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外来文化的传入，都并非一番风顺，从被抵触到接受乃至融入本土文化，要经历极为曲折与漫长的过程。日本飞鸟奈良平安时期，佛教的传播亦是如此。公元6世纪，佛教经中国传入日本，起初受到了日本废佛派的强烈抵触，这场斗争最终以苏我氏与圣德太子的胜利告终。佛教从此获得了国家支持开始在日本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飞鸟时代，奈良时代还是平安时代，佛教都因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而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及受容有其独特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飞鸟；奈良；平安；佛教；传播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及受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日本飞鸟、奈良与平安时代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及受容情况。佛教在这三个阶段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传播的？其受容情况如何？日本的佛教在这三个阶段的传播呈现了何种特点？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将从以上几个问题入手，进行探讨。
一、佛教在飞鸟时代（600年-710年）的传播及受容
佛教于公元538年从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此时日本正处于从氏族公社社会到律令制国家的过渡时期。针对是否要接受佛教这一问题，崇佛派的苏我稻目与废佛派的物部尾舆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废佛派认为，若认同佛教在日本传播，就意味着认同佛祖的存在并否定氏族制度下的树立起来的诸神。而崇佛派的苏我氏则认为，推崇佛教便可借用佛的威信来消除动荡、稳定社会、巩固统治。这场争论的目的并非是佛教传播本身，而是于统治阶级以宗教为契机统治人民的新旧方式之争。显而易见，废佛派认为佛教的传播会对旧的氏族势力统治构成威胁。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并于次年颁布了佛教兴隆之诏书，从政治层面对佛教进行推广。除此之外，圣德太子亲自著书《三经义疏》，为法华经、维摩经和胜经进行注解，大力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在圣德太子的支持下，全国开始大规模兴建寺院，四天王寺、法隆寺、广隆寺等著名的寺院都建于此时期。据统计，到公元624年，日本共有寺院46座，僧人816人，尼姑569人，佛教的传播达到一定规模。
在佛教最初传入日本的飞鸟时代，倡导佛教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的行为。当时苏我氏与圣德太子为了打破旧的氏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需要利用佛教这种新的信仰作为手段来巩固统治、树立威信。值得注意的是，在飞鸟时代，佛教是作为“空降兵”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入日本的，朝廷修建的寺院只允许天皇和贵族朝拜，普通大众禁止进入官寺参拜，也不允许听讲佛经。对于百姓而言，佛教是统治阶级权威的象征，是先进的“大陆文化”的载体，与他们的生活并无交集。此阶段佛教的传入并没有影响到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在当时普通百姓的信仰还是以神道为主。所以在飞鸟时代佛教仅是维护中央集权的手段，并没有广泛的受众，只能说是对当时先进的“大陆文化”的单纯模仿。
二、佛教在奈良时代（710年-794年）的传播及受容
奈良时代佛教由于受到天皇的大力支持而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以佛教为手段来寻求皇权的安稳和国家的安泰，此阶段佛教很大程度以“镇护国家”为目的和使命，故奈良时代的佛教被认为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国家佛教”。学僧们把中国的佛教经典全部引进，在寺院煞有介事地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受到朝廷的支持并服务于朝廷，与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与飞鸟时代一样，奈良时代僧侣禁止到民间讲授佛法，群众也不被允许去寺院参拜。佛教在奈良时代仍然以模仿中国佛教为主，没有根植于广大群众。进入奈良时代末期，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日本社会陷入了动荡之中，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在此背景之下，日本各地出现了违禁向群众宣讲佛教的僧侣，并受到穷苦群众的信赖。可以说，佛教开始出现了由国家佛教向普通民众靠拢的信号。
由于奈良后半期佛教与政治紧密结合，朝廷过度地采取了以佛教为中心的政策，产生了一些弊端。因此，平安时代的恒武天皇为了巩固新王朝根基，清除一直以来佛教政治的弊害，在迁都至平安京时决定不迁走南都大寺。与此同时，恒武天皇决定支持从唐朝学佛归来的最澄、空海带来的新佛教。遣唐使最澄在唐朝学习了以法华经为主的天台经的教义并携带大量经卷回国，在日本比山修建延历寺开创了天台宗。空海也称弘法大师，于公元803年来到唐朝，在长安用2年时间领悟密教的精髓，回国后在日本高野山修建了金刚峰寺并开创了真言宗。
平安时代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在“镇护国家”方面继续秉承了奈良佛教，但是却不像奈良佛教那样与国家政治有直接关联，因为奈良时代的寺院大多建在宫廷周围，而平安时代著名的延历寺、金刚峰寺都位于远离城市的深山之中。再者，天台宗与真言宗的咒语和祈祷固然是为了守护国家平安，但更重要的是作为贵族们消灾除病的手段而存在。从这点来看，平安时代的佛教已经显示出了追求“现世利益”的特点，这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的宗旨如出一辙，平安时代，佛教与神道开始互相融合，佛教利用日本传统宗教神道的土壤生根发芽后，才真正实现了从模仿中国佛教到日本佛教的过渡。具体表现为，在神社内修建神宫寺，在寺院内祭拜镇守神，在神灵前诵读佛教经卷等，该过程被称为“神佛习合”。
四、佛教在日本传播的特点及其原因
（一）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的特点之一就是其“自上而下”传播方式。所谓“自上而下”是指，佛教在日本最初由统治阶级主动吸收并大力弘扬，经过几百年漫长的发展过程最终为普通大众所接受。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家力量扶植而发展起来的，礼佛诵经等佛事活动也局限于天皇、贵族等上层社会，普通百姓没有权利参与佛教活动，对佛教教义毫无理解。当时的佛教在日本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传播。可以认为，如果没有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佛教在日本的传播或许不会如此顺利。 “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是有因可寻的。追溯佛教传播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飞鸟时代还是奈良平安时代，佛教都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政权的手段。飞鸟时代，佛教的主要任务是对抗旧的氏族力量，统治阶级需要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神”的新兴信仰来加强中央集权。奈良时代，佛教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镇护国家”以祈求天皇制的安泰是此时期佛教的主要任务，与佛教原本提倡的个人戒律毫无关联。平安时代，佛教继续沿袭奈良时代守护国家的特点，但由于唐朝末期的“安史之乱”导致了政局动荡，日本停止了向唐朝遣输送唐使，佛教开始逐渐本土化、日本化。
（二）出现了“神佛习合”的过程
一种新宗教的传入，势必会对本土宗教造成影响，但在日本情况却稍显特殊。上文中提到，佛教在日本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所以佛教在传入日本的最初100多年间，并没有与本土宗教神道出现过正面碰撞。上层统治者信奉佛教，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动用国库支持佛教及佛经研究，却明令禁止普通百姓接触佛教。由于普通百姓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教，他们的主要信仰还是以神道为主。可以说，佛教在传入日本后，一直是以高于神道的姿态存在的，原因不在于宗教本身，而在与统治阶级的刻意为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需要一种看起来“高高在上”的“神秘”的信仰，佛教便充当了这个工具。但由于唐朝政局动荡，日本统治阶级亦为了修正佛教过多参与政治的局面，决定不再一味模仿中国佛教，佛教开始日本化。在平安时代，日本开始出现了神社里面修建神宫寺，在神灵前诵读佛经等宗教活动，普通百姓也认为“神”是因为领悟了佛法而化身为“菩萨”，并产生了将八坂神社称为八坂大菩萨的说法。
“神佛习合”看似很偶然，却有其必然原因。之所以在日本出现了“神佛习合”，这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的特性密不可分。日本是一个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岛国，自古以来多地震、火山爆发、台风等自然灾害。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百姓把这些都解释为“神灵”的力量，久而久之便产生了神道。日本人信奉神道，认为大自然的风云雷电、草木山石一切皆为神灵，都是值得敬畏的。所以在生产播种、粮食收获、孩子出生等重大事件发生时，都有去神社参拜以求神灵保佑的习惯。神道在日本被群众广泛信仰，但神道与佛教的最大区别在于，神道产生于百姓中间，没有任何相关的经典教义，也没有具体的神灵形象。神道的这些特点，为“神佛习合”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佛教可以更快地融入神道，更快地利用神道的土壤迅速生长发芽。
五、小结
飞鸟、奈良和平安时代佛教在日本的传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佛教在这三个时期都受到了来自统治阶级的支持而得以迅速传播，但各阶段佛教的传播又各具特色。总体来说佛教在传播的过程完成了由“完全模仿中国”到逐步“日本化”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神佛习合”是日本佛教传播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神佛习合”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深远，它体现了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态度和方式。“神佛习合”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如何，笔者将在今后进一步研究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