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身体不仅是一个非理性、充满激情和欲望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和意识形态角力的场域，因此身体往往也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使命感。这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建设“现代”、“文明”的民族国家过程中，身体也经历了“文明化”的洗练和规约，被赋予了丰富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身份的内涵。考察土耳其共和国早期身体如何被政治化、身体如何与“西方文明”建立起关联、身体如何成为表征国家身份的重要符号，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关键词：身体；规训；文明国家；土耳其；民族认同
引 言
身体在生理意义上只是一个短暂和充满肉欲的自然生物机体，具有生物性和生理性特征，但这样一个生物机体并不可能存在于社会或历史的真空中，它同时也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是生物和文化交融的产物。身体的建构和价值认定不仅与社会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受到政治与文化的渗透，它“通过它的外观、尺寸和装饰的属性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建构很难摆脱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预，“政治必须通过亿万个身体来发挥其操控世界的作用却是显然的，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身体消灭、再生和改造，政治（宗教家、政治家、革命家他们对身体的关心是一致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对身体的关心。”②显然，身体既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也是政治完善、改造和规训的对象，同时也是政治的结果。
在土耳其，身体的政治化与其现代化道路密切相关。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希望通过发动文化改革把土耳其提升到欧洲“文明国家”的水平。然而，文化改革不仅涉及制度和思想的改造，也涉及身体的改造。土耳其文化改革的最终理想就是要塑造“文明的新人”，他们不仅应该具有新的思想，新的文明礼仪，同时也应该具有新的身体。在建构“现代”和“文明”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身体也经历了“文明化”的洗练和规约。土耳其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对身体也进行了“一个工具性的计算和一个科层化的组织与动员”③。在此过程中，身体被国家化和使命化，成为国家直接改造的对象，为了完成特定的国家使命，国家权力对身体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国”的重要性无疑被凸显出来，身体建构具有了强烈的“国家主义”症候。本文从身体文化学和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在建构现代“文明”土耳其的过程中，男性身体、女性身体以及患有疾病的身体和易感疾病的身体是如何被国家进行规约和支配，从而沦为政治的工具性客体。
一 文化改革：对男性身体的模塑
身体至关重要，因为人们的服饰和行为举止往往能显示出他们的文明程度和生活状态，身体总是承载着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印记，铭刻在身体上的这些文化特色和印记往往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身体既有物质的一面，也有隐喻的一面。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男性的身体铭刻着他们所在社会的理想、道德观和价值观。透过男性身体所承载的文化符号的变迁，我们可以解读社会时尚、政治风向、意识形态的嬗变，同时，文化符号的变化也能折射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困境。土耳其的文化改革者们希望通过重塑土耳其人的着装方式、行为举止和风度礼仪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以促进土耳其形成新的民族身份。④
胡须只是附着在成年男性身上的标记，往往被认为是体现男性气质的重要符号，“它通常记载着力量、刚烈、威猛、暴躁。”⑤然而在19世纪末，欧洲成年男性不再喜欢留胡须，相反，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成了一种时尚，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土耳其人当然也对此极力加以效仿。显然，在这个时期，胡须具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成了“落后”和“保守”的代名词。对于那些试图极力给西方人重塑一个现代土耳其形象的社会精英来说，胡须成了一个障碍。土耳其的社会精英希望通过发动一个“形象改造工程”来改变西方人眼中传统的留着黑色胡须的土耳其人形象，使土耳其男性看上去更像“文明的欧洲人”。
而当代的欧式帽子却被很多土耳其穆斯林认为是“异教徒”的标志，所以，他们拒绝戴这种帽子。在共和国的政治精英看来，拒绝丢弃毡帽，就是拒绝丢弃落后、愚昧的传统，拒绝戴欧式礼帽就是拒绝欧洲文明，就是拒绝文明改造，因此抵制“帽子法”的人，就是热切拥抱欧洲文明、追求进步的共和国的敌人，敌人的身体理所应当被迫接受改造、被惩罚或监禁。可见，身体总会在特殊时期直接或间接卷入特定的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⑦
“帽子法”的颁布实施，充分体现了国家在特殊时期对于身体的干预和规训，穿衣打扮不再纯粹是私人行为，在特定时期，仅仅从功能或美学的角度对服饰进行解读远远不够，因为它承载了重要的政治符号意义，“服装（身体的遮掩和敞开）不仅仅作为私人形式，更重要的是作为公共政治场域而存在，它是一种政治技术工具，是政治意义相互斗争和争夺的场所，它生产政治权力关系，又被政治权力关系生产。”⑧帽子法使得个人的头成了政治斗争的场所。
对于主张欧洲化或现代化的土耳其政治精英来说，伊斯兰身份及其相关的宗教符号是对狭隘的本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表征，对西方的普遍主义构成了威胁。对于在文化心理上存在严重自卑情结的改革家来说，普遍主义就意味着同质化，就意味着对差异的消除。
二 女性身体的国权化：伟大的母亲和家庭主妇 在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精英主导的文化改革过程中，女性解放问题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政治精英认为，女性理应成为文明转变的有力推动者和标杆，是土耳其共和国与文明之间的桥梁，穆斯林女性形象的转变是文明改造工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对女性身体的改造自然成为国家改造的前提。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十多年内，女性的新形象一直都是标识土耳其现代性的重要符号，典型的新形象有穿着短裤在街上游行的女孩儿、身着校服的女学生或一袭军装的女士兵以及在舞厅身着晚礼服的女性等。很多报刊、书籍和小册子都对女性问题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它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却是女性的母性问题。在共和国的政治精英看来，要使土耳其变得强大、文明，土耳其就必须培养出足够多有知识的健壮年轻人，母亲是孩子们的第一位老师，所以，养育孩子不仅仅关乎家庭的职责，更关乎国家的荣辱和兴衰。
土耳其的强盛和文明离不开人口的增长，离不开“伟大母亲”的贡献，共和国的母亲们一方面应该是文明的，因为她们有知识、有文化；另一方面她们应该也是优秀的家庭主妇。共和国初期土耳其全国各地所建立的女子学校在教育中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居尔特金（Gültekin）曾写过一本题为《写给我的女儿乌尔库（）》的儿童读物，这本书的首页中有一张图片：一个名叫乌尔库的孩子和她母亲坐在家中读书，孩子的母亲显然是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她们的家装修得非常现代，客厅有非常现代的沙发，墙上挂着一些相当现代的画作⑨，整个画面给人呈现出一幅非常现代的图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不遗余力向土耳其民众所倡导的，该画旨在鼓励女性去阅读，去学习知识。让女性学习知识，开启蒙昧不仅可以提升土耳其的国家形象，同时也可以把女性的劳动生产力转化成一股国力，从而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但对土耳其的政治精英来说，最重要的是“文明的”新女性可以帮助国家培养文明、健康的下一代。对女性身、心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抬头一方面对传统的父权制和宗教体系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使女性身体的存在价值工具化。
经过学校和家庭的严格规训，绝大部分女子学校的学生从骨子里也开始认定自己将来所能做的就是成为一位合格的家庭主妇。土耳其的一份名为《母亲》的杂志在1938年对伊兹密尔市的另外一所名为“共和国女子学校”的学生进行了采访，当这些学生被问及在毕业之后是要成为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女性时，她们的答案惊人的一致，都表示要当一名家庭主妇B13。
毫无疑问，土耳其女性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然而，在共和国初期的权威时代，受国家主义的影响，女性之间的差异基本都被抹杀，她们的身体不可能完全受自己主体意识的支配，甚至也不能完全由家庭来管控。在国家的名义下，她们的身体开始被烙上国家意志的印记。正是在借用西方启蒙、理性以及文明等话语的语境下，土耳其完成了国家对身体的征服与收编工作，身体遭到工具性对待，也就是说，身体沦为了一种被国家管理、教化和规训的工具。
三 对患有疾病的身体和易感疾病的身体的规训
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和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需求，现代社会必须对身体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控制。身体是赚取资本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社会就无法创造生产价值，因此，现代社会特别注重运用医学手段来维持和改善健康。这就是为什么“人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都处在医药的监控下，权力通过医药来管理人的身体，通过对疾病的诊断和隔离来规范‘正常’的身体”B14。那些被诊断患有疾病或容易感染疾病的身体就自然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对其他民众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损失甚至玷污了国家形象，所以，这些“非正常的身体”必须遭到惩罚，它们要么被隔离，要么被关“禁闭”。这些规训手段最初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后来为了应对疯癫和其他传染性疾病而开始应用到整个欧洲社会。
尽管疾病是身体常有的一种状态，但是人们却习惯把疾病同罪恶、死亡等联系起来，给它赋予政治和道德的含义。性病往往被看做是道德沦丧的隐喻，一个患有性病的人，特别是患有性病的妓女通常都被视为犯过罪的人，或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他者”。因此，社会有必要制定详细的规定来规训这些危险的身体。正是这些详细的明文规定，使患病的身体和容易感染疾病的身体受到层层盘查和检测，“身体就这样成为国家权力的焦点，成为国家目光紧盯着的对象。”B18《公共卫生法》充分表明土耳其共和国对身体进行了积极的强化和管理，“强化身体是为了将身体纳入到国家理性的轨道内，并让身体服从于这种理性逻辑，使身体成为国家理性实践的完美手段。”B19毫无疑问，保护身体、完善身体和强化身体是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最大的使命之一。因为一个民族的强盛乃至一个国家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都仰赖民众身体的健康。而对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的控制无疑是维持或提升族力与国力的重要辅助手段。
负责撰写普及性病预防知识小册子的作者们一方面受到欧洲同行的影响，同时也受土耳其政治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他们向土耳其民众明确地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控制好你的性欲，保持身体健康，为民族事业奉献自己，只有这样，土耳其才能达到当代文明水平。”B20对于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来说，不管是疟疾还是梅毒其实都远远超出了纯粹疾病的范畴，征服这些疾病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使土耳其的普通民众更加健康，从而摆脱土耳其人“欧洲病夫”的孱弱形象，摆脱欧洲人对土耳其的偏见；另一方面，对愚昧、身患疾病的普通土耳其民众普及医学知识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利用启蒙与理性的现代性叙事，土耳其的政治文化精英竭力使土耳其民众摆脱落后与迷信。通过型塑、规训和治愈土耳其患病的肌体，土耳其似乎正按这些精英的预设逐步走向现代文明，逐步达到“当代文明水平”。正是在现代文明的名义下，“野蛮、患病的身体”成为工具化对象，成为被规训、惩罚和管控的对象，进而被刻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结 语
不管是对男性身体的模塑还是对女性身体的教化，抑或是对患有疾病的身体和易感疾病身体的规训，土耳其的政治、文化精英所进行的都不是从微观层面来对个别身体进行开发的活动，而是从追赶西方文明或增强国家竞争力的立场上所进行的一次理想国民的整体塑造，或一场不流血的身体革命，附加在身体之上的或有形或无形的规训措施从公共空间延伸到私人空间、从大城市延伸到城乡小镇，影响到许多个体的身体，使得国家成了个人身体的主导者与经营者，身体的存在和表现与国家的文明和富强关联在一起，甚至对身体的改造成为对国家实行改造的前提。在各种规训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身体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愈加清晰，虽然身体在被规训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抵制和反抗，但身体的国家化和工具化成为不争的事实，新生成的身体被烙上了深深的政治印记。
注释：
④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⑤汪安民：《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⑥Celia Kerslake， Keremktem and Philip Robins （eds.） Turkey’s Engagement with Modernity―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350.
⑨
B22[英]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