，肠胃是交通要道，无论看什么病，先要把肠胃打通，肠胃不通，什么病也治不好。他不仅擅长肠胃病、肝胆病，治疗风湿病、腰椎病、红斑狼疮、过敏性紫癜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还治好过许多普通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怪病症。
由于马牧西的声名远播，很多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都来找他看病，一些远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患者或由于病重不能前来，或由于工作原因脱不开身，经常请他去出诊。他曾先后给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静仁等看过病，省军级以上的干部来找他（请他）看过病的不下百人，各界名流更是不计其数。马牧西无论到哪里出诊，总是周五晚上或周六上午走，周日下午必须赶回兰州，他心里还惦记着每天慕名而来的那一百多名患者，如果周一早上七点他不能准时坐在诊室里，门诊部就要乱套了。他曾多次到北京出诊，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地游览过北京的名胜古迹，到现在为止，他只是对天安门有一点儿印象，其余的大部分地方都没去过，每次出诊总是来去匆匆，给人看完病登上飞机就走。
是什么力量支持他这样做呢？是为了钱吗？马牧西成名以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有钱，连我也这样认为。每天那么多人看病，光是挂号费提成就得多少？直到去年我再次见到马牧西才知道，三十多年来，他从没提过一分钱的挂号费，现在每天从他手上开出的药方价值三万多元，一年光是中药一项给门诊部创造的利润就达二百多万，他也没有从这些利润中提取过一分钱。他的收入只是每月八千元的工资。几年前，甘肃医药管理部门对于民营医院的挂号费出台过一个新规定，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生，可以提高到三十元，但是马牧西一直压着不让提。马牧西深知西北地区百姓们的穷苦，看病贵，看病难，很多人来一趟不容易。以马牧西现在的名气，挂号费就是一百元也不算高，笔者曾在北京的一家民营中医院做过针灸治疗，挂号费就是一百元，更有那些电视炒作出来的所谓“名医”把挂号费提到了上千元，但是马牧西的挂号费只有五块钱。由于马牧西坚持不准挂号费提价，医院一年仅在他的挂号费上的损失就是几十万。但是马牧西不拿这个钱，院方也无话可说。以马牧西现在的医术和他为他所供职的医院所做的贡献，年薪百万应该不算过分，但是他的年收入只有十万左右。许多患者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都为他鸣不平，动员他去找院方谈判，提高工资待遇，但是马牧西抹不开这个面子。马牧西生就一副傲骨，也是个很有魄力的人，他的气质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敬畏，无论省长、市长，还是什么明星大腕，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但是在个人利益上，他却永远都张不开口。他不爱钱，朋友们相聚，一说到他的收入太低，他总是说，我没那么大需求，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既然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那么是什么支撑着马牧西这样做呢？我们可以从他每天的生活中去寻找答案。马牧西每天早晨五点多就起床做礼拜，吃过早点，七点钟之前就赶到了诊室。门诊部八点钟正式开始营业，九点多他已经看了四十个病人了。现在他有两名助手协助开方，处理病人很快，大约在一点钟的时候，就把一百二十个左右的病人看完了。有时病人多一些，就要忙到两三点钟。现在的工作状况比他刚成名时略微轻松了一些，但是连续七八个小时的工作量依然是很繁重的，工作时间经常忙得连厕所都顾不得上，直到十一点左右实在憋不住了才去一趟。午饭都是在两点以后，下午是他的休息时间，可以喝喝茶、看看报，读一点儿业务书籍。但是下班之后，手机依然不停地响，不断有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打来电话问这问那，也不断有朋友受人之托约他看病开方，所谓休息时间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马牧西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牌下棋，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坚持的是每天下午日落之前准时到清真寺去祈祷，祈求世界和平，祈求真主保佑天下苍生都能过上幸福平安的日子。我曾问过马牧西，祈求世界和平是常年的主题还是临时性的，他告诉我是常年性的。马牧西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礼拜，从不间断，无论刮风下雨。他是穆斯林中的杰出人物，他的一举一动对周围的信众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便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为周围的人们做出榜样。他曾经五次到麦加朝觐，这是一个穆斯林少有的殊荣，也是他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动力。如果要问马牧西哪里来的那么大工作干劲，我认为首先是信仰给他的力量。马牧西成名以后，曾有不少朋友介绍他到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发展，马牧西都婉言谢绝了。一位深圳的朋友，注册了一家民营医院，已经办好了营业执照，请他去坐堂，他坚辞不肯。马牧西的老家临夏是回民聚居地，兰州虽然已不是故乡，但是在小西湖一带仍有一个回民聚居区。西关十字有大清真寺，他家附近也有一个清真寺，早晚礼拜都很方便。离开这里，他找不到和周围人的共同信仰，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支柱。
二十多年前，我初识马牧西的时候，曾建议他到北京去深造。马牧西反应敏捷、博闻强记，以他的天资，三两年拿下硕士、博士学位是不成问题的。马牧西没有听从我的建议，他对自己的人生另有打算，他离不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离不开时刻需要他的广大患者。是对穆斯林兄弟姐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发自内心的爱支撑着他走过了这三十多年的人生道路。
马大夫热爱自己的职业，给人看病时，不仅充满了对患者的爱心和同情，还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对待自己的职业的激情。在他的诊室里，我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当他给病人号过脉摸准病情之后，总是要稍微思索一下，仿佛一个大将军在斟酌自己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往往在几秒钟之内就形成了，然后便像炮兵开炮一样，一口气开出药方：
丹参麦冬五味子枸杞子，枣仁远志黄连夜交藤！瓜蒌！白芍枳壳青陈皮！熟地当归大云山萸肉水牛角……
他一口气说完药名，两个助手都知道他通常用药的剂量，一般不用问，需要特别增减剂量的，他说完药名之后会单独交代。在开方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两眼放光，格外兴奋，方子开完，仿佛打完了一场硬仗，带着满意的笑容轻出一口气，便又恢复了平静。
我调离兰州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我一直没有见到马牧西，去年有幸两次见到了这位我最尊贵的朋友。十年不见，马牧西老了许多，头发变得十分稀疏，快见顶了，头上冒出了根根白发，当年王子般的风采已经逝去，脸上平添了许多岁月留下的皱纹。我在心里说，他老多了。看到马牧西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他本可以保养得很好，作为一个中医，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比常人更健康、更年轻，但是他长年忙于给别人看病，却很少注意自己的健康。由于长年久坐，他患了严重的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骨质增生，心血管三处狭窄，西医建议他做支架，他没有做，一直用中药维持着。他的健康到这种程度，完全是累的，除了久坐之外，每天过度劳累之后，饥肠辘辘，暴食一顿午餐，也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见面之后，我反复告诫他要注意身体，并建议让医院出个通知，每天诊脉时留出两段休息时间，站起来活动一下，他笑笑说：“几十年都这样，改了不好，那样患者会以为我拿架子，来看病的人心情都很急迫，就算站起来也没法休息，看着满走廊的病人，心放松不下来。”我再劝，他便说：“注意了能多活几年？趁着身体还好，多做点儿有益的事等于是多活了。老了，干不动了，想做事也做不成了。”
我说，“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不为患者想想？难道你就不想多活几年，多救活一些病人？”
马牧西笑笑不再答话。我知道，我的话他根本没听进去。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了。
如果读者朋友问我，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句句真实，我愿对文中的每一句话负责，如果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慕名去找马大夫，请您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替我问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