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神剧”因无底线地戏说抗战史、过分美化抗日英雄、过度迎合部分电视受众的偏激趣味而广受诟病。之所以受到质疑，归根结底是因为“抗日神剧”违背了我们的社会道德;无视了广大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价值判断，传达出一种低俗的艺术审美观;从传播伦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它违反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原则，不利于在国家话语建构中正确地表述中国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一贯立场。这些艺术创作、表现和消费方面的不规范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合理，正是通过电视剧传播主体的道德伦理而表现出来的。本论文将分析“抗日神剧”所关涉的传播主体的道德伦理或法规政策，梳理“抗日神剧”与国家话语的关系，指明“抗日神剧”对跨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抗日神剧”;传播伦理;国家话语;跨文化传播
电视剧作为文艺传播的一种表现形态，在广大受众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为电视剧受众提供娱乐享受和精神思考，同时承担着向海内外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重任，是典型的文化产品。近年来，一股“抗日神剧”潮悄然兴起，但是受到广泛诟病。究其原因，是因为“抗日神剧”的传播主体未能承担起应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抗日神剧”未能有效地传播中国国家意志，严重影响了跨文化传播的效果。那么，“抗日神剧”关涉哪些传播主体的伦理法规政策？它与国家话语关系如何？它对跨文化传播有何影响？本文将探讨以上问题。
一、“抗日神剧”的相关研究及问题点
抗战剧，是以展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和英勇壮烈为题材的电视剧。它具有还原历史的使命，其作用是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类电视剧曾经深受广大受众的喜爱。但是近年来，部分抗战剧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现象，被人们称作“抗日神剧”。“抗日神剧”，就是有过分夸张、过度脱离历史、偏离真实人物形象和场景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它的情节通常是‘神’一样的抗日豪杰痛杀愚笨无能的日本鬼子。它的主角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超级战士，基本上没有历史局限，不受生物学、物理学原则的约束，具有一定的神格。所以，用‘神剧’这个词，表示它是一种高模仿的戏剧类型。[1]”
随着电视剧受众对“抗日神剧”的关注，学界也对典型的“抗日神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研究。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抗日神剧”的错误价值观、“抗日神剧”中的文化消费、“抗日神剧”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等。目前鲜有研究从文艺传播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此外“抗日神剧”与国家话语的关系、“抗日神剧”对跨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研究尚待展开。本论文将采用传播伦理分析的方法，以抗战剧《抗日奇侠》《孤岛飞鹰》《向着炮火前进》《永不磨灭的番号》为研究对象，解析“抗日神剧”传播主体的伦理、法规、政策等，总结“抗日神剧”与国家话语的关系，指明“抗日神剧”对跨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
二、“抗日神剧”的传播伦理
电视剧的传播主体包括编剧、投资方、演员、媒体、受众、监管方。这六方的行为必然受到社会道德的制约和影响，任何一方的行为和活动都反映着特定的社会伦理道德因素，无不体现着或真或假、或善或恶、或美或丑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这六个传播主体又反作用于社会道德，他们通过自身的行为建构或解构着社会道德系统。
（一）编剧道德
电视剧来源于现实，但往往借助艺术手法来表现，所以剧情内容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然而，抗战剧却有着特殊性。抗战剧不仅要向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介绍这一段悲壮的历史，而且要让受众感知到先辈们的英勇业绩，让全体中国人勿忘历史，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和平。因此，编剧应当平衡艺术性与真实性问题，使剧本既能够传达正确的历史观，又不失有限度的艺术性。
但是，荧屏上的“抗日神剧”却一次又一次挑战着受众的道德底线。日军形象被过度丑化，大都是愚蠢且猥琐;抗日英雄在编剧笔下被描绘得五花八门，而且个个机智勇猛，身手不凡。抗日英雄《抗日奇侠》中，武功高强的奇侠徒手撕日军，另一名大侠翻跟头安全躲避子弹，剧中八路军使用的武器装备也不符合历史;《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受伤的八路军用手榴弹轻而易举炸毁敌人的飞机;《向着炮火前进》的男主角以近乎现代人的形象出现等。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情节就出现在“抗日神剧”中，而无视历史、无视真实、无视现实、无视科学的编排遭到不少受众的批评。显然，“抗日神剧”编创人员忽视了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认同，忘记了自己应担负的“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社会正能量、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抗日神剧”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抗战史。这不仅误导青少年的历史认知，而且容易培养大批偏激的受众，更表现出一种无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创作出真实性与艺术性兼备的抗战剧，使其震撼、感染、净化受众的心灵，这才是编剧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二）投资方道德
（四）媒体道德
如今社会上有人认为，收视率是媒体的生命线，所以应一切向收视率看。某卫视电视剧采购部门负责人邵先生透露说，“我们是根据收视率和市场调查来采购的，抗日剧的收视率总体还不错。[5]”众所周知，媒体是传播国家意志和民族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其传播内容直接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及行为，具有直接建构或解构社会道德体系的作用。面对“抗日神剧”传播媒体唯利是图的倾向，我们应该认识到：电视剧市场的健康发展，仅仅靠市场自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也需要国家适时、适度的调控。
（五）受众道德
在传播过程中，受众不单单是被动接受信息的一方，他们可以发挥能动性，通过反馈作用于传播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往往被认为处于电视剧传播的核心地位。“迎合观众的口味，满足观众的需求”，便成为了电视剧市场的一种规则。“抗日神剧”恰恰符合了部分受众偏激的趣味：欣赏闹剧的娱乐、享受暴力的刺激、沉迷感官的快感。“抗日神剧”培养出大批低俗的受众，受众对“抗日神剧”的追捧使得这类电视剧拥有广阔的市场，导致编剧和导演变本加厉地创作和拍摄，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娱乐是必要的，受众可以借助多种渠道获得精神愉悦，但是通过抗战剧寻求刺激和快感，这不是电视剧受众应有的行为，而是对历史的背叛和侮辱。因此，增强媒介素养、提高文艺欣赏水平、强化社会道德意识，是中国每一个受众应当具备的公民素质。
（六）监管方的法规政策
以上我们从文艺传播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日神剧”在制作和消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从传播伦理分析的角度来讲，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也是“抗日神剧”传播主体的价值判断基准。中庸之道和中道原则都主张“无过无不及是最好的，最理想的”[9]。在本案中，“抗日神剧”是违背这些原则的。针对这一现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了干预和调节，及时制止了“抗日神剧”的过分行为，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娱乐至上”的偏向。
所以，这些措施符合道德原则或伦理原则，但是如果这种监督和管理可以从不定时转为常态化，并实现法制化，那么，国家将能够把控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抗日神剧”的传播就会受到限制，电视剧市场也就可能得以净化。
三、“抗日神剧”与国家话语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当今，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通过对内传播向国内受众传播历史价值观，宣扬社会道德伦理观;同时又通过对外传播向国际受众传播中国国家信息，塑造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形象。更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抗击日寇的侵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是保卫祖国、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之举，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国境、超越民族的行为和壮举，因而势必引起国外受众的注目，特别是发动侵略行为的日本一方。可以说“抗日神剧”的制作和发行本身就担负了国际传播的使命。
作为国家话语的一种形式，“抗日神剧”承载着跨文化传播的使命，也影响着中日友好关系。鉴于此，电视剧的传播主体须以国家话语理论为指导，提高国家传播意识，正确面对历史，增强社会使命感，传播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面对国外受众，应有理有节地宣示中国的民族情感，以理服人，争取得到国际世界广泛的尊重，从而塑造一个包容、强大、正义、理性的中国国家形象，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四、结语
编剧创作传奇化剧本，投资方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演员丢弃职业道德，媒体一味追逐收视率，受众享受低俗趣味，监管方进行突击式监管，共同造就了“抗日神剧”。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利益追求也为“抗日神剧”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但是，谋求经济利益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和放弃社会道德伦理。反之，电视剧的编剧、投资方、演员、媒体、受众须在遵守社会道德伦理和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进行规范的市场活动和传播行为;监管方须予以常态化的监督和管理，保持电视剧市场的有序发展，调节和控制社会舆论的走向。抗战剧不仅仅是一种电视剧形态，更是一种国家话语、一种国家传播行为，它担负着跨文化传播的职责，影响着中日关系，塑造着中国国家形象，担负着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重任。因此，抗战剧容不得无底线戏说和过度娱乐，不能单纯地成为获取经济利益、宣泄愤恨的廉价劣质产品，更不应沦落为无道德、缺乏理性的、对历史重大事件肆意曲解或亵渎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