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产业省的干部曾跟我说：“二阶部长的时代，日本经常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两国官僚多次跑来跑去，可是不能解决。最后我们周末去二阶部长在箱根的别墅，商量解决方法。二阶部长给那位中国高层领导写了封亲笔信。我们把信传真过去后，事情就解决了。”
日本资深政治家二阶俊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件违背国际惯例的事。
5月23日晚，这位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在事先没有通报的情况下，将本该私下转交的首相安倍晋三亲笔信，当着3000名日本各界访华人士的面，双手递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过去25年的公开新闻报道里，中国领导人收到的亲笔信，来自日本的最多。究其缘由，在于日本自古有“亲书外交”的传统，写信本身就是一种礼仪，即使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写信仍被当做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
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给李鹏发来亲笔信，祝贺其当选中国总理，并邀请李鹏访问日本。整个上世纪90年代，日本领导人更迭频繁，而宫泽喜一、细川护熙、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上台担任首相后，都曾委托访华政要转交亲笔信给中国领导人。
一封封首相亲笔信背后，是中日外交关系的起伏。
而二阶俊博送信这一刻，因为中日近年在领土、领海以及历史问题上多有纠纷，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说法，“中日双方政府间关系，处在冰点。” 二阶俊博的“心机”
在日本的政界，二阶俊博总务会长（自民党核心领导层之一，掌管党内事务运营）被称做“保守左派”，“保守”指他身处执政党自民党，而“左派”则是因为他是著名的“亲华派”。
曾经在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届内阁任经济产业部长（商务部长）的二阶俊博与中国渊源甚深，而且与某位中国高层领导的私交也是相当不错。经济产业省的干部曾跟我说：“二阶部长的时代，日本经常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两国官僚多次跑来跑去，可是不能解决。最后我们周末去二阶部长在箱根的别墅，商量解决方法。二阶部长给那位中国高层领导写了封亲笔信。我们把信传真过去后，事情就解决了。”
2012年春天，当时我还在北京工作，也曾见证了二阶部长亲笔信的威力。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在上海留学念书的日本年轻人。我问他因为什么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他说为了拜见二阶部长那位好朋友，“我认识的人认识二阶部长，二阶部长帮我写了封介绍信。”一封信就能让学生见中国高层领导？我不能相信。但是第二天打电话给他，他兴奋地给我说：“刚刚见了15分钟。”
兼任日本全国旅游行业协会会长的二阶俊博，已经是第五次组织率领大型观光文化交流团访华，而他此次中国行，也是跟经济有关。今年，日本有一个流行语几乎无人不晓――“爆买”。新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等长假期间，大批中国游客涌入日本，日本的百货商场和酒店等，赚得盆满钵满。因此，二阶团中，拥有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御手洗富士夫等多名工商业巨头，并不奇怪。
然而，为什么会见当晚，二阶总务会长会做出如此失礼的举动？后来，他谈及此事说：“我之所以违反国际惯例，在那种场合下转交亲笔信，主要是为了让在场的3000人做个见证，无论是安倍首相，还是习近平主席，都希望改善日中关系。并且，支撑日中关系健康发展的，是来自民众之间的深厚友谊，这份情意是不会受政治左右的。我希望与中国一同构筑一个新的时代，将和平友好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人，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使命。”
没有人指责这位老政治家的“心机”，习近平主席也微笑着接受了他转交的亲笔信。 亲笔信开启中日邦交正常化
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的日本，以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同盟国自居，奉行反华政策，在联合国鼓吹“两个中国”，与中国的对立十分激烈。但是在1971年7月15日，在没有事前知会日本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称：“我想尽早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建立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日本称其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尼克松的表态，当时全世界最为震惊的，要数日本政府。佐藤荣作政权在外交上进退失据，陷入了巨大的震动和混乱之中。当时自民党“佐藤派”有三员大将，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和保利茂。田中与福田有意参选下一届首相，所以处理中日关系这棘手的事物，落到了佐藤政权二号人物保利茂干事长头上。
“此次委托美浓部知事转交信函，意在为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恳切希望双方能坦诚交换意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浓部知事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时，转交了保利干事长的亲笔信。周恩来总理读罢后，向美浓部知事表示：“这封亲笔信该不是伪造的吧，我无法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