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文明由于对土著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摧毁正引导世界走向终极毁灭，因此需要反思所谓“文明”及其价值。透过充满进化论色彩地认识背后所隐含的逻辑，这种“文明”的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和城市文明的历史，以对大自然的异化为前提，而真正的文明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并与之和谐相处。
关键词：文明;西方文明;本土文化
作者简介：约翰・B. 科布（John B. Cobb），男，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终身教授，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从事过程哲学、生态经济学、后现代思潮研究。
译者简介：马莹华，女，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从事过程哲学研究。。
对于“文明社会”和本土文化的关 系这一问题的认真讨论，需要我们这些 来自“文明世界”的人能够诚实地反思自身与“文明”的价值。很多年我都没能做到这点，而且我还发现，即使今天在“文明社会”成长的人，他们的大部分思想和行动依然保持着旧的传统习惯和行为。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的所有人都相信，所谓“文明”在本质上都是某些积极的东西。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我们了解到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是始于大约一万年前，从狩猎采集向农业文明的转变。到了大约五千年前，一些文明的发达形式才主要出现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中国及后来的秘鲁和墨西哥的大河流域周围，表现为以城市建设、文字、技术和精美工艺的开发使用为特征，尤其在建筑上的成就让人叹为观止。
这些文明从产生、发展、扩张到最终成为整个星球的主宰，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历史”。我们虽然有时也承认某些文明交替时出现的困境，但常常都被认为是人类进步的必要代价。
我的这种基本认识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遗憾地说，我的导师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教会我不囿于许多现代的偏见，而唯独不认为这也是一个偏见。他把“文明”作为一个适用于任何价值实现的包容性术语。他关于欧洲文明取代美国本土文化的言论，我最初读到时还心安理得，但今天读起来觉得很不舒服。在我前四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我始终认为狩猎采集社会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接下来才是文明的早期阶段。这并不意味着我赞许欧洲人对北美土著人干下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我也曾有些许震惊，并对这些文明人违背自身的原则做出了道德判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文化史上的动荡颠覆期，可以听到许多以前从未听到的声音，印第安人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当时我读到一本讲述墨西哥历史的书，从被征服者的视角把西班牙人的征服故事描述为侵略。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以前只是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历史。我开始明白，也可以平等地从被征服者和被屠杀者的角度看待历史和思考问题。
60年代末期，我看问题的视角完全变了。在我看来，西方文明正引导世界走向终极毁灭。要想改变现状，我认为其他的文明在某些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并期待着这种进步文明出现。许多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也指出，原居民（尤其是土著印第安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与地球的关系。这是我最早的认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丢失的智慧。虽然早在1970年的夏天，我对此有过叙述，我的整个思想仍未改变。
几年后我遇到了帕尔・谢帕尔德（Paul Shepard）。他是第一个让我认真思考“文明本身就是问题”这一命题的人。他相信那些从事狩猎采集的人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崇尚他们所掌握的城市和乡村文化，认为我们所谓的“文明”不可避免地会使人类远离自己的本性以及更广阔的世界。他著述颇丰，其中有一本《本性和癫狂》（Nature and Madness），讲述了要顺应自然而生活，活在自然之中。
“文明”即是“驯化”。提到“驯化”，我们主要想到的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对某些动物进行的转变训练，例如把野狼变成家犬。帕尔・谢帕尔德认为，在文明社会中，我们有教养孩子的义务，使他们能适应社会和他人的认可和需要。也就是说，我们迫使他们采用的行为方式是脱离了孩子的自然本性――“野”的方式。这种教养导致了各种心理的和社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孩子们以自然的方式成长。因此，他认为文明社会是一个癫狂的社会。
与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是一个已经社会化的人，对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颇感震惊。但我先前已有的思考角度的转变使我能够认真对待帕尔・谢帕尔德的观点。从很多方面来看，他的观点让我们在《圣经》一开始读到的神话有了现实意义，而对此神话我以前毫不留意。根据这个神话，男人和女人最初生活在天堂，一个“极乐花园”（伊甸园），他们可以随处摘取所需食物。由于违抗了上帝的禁令，上帝把他们从天堂赶到了人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靠驯养的动植物和其他东西活着。在基督教传统中，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堕落”。
对我来说，帕尔・谢帕尔德的话使这个神话具有了深刻的含义。导致这种“人类的堕落”的是偷吃善恶智慧树上的果实。希伯来人非常珍视这种智慧，他们传统信仰的核心就是不断求索，即便在纯真的天堂花园，对知识智慧的渴望也并不纯粹就是坏事。可以说，对于这个神话的创造者，文明的过程是消减了自然供给物的依赖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却因此获得了知识和智慧的“正果”。我不希望丢弃它。
在开始出现永久定居点到建造城镇之间有一段长期的农业社会阶段，这期间包括园艺生产和更加复杂的农业生产，并常伴有捕鱼和狩猎活动。当欧洲人开始定居在现在的美国时，北美大平原上仍有游牧狩猎和采集者，但是，大部分地区的土著人已经定居在村庄并且种植着大量的粮食作物。数千年来，这已经成为土著人民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我们否认他们的文明指的是他们不会建造城镇。帕尔・谢帕尔德所描述的驯化和癫狂的大部分东西，是属于城市的城镇和乡村生活的，而不是从事园艺生产的乡村生活所具有的特征。 我们来看看当城市出现时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城的故事。那里的城市居民无法自己生产食物，因为所需的食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利灌溉系统，但这种系统的创建和维护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而自由的土著社区居民不愿干这个活就必须强迫别人去干。在狩猎采集时期只有一些人是奴隶，但是，现在大多数劳力都是被迫的了。这种城市经济以奴隶制为基础，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不同导致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极端的阶级差别。
我讲这些不是要考证劳动的发展史，而是试图总结在狩猎采集文化时期，甚至在园艺生产时期，人们对其所从事的大多数劳作是愉悦的。相反，在文明社会中，大多数劳动没有了快乐，因为多数人作为劳动者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奴隶制成了普遍现象，封建社会的农奴制度只是稍有进步。即使在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以后，大多数人仍然是为了维持生计而被迫劳动，远谈不上有什么工作乐趣。现代工业要求人们例行程序地在工厂和矿山劳动，劳动的法律法规大部分由他人制定，丝毫不考虑满足劳动者其他方面的需求。工业化早期工人们在工厂的工作条件比起早期的奴隶和农奴时期好不了多少，这些情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又再现了，工人们被迫生产出远远超过他们维持生计所需的东西，以便支撑另一大类不工作的人或从事非生活所需工作的人的生活。看来帕尔・谢帕尔德对大多数人的文明生活和土著人的生活之否定性比较结论是正确的。
文明的其他特点就是战争和父权制并将二者相结合。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间互相争夺资源，需要军事防御他人入侵，能否生存就取决于是否拥有精良的士兵（他们通常是男性）。一旦创建了常备军队，他们就完全有把握夺取政权。早先拥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女权社会让位了，在许多方面作为一个女人不是仆人就是奴隶。战争胜利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城邦到帝国的扩张，还导致了众多人口沦为奴隶。劳动者不得不给士兵以及日益增长的非劳动人口提供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时常惊叹古代文明留传下来的宏大工程，但是有时却忘记人类为此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所幸的是《圣经》提醒我们记住这些事情，因为希伯来文学中的核心人物摩西（Moses）就曾领导了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奴隶大逃亡。
然而，这一切不是要否定另一个比较，文明也使一些人成为能工巧匠、艺术家、学者、教师、智者，甚至科学家。《圣经》故事中对知识的渴望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些人中还包括各类专业人士、商人、管理人员、军官、富人和统治阶层。正是他们讲着《圣经》中的故事并教化每个人，让大家像他们一样认为文明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愚昧无知就是不文明，进而把对不开化地区的武力征服、资源掠夺和文明同化合法化。本土文化走向消亡并不被视为是一种损失。
原居民遭受种族灭绝曾经发生在西半球、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其他对非洲人的极端剥削与奴役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欧洲人的邪恶作为，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很久以前了。19世纪末，美国西部的原住民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但都失败了。幸存者要么居住在保护区，要么已经融入当今主流社会。那时欧洲人通常将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土地划为保护区，这些土地几乎不能给原居民提供按照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克服万难，保留并坚守着自己一如既往的传统生活方式。
当不再存有任何抵抗的时候，一些欧美人开始为他们对土著人的土地掠夺和肆意屠杀行为感到些许悔恨。但是后来，当发现土著人生活的保留地下面埋藏着有价值的矿藏（如铀矿）时，他们又开始了不公正的掠夺。可悲的是，土著领袖总是收受贿赂并与他们同流合污，剥削和掠夺仍在持续着。
甚至那些真心想为原居民寻求福祉的欧美人士也从未怀疑过他们的文明的优越性。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就是努力把原居民同化到他们优人一等的文明中，然而，由于许多原居民即便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生活也拒绝这种变化，这些想成为慈善家的人便开始打起了原居民后代的主意。当父母反对他们的子女接受主流文化教育时，这些人经常把他们的孩子强行带走并送进专门设计的旨在把他们变成欧美社会成员的学校中去学习。即使这样做是出于好意且尽可能人道，但实际上仍是这些文明人残酷地对待其他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土著居民融入了主流文化，有些也还混得不错，但大多数沦为了社会底层。
如今盗抢孩子的行为没了，但被同化的压力无处不在。绝大多数在保护区生活的人困难重重，大部分剩余经济的可能性建立在欧美人的许多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由于州的法律在保护区不适用，这些保护区有时就会去满足欧美人在其他地方禁止的违法经营，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保留地上，赌博业蓬勃发展并为原居民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显然，在赌场工作与传统土著生活方式确实相矛盾，赌场的存在导致土著传统文化中反对的财富和权力的差异。
我原认为现今这个领域发表的学术著作，终于能够避免一些歪曲和诋毁，相对客观地展现土著居民及其思想，可最近我又震惊地再次看到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描述他们的文章。看来即使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前辈们没有发现的土著民族的优点和美德，但也很少有人能“屈尊”一下。
如今少数主流文化圈中的人已经认识到原居民拥有我们已经丢失的智慧。我们转而躬身请教，发现其中一些人仍然身体力行展现着他们古老的知识智慧。这种新的交往增强了一些原居民努力维持他们生活文化的动力，这是赐予我们所有人的一份厚礼，但西方主流文化一直极少追求且总体上很少给予回馈。
追溯这段令人感伤的我们的民族 文化史，我是想表明我自己对中国如何 对待本土文化，尤其是那些代表非城市文明延续的本土文化非常感兴趣的原因。我希望这些本土文化的价值与重要性能够得到认可。我希望大多数从中国主体经济制度分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方式一直可以存在。我坚信中国最有可能保护好自己的本土文化，重视它们对世界极其重要的理解并从中加以学习。但我也担心有可能简单地用现代文明去同化这些本土文化，担忧会像我自己的国家那样从未认认真真地追寻一下这些传统的原居民的文化优势。 也许没有比这种同化具有更长期的可能性，当然我不能说存在不同化的可能性，但我希望在这么做之前认真地思考一下其他的可能。而教育又是文化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接下来我要重点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特别复杂。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用现代的启蒙教育重塑自己。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独特的价值观已经逐渐变得模糊和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价值观。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大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前，在本土文化和“文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为了资本主义的成功而摧毁本土文化;第二种选择是重构教育价值观并力求一体化到整个文化系统中;第三种选择是通过吸收大量现代的文化成果，修正并弘扬传统价值观;第四种选择是形成一个针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特征的地方教育;第五种选择是探索将传统文明和现代科学精华相互融合，打造一种适宜土著民理解并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教育。
在上述选项中我会选择最后一种。我坚信，本土文化中的价值观及取向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是，本土文化中的价值观及取向如果不能审视从当代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已经学到的东西，这些价值观和取向将不能得以发展。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继续遵循自己祖先的方式生活，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应该有能力向外界阐释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的道理。他们需要证明，在继续延续自己祖先价值观的同时，他们也完全知晓祖先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坚信，今天的中国能够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自豪，而且能够将其与学习到的现代西方文明融会贯通。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通过理论研究和实际践行得到的东西早已打上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烙印，而西方文明本身对经验的东西是排斥的。当我们说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时候，解释这种关联性的模型却是高度割裂的;当我们说相互作用的东西在空间上是分开的时候，解释这种现象的模型却又要求彼此接近;现实世界是随机变化的，在一定程度上由可以自主调节的实体组成，而解释它的模型认为这些实体全是被动的东西。
在美国，那些能认真看待这类证据的人往往被排除在大学之外。所幸的是，普通大众喜欢听他们说话。在此，我想列举其中的两位。一位是倡导生态经济学的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人与地球上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提倡以增加社会福祉、和谐健康发展为目标，这些观点遭到以增加市场活动为目标的人的强烈反对。他被逐出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协会，却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优秀民生奖。另一位是鲁伯特・谢尔德瑞克（Rupert Sheldrake）。他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生物学家，后来他开始撰文阐释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现在。他认为不能用单一能量传递（the trivedi effect）来解释，他称之为“形式因果性”并列举了大量有支撑力的证据。文章发表后，他遭到生物学界同行的强烈排斥。他请求同行们利用他给出的有关实验数据，自己动手验证其理论。但他们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的理论违背了同行们秉持的已有模型，他们必须让其沉默。鲁伯特・谢尔德瑞克被逐出了生物学界，但他的理论引起了很多非学院派人士的兴趣，并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有力证据。
我相信这些独特的例子正好符合本土文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包容和发展，伴随着由其导致的对科学的整体反思，将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人类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