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由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一个交流项目，十名中国学生赴英学习，而吴芳思（Frances Wood）和另外八名英国学生到北京学习了一年，先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与中国学生赴英学习英语以便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明确目的不同，吴芳思和她的同学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他们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师傅们在一起；或者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他们艰苦奋斗，挑灯夜战，挖出了一些很浅的，据说是可以防止核攻击的防空洞。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周六上午，有两个小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必修课。此外体育课也是必修的，包括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扔手榴弹。这样的生活构成了当时留学生，也是中国学生的日常生活，它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吴芳思在北京留学期间正恰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中国整个社会被一种政治狂热和革命激情所笼罩。对于这样一段历史，在今天早已已经有了定论，然而在大多数的历史叙述中，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底层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关于文革的微观记忆并不多见。
25年后，已经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的吴芳思将这段留学经历写成了《留学北京》，在英国出版。今年5月，此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部《留学北京》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历史叙述构成了一种补充，通过大量具体的故事和人物，以一种个人化的、微观的视角呈现了她眼中的中国，尤其是作者外国留学生的身份，他对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和政治运动的观察，带着一种天然的陌生化的眼光，很多在我们看来并无新意的东西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当然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也为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在吴芳思看来，中国和英国的差异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中差异就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吴芳思在语言上“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当被一些趿拉着布鞋，悄悄跟在她后面的农民问及：“吃饭了没有？”这句话相对于英语中的“你好”，按照中国的习惯，主要回答“吃了”或者“还没有”就行了，而吴芳思却把午饭吃的菜一样样的报给他们听。
文革时期诸多荒诞和狂热的因素，也是吴芳思非常关注也时常迷惑的内容。阶级斗争作为文革时期的指导性的纲领，贯穿在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单一化。吴芳思在书中不断质疑并反思这些现象。文革时期的开门办学，不但要下乡劳动，还要学习，每个上午吴芳思和其他同学都要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学习。会议室里摆放着一排大玻璃罐子，里面放着获奖的红辣椒、番茄、黄色甜玉米和大白萝卜。吴芳思“听着没完没了的故事―阶级敌人如何企图破坏干扰蔬菜生产（比如，冬天扯掉温室大棚的覆盖物，或者提出冬天种草莓的荒唐建议），生产如何稳步提升，坐在那里听得手脚冰凉”。
课本上关于英雄的故事，在吴芳思看来违背了基本常识，这些英雄人物大多数人都做出了重大牺牲，“有的是为了挡住一列失控的火车或者满载属于人民的大白菜的失控卡车”。在吴芳思看来，扑向一辆满载蔬菜的卡车并不能使它停下来，“可是他们只要我们钦佩这样的精神，并不鼓励我们提出与这个英雄行为有关的物理方面的问题”。
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无疑是充满了革命的庄严，而在吴芳思看来，其中不乏荒诞和滑稽。然而当时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那里是习以为常、不容置疑的。吴芳思仅仅是以生活的常识，就把其中的荒诞揭穿，其间并没有激烈、深刻的历史批判，但这种方式无疑是有力量的。更重要的是，吴芳思以其幽默的叙述，化解文革时期的神圣和庄严，使神圣回归日常。加上吴芳思身上并没有中国老百姓身上沉重的历史积淀和现实的政治压力，她的观察客观，摆脱了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模式，没有附加上现在的价值观念。
在对毛泽东的描述中，吴芳思很多说法在当时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在外语学院有一尊两人大小的毛泽东水泥像，吴芳思是这样描写的：身穿一件看似舒适的水泥大衣，举起一只手臂，而外语学院的马路对面的石油学院，也有一尊同样的塑像。因为外语学院的大门正对着石油学院，所以两尊面对面的毛主席像都举着手臂，好像是自己向自己打招呼。
在革命的中国待了一年之后，吴芳思看到了太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同时对中国也产生了深刻的情感，这本书也是一部具有中国情怀的著作，她在这本书的最后提出了很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的历史记忆的问题：“对最近几代中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段历史而已。我每每谈起文革，说起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人也已大多遗忘的事情，他们只是呵呵地笑。他们是在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不知道什么叫‘开门办学’。虽然偶尔还有一些半心半意的重树雷锋形象的举动，但对于购物的年轻人来说雷锋那条裤子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神话，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时装杂志和中国电视上播放的巴黎时装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