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打工文学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文化模式是被不同民族或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由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伦理规范、习俗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存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始，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文化模式之间（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与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整合与转型已露出端倪并呈现出加快趋势。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打工文学现实地、历史地体现出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整合与转型。从文化模式视野下观照打工文学，有利于对打工文学的产生、发展及走向做出客观的判断。 关键词：文化模式；打工文学；冲突与对立；整合与转型
自上世纪80年代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致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从而形成了一股浩大的打工潮。与此同时，打工者反映自己生活工作经历的文学创作开始出现，并形成“打工文学”这一特定文学现象（2008年2月28日的《文艺报》发表文章，将打工文学界定为“改革开放30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打工文学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呈现出不断繁荣的局面。这表现在打工文学创作体裁的多样化，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文学创作地域的不断扩展。打工文学最早从广东的深圳开始，以快速的燎原之势，由南到北遍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作家队伍的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最早打工文学的作者往往都是打工者，他们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的心声。经过多年的认知与感受，许多专业作家也加入打工文学创作的行列。他们或者以打工者代言人的身份书写打工文学，反映着打工者的心声；或者以自己过去的经历续写着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方面体现为打工文学在一般地域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到在许多全国性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比如《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等刊物。另一方面，一些主流意识形态部门针对这一领域设立文学奖，标明了打工文学由认同的模糊而走向客观的审视，比如共青团中央专门为打工文学设立的“鲲鹏文学奖”等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打工文学取得了很大发展与成就，并逐渐得到大多数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但也存在一些对打工文学的批评之声与轻视之音。比如打工文学过多地强调了生活的苦难与命运的不公；简单地强调二元对立，如穷人与富人，打工者与雇佣者，城市与乡村；打工文学描写过于直白与裸露，缺乏文学性与审美性等。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本文不做具体评价与附和，而仅从文化模式的视野下探讨打工文学的问题。
一 文化模式冲突与对立中的打工文学
何为文化？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出了内容各异的概括。目前对其定义大概不下150多种。透过林林总总的不同定义，文化可概括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它包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何为文化冲突呢？简单地说就是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对立，其对立的结果是一种文化形态代替另一文化形态，或不同文化形态由整合而最终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形态。打工文学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文学反映，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也就必然现实地、历史地体现出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整合与转型的过程。
文化模式是被不同民族或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由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伦理规范、习俗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存方式。进而言之，作为精神性质的文化模式，它一方面更多是以内在的形式广泛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之中，并通过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存方式得以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它又现实地、历史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应，并伴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缓慢地变化着自己的形态。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讲，与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文化模式不外乎有三种形式，即原始社会的文化模式，与农业文明相对应的农业文化模式，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工业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的积淀，并由自发地遵循的经验、常识、习惯、习俗、天然情感等自在的文化要素构成。因此，我们应当更确切地称之为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①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真正体现人的精神自觉的文化模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文化模式。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②。从静态的理论分析角度来讲，上述两种文化模式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与文明形态下是并行不悖的，它们呈现出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然而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使这种发展过程呈现出多样的复杂局面。于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经济、文明形态下的文化模式必将产生冲突与对立。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始，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两种文化模式，即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历史地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对立，其中打工文学是其冲突与对立的重要场所。
从文学自身而论，打工文学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从文学与文化模式关系而言，打工文学体现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与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这是因为打工文学的创作主体多为从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城务工农民（当下也有一些专业作家进入打工文学的创作行列，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成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长期形成的农业文明下的文化模式，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习俗、习惯势力、天然情感的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会时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以及生存方式。而现代工业文明下的文化模式则强调理性法则、契约精神，个人自由与独立的文化模式。这一切必然对打工者内心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在他们原有的文化模式基础上形成激烈的动荡。于是，这一时期打工文学反映出的是打工者内心的憧憬与焦虑、自卑与怨恨、归属与尊重以及怀旧与困惑等社会情绪。
张伟森的《怀揣一个梦想，我们飘向远方》中的描写恰好是这一时期打工者对现代文明的憧憬与期望。“怀揣一个梦想 / 我，或者是我们 / 一个人，一张身份证，一个行囊 / 从故乡到他乡，从北方到南方。怀揣一个梦想 / 我，或者是我们 /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 / 从街头到临时房，再到出租房 / 从这个工厂再到下一个工厂……/ 从这家公司再到下一个公司……”应该说，早期打工文学体现出的上述社会情绪还是充满希望的。至少希望与憧憬一直是他们从这一站走到下一站的精神力量。然而，正如上面所讲，当两种不同文化模式发生冲突与对立时，打工者内心对未来的憧憬就被焦虑与自卑所代替。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向人们描写了一个怀揣梦想而到城里寻找理想的女孩子米粒儿的遭遇。米粒儿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城里人，并将其家人都接到城里。然而现实的一切却往往让她的想法落空，每当想法落空时，米粒儿都怀着憧憬，以“乡下人还想多好”来安慰自己，并想象着后面的日子会好的。比如当她搬进自己的宿舍后，“她想，自己住这样的宿舍，已经是老天爷在照顾自己，那样的别墅不是自己住的。说到底自己是一个打工者，自己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不应该贪图的太多了”。经过多次打击后，她内心深处“乡下人”的观念终于让她放弃了做“城里人”的想法。她的城里人的梦彻底醒了。她要回到乡下去做真正的自己。“她不想再在这个城市待着了，不管她在这个城市里住多长时间，这个城市仍然不属于她。她顶多只能拥有这个城市里的一套住宅，她永远不是城市人，她只是被城市的四堵墙圈了起来。只有回到村里，她才是真正的米粒儿，才能长成一棵庄稼。” 背负着传统农业文化模式的进城打工者，在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发生冲突而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时，他们想回到故乡寻求内心的那份宁静。然而，现实的一切却无法让他们真正回到故乡，农村逐渐成为进城打工者一个遥远的记忆。即便是他们的身体回到了故乡，而他们的精神却永远漂泊在现实的旷野，无法到达宁静之所。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和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生长于城市，学习于城市。他们有的已经有了城里人的楼房，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从内心深处，他们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还是被城里人看作乡下人。然而他们却又无法回到曾经生活多年的乡村。于是，他们成为进不了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边缘人。张郎小强的《在建筑工地》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绪。“我搬运砖石 / 日夜不停啊搬运 / 多少楼宇 / 从城市搬到郊外 / 从平地搬到云海 / 搬着搬着 / 也将自己搬成一部机器 / 多少年了 / 没能成功将自己 / 搬进去。” 于是，怀旧与困惑成为这一时期进城打工者共同的社会情绪。陈应松在评论王十月的《寻根团》时，所讲的一段话对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可以看作是对打工文学中的最好注脚。“家乡，我已回不去了，那里没有了我的土地和家园。城市，我也未曾真正进入。因此我说，我是一颗飘荡在城乡之间的离魂。我已经无法回到乡村去生活，但无论在哪个城市，都格格不入，没有归宿感。”
综上所述，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在打工文学中的反映，体现了我国现代化里程中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这种冲突与对立在打工者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痛苦，但这个过程却又是必须跨越的阶段。只有跨越了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才能走向整合与转型，打工者才能从心理上接受与认可新的文化模式，才能顺应社会发展。打工文学才能出现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
二 文化模式整合与转型中的打工文学
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多认为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接触，其结果就是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而现代研究表明文化模式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对立，但走向整合与转型却是其主要特征。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中认为：“当我们明确地认为，文化行为是地域性、人所做出的、千差万别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穷尽它的重要意义。文化行为同样也是趋于整合的。一种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③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这段话中表明：
一、文化是地域性的；
二、不同民族都遵照本民族的文化行为；
三、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冲突最终会走向整合。
文化模式由冲突与对立到整合与转型的过程，文化危机的阵痛是一个不可跨越的环节。文化危机可简单界定为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所普遍遵循的社会价值观念、道德、习俗等精神性文化，受到另一种精神性文化的冲击而不再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从而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巨大动荡。冲突的结果，导致原先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文化危机。当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所面临的文化危机主要体现为内外两个方面。体现在个体对群体认同的生存方式的对抗，或外在异己文化模式对特定群体所认同的主导的文化模式的冲击与破坏。这种内外危机对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冲击与破坏是双向的。其中内在文化危机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它又是受外在文化危机影响后产生的主动作用。就内在文化危机而论，它体现着曾认同主导文化模式的个体开始对群体认同的生存方式的对抗。文化作为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特定人群认同的生存方式，它具有群体性与强制性。然而当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且这种主导性文化模式再无力制约个体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时，这种文化模式的危机就开始出现了。如何面对这种文化危机，改变这种危机状况就成为这种文化模式能否继续存在的关键。而就制约文化模式危机的外在因素而言，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工业文化模式是主要因素。因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理性精神、契约精神的存在，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工业化建设要求科学理性、个体的自由精神与不断改变现实的创造精神。这些因素都对农业文明下的文化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与破坏。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建设，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即农业文明相对应的农业文化模式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工业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如上所述，当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道路之后，这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最终必将走向整合与转型。然而也应该看到，在这两种文化模式的整合与转型中，其最终的结果是工业文明为主导文化模式，成为与现代化建设相对应的文化模式。而在这种整合与转型的过程中，代表低层文化模式的人群在其精神与心理上会产生更大的动荡与苦痛。因为他们要被迫改变他们世代相传的，并深深影响他们精神世界、价值取向以及习俗等方面的东西，接受新的文化模式。打工文学作为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以及整合与转型的重要展示场所，向我们展示出这种整合与转型过程的艰难与历史的必然性。
打工文学反映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同时也反映出两种文化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文化危机与整合与转型的过程。王十月于2007年发表的《少年行》表达了在这两种文化模式冲突与转型问题上，农业文明下文化模式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烟村以西狗为代表的五个孩子，由于不安于现状，也坚决反对父辈们为其安排的继续重复他们生活的路，而选择进城打天下。于是，父辈与少年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五个孩子坚持着自己对未来生活的理想而走入他们向往的城市。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让他们深深地失望，甚至他们其中的两个伙伴还客死他乡。作品从父辈与少年之间的矛盾，将农业文化模式与工业文化模式对立起来，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对立起来，将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对立起来。王十月通过这些对立一方面揭示出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漫长与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以及农业文明及文化模式在现代化冲击下所产生的危机，转型的艰难与必然。王十月的小说《文身》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作品描写了一位打工少年，遭受别人欺负因胆小怕事而无力为自己抗争，于是他就在自己胳膊上纹了一条龙。他想通过这种原始图腾式的符号来保护自己免受别人伤害。然而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图腾崇拜却在现代文明的扫荡下变得毫无意义。最后这条龙不仅没能保护打工少年，反而给他带了许多麻烦，直至被开除。 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就以主人公李四与其三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形象化的语言揭示了两种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以及整合与转型的艰难过程。李四有三个孩子，分别是李香、李瓦和李城。李四用尽办法终于将三个孩子都弄进城里，并顺利成了让乡下人羡慕的城里人。故事从李四的六十大寿开始。李四想：“人的生命走完了六十，就相当于走完了一个大圆圈，往下走，那是另一个圆圈的开始，而这第二个圆圈是谁也走不完的，谁都是走完一天算一天，走完一年算一年，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咣当一声就走不动了。”因此，他看重自己走完六十岁的这一圈，他希望孩子都从城里回来，大家一起喝点酒，杀只鸡，给他过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日。可孩子都没有来，他失望了，他恼怒了。他怀抱一坛酒，要进城去问问他们还能不能记得他的生日。当李四忍着饥饿，从三个孩子家走出（来）时，他彻底失望了。孩子们都在忙自己的事，而全然忘记了他那么看重的人生第一圈。“李四来到大街上时，到处已灯火辉煌，但李四的心情却黑灯瞎火的。”他想先找一旅店住下来，好好想想孩子们怎么能忘了他的生日。然而戏剧性的故事开始了。接下来几个荒诞却又真实的情节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一是李四与捡垃圾的老头偶遇并将自己带的一坛酒喝完后，捡垃圾老头却意外遇车祸死了。二是一警察粗心误将李四的名字与身份证安到了死者身上。三是李四的三个孩子看到骨灰盒与上面的身份证后，都以为自己父亲死了，都一起跑回山里的家里奔丧。四是李四老婆信以为真，最后悲伤至死。五是孩子们都坚信他们的父亲已死了，而当事实真相大白时，他们竟然谁都不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老人就是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看到的死者的身份证就是他们的父亲李四。六是活人李四无奈之下，最后自杀。这个近似荒诞的故事将《瓦城上空的麦田》拆成了代表城市的“瓦城”，和代表乡村的“麦田”。在这场“瓦城”与“麦田”的冲突中，揭示了农业文明下文化模式对天然情感、习俗、价值观念等的固守，与工业文明下文化模式对个人主义、理性精神、契约原则的强调之间的坚持。李四更强调亲情、血缘关系，并以此作为人们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标准。他怎么也想不到孩子们仅凭一张身份证，就坚决认定自己的父亲已死了。难道他们没有看到眼前这个大活人吗？李四认为“他们只要往我身上闻一闻，他们都能闻出我是他们的父亲”。而李香、李瓦和李城们则更看重了法律程序，他们坚持以理性原则看待他们父亲自编自导的这场闹剧，他们仅凭身份证与骨灰盒就认定自己父亲已经死了，而眼前这个看似捡垃圾的老人就是一个十足的骗子。作者在此无意将李四的三个孩子拉到道德审判台上做出道德评判，而只是揭示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已产生文化危机，原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习俗、情感、价值观念等，都受到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瓦城”上空的“麦田”终将消失，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最终会被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所整合的历史必然性。
在这种文化模式的整合与转型中，许春樵的《不许抢劫》也清楚地反映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文化的危机以及整合与转型的艰难。朴实善良的山里人杨树根到城里找自己老婆梅花，无意中认识了建筑公司老板王奎。由于杨树根的勤劳而得到王奎的信任，并要求杨树根回乡为其建筑工程招工。辛勤工作的乡亲们却未能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眼见着自己的工友、乡亲因缺钱而无力治病时，杨树根无奈之下，走进了“清理拖欠民工工资办公室”为工友乡亲讨要说法。但当办公人员向他要劳动合同时，他一下蒙了。因为他认为“我们都是从山里来的，总是相信人说话要算数的”。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文件，最终其讨薪无功而返，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杨树根。最后他采取了非法软禁王奎三天三夜的极端方式而讨回了所有欠款。然而杨树根也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处罚。在这部作品中，“在城里，好人是混不下去的”成为打工文学中乡下人与城里人对立的经典表达。然而，当我们抛开道德的批判与价值的判断之后，在这部作品中，在这句经典表达中，深藏着的是两种文化模式的交锋，传统农业文明下的文化模式的文化危机，以及工业文明下的文化模式对其的冲击。因为工业文明下文化模式对个人主义、理性精神、契约原则更为强调；而农业文明下文化模式对天然情感、习俗、价值观念、道德感等因素更为重视。他们认为人们之间的行为方式就是以诚实、善良作为制约手段的。作品揭示出传统农业文明下的文化模式在现代化里程中的失势，杨树根以暴制暴违背了现代社会中强调的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以及人文精神。
综上所述，打工文学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与对立，也反映出农业文明下文化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艰难。究其原因还在于两种文化模式的整合中，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占据优势，并以强势来吸纳与改造着农业文明下的文化模式，从而使农村人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发生着质的变化。一方面，进城打工人员必须丢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在还未能真正接受城市所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存方式的情况下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此，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同时也是必需的。
注释：
①②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第84页。
③[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