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中国掀起一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热潮。在大众传媒方面，以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一方面承担起在新形势下形塑中华文化认同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正历经着媒体融合的电视节目发展阶段。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类节目往往呈现出无益于中华文化认同的种种面向。本文最后以案例分析的方式，结合新媒体融合功能与媒体融合方面的理论，为文化类节目的创新性融合发展提出应对之道。
关键词：新媒体;文化认同;文化类节目;媒体融合
一、文化类节目融合发展对文化认同的挑战
首先，文化类节目融合发展趋势下中华文化认同之变。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体融合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作为一种契机，引发了文化类电视节目生产上的一系列变化。如播放渠道上的变化，在刻板印象中文化节目往往叫好不叫座，因此传统文化性内容也多出现在科普教育类栏目上。在融合发展阶段，谈话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竞技比赛节目等更适合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拓宽了文化节目的播放渠道;再如受众维度的变化，传统文化节目的的“文化灌输”预设了被动的受众，而新兴媒体参与融合发展则将受众直接纳入到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由此观之，文化认同在时间性上受制于新媒体文化的快节奏;文化认同的空间性也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特殊地理空间，加入虚拟空间的维度;文化认同的对照性也因文化节目的多屏融合而具有了互相交叉的观众群体，相应集体意识也渗透到了受众的不同维度上;文化认同的互动性也不再局限于个人与团体，也存在不同身份的个人之间与多重团体之中。
最后，文化类节目融合发展中文化认同的多元复杂。文化类节目融合发展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有两端，节目融合谈的是“媒体端”的发展态势，文化认同谈“受众端”的状态。见“媒体端”融合发展的诸种变化业已引发了“受众端”文化认同的变化，“受众端”文化认同自身的多元复杂同样会影响“媒体端”的融合发展。有学者将文化认同分为社会认同、职业认同、地理认同、国家认同、共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六种形态[3]。作为拥有多民族的中国，从政治经济中心到边疆的文化认同都围绕着民族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等关键议题。因此，中华文化认同也呈现出多元样态。
相应地，中华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融合发展须考虑中华文化的地缘差异、民族差异、意识形态强弱等。这可能是文化类节目多元化发展的契机，也可能是文化类节目融合发展中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
二、新媒体的融合功能在文化类节目创新中的体现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不仅推动了文化类节目自身的创新转变，新媒体的融合功能也在更广义的层面，“在人类社会里把器物、传输、产品与服务连成一体”[4]。具体而言，新媒体的融合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功能性融合。在功能上，观众不再满足于机械地接受经由数字电视传输的节目产品。新媒体的功能性融合是指把信息与媒体内容逐渐地由计算机信息科技系统和宽带传播网络传输到使用者。这与三网融合的发展趋势相一致，都是受众在使用与满足过程中对文化节目各方面功能要求的逐步提升。
第二，产业性融合。当前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焦点放在功能性内容生产的情况较多，而把新媒体当成具工业属性的文化产业去讨论的较少。新媒体的产业性融合功能主要是促进计算机业与信息科技、电子传播与媒体产业之间相互联合、兼并的工业融合。有学者指出传媒产业的四大变化趋势：资源禀赋从渠道稀缺向内容稀缺转化;盈利模式从单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转变;产业格局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演变;市场结构从高度垄断的市场向竞争性垄断市场演化[5]。
第三，产品与服务融合。产品与服务的融合指媒体与信息产业利用宽带设施、数字化功能、与产品服务的互动，以迎合顾客品味性之便利的一种合成形式。湖南卫视在电视节目中率先加上弹幕，一场直播划分台、网两种观看方式等创新尝试都是对媒体内容功能上的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