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挂枝儿》、《山歌》为代表的山歌时调在明代兴盛一时，延至清代仍余势不减。本文拟从明代山歌时调产生的社会大环境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与风尚，对《挂枝儿》、《山歌》进行梳理，旨在探讨山歌时调在明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产生发展，兴盛的缘起，以及这些作品产生的根源、流传的社会环境，这对于当今我们文学艺术创作的丰富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山歌时调 产生 社会文化结构
中国的古代民歌传统源远流长，从上古扣石击缶伊始，经《诗经》、《楚辞》的丰富，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唐宋的曲子词、敦煌变文、元代的小令、明清的俗曲的演变，直到流传至今的陕北民歌信天游、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宁夏、甘陕的花儿，在不同时期，随着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又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力，在民歌历史的沿革中，无论是北方民歌的悠远、粗犷、豪放，还是南方民歌的清理、淡雅、活泼，无不以极为凝练的音乐语汇、短小精悍的结构、以及多变而丰富的音乐素材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感情，并无时无刻不在启迪着中华民族创作的灵感与热情，是中华大地上人与自然与社会互动、结合、碰撞而产生的精神之花、文明之果，具有永恒的艺术文化价值。
山歌这种形式，由来已久，全国各地都有，而吴地山歌又称吴歌最为兴盛，《乐府诗集》中录有吴地歌曲就达到三百多首，《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读曲歌》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情歌，这个歌曲情真意切、构思精妙绝伦，以婉转缠绵的语词引发了后代文人学士的关注。挂枝儿是明万历年(15731620)以来的时调小曲，流行于晚明，流行于大江南北，特别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吴地一代，颇为盛行。天启、崇祯时代(16211644)已风行一时，一直延续到清代初年，还是余势犹盛。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流传的歌谣也即古人的歌，周作人认为：歌谣这个名称，照字义上来说只是口唱及合乐的歌，但平常用在学术上与民歌是同一的意义。
这些存于当世、无所不包的民间艺术作品，正是当时人们在伴随着单调的劳作，憧憬的情爱，寂寞的旅程，漫长的征程之下，以其或朗朗上口、或诙谐幽默、或大胆调侃的歌声，表达并宣泄自己的心声，娱己并娱众，畅谈自己的心愿，这些作品恰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明末生活的长卷。 然而从仅从现存的这些作品来看，除了大量的描写真情挚爱的作品之外，其中也充斥不少描写大胆火辣的情色作品以及相当篇幅的讽刺之作。笔者认为仅从这些作品所体现出的真情、自然等特点去解释这一时代包括小说在内的俗文学大量出现的原因是不够的，我们更应着重于对山歌时调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研究，那么究竟这些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意义有哪些呢？
在以诗词文赋等雅文学的传统中，长期存在语与文相脱离的现象。雅文学传统排斥以口语为文，语录不被视为文，特别是在历次与受理学风气和台阁体的创作影响而形成的文坛局面而进行改革的时候，前后七子和唐宋派均提出了复古的主张，桐城派古文家明确提出不可以语录入古文。然而与之相对应的俗文学，如宋元话本、明清长短篇小说、说唱文学等等，却一直在市民社会中发展，这些俗文学的作者虽不被视作文人，但在市民阶层中受到极大欢迎。明代士商之间的互动，使得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与新兴的社会意识之间不断产生博弈。在王阳明一脉学人、特别是泰州学派的不断地推动下，明代文坛逐渐产生了一批受到市民思想和意识形态影响，感情和艺术审美与市民阶层趋同的士人，这些士人与世俗化的生活相结合，在市民阶层中培养了一批新的读者群，文人的市民化和新的读者群的形成，相应的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市民的形象，反映市民生活的场景，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深入到明代的诗文、戏剧、小说中，同时，知识分子参与创作，大大丰富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使得其本身或合辙押韵，或朗朗上口，促进了艺术大众化的进程。
在文化层面，对于文人士子及精英阶层，明代采取的高压政策收到了效果，同时，由于缺少法律的约束，明代亟需道德的教化来维系相对独立和文字水平较低的的农村人口和市民阶层，因此，教化民间的责任便落到了戏曲艺术的身上，同时曲的崛起为戏剧的成熟奠定了艺术形式要素的保障。明初制定的《禁止搬做杂剧律令》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仗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永乐九年，明成祖规定：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即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1朱元璋自己就在禁其它剧目的同时，倡导南戏《琵琶记》，而该剧恰恰是宣传专制的核心孝道的，而只要道德规范中孝被确立，那么忠的思想便随之成为应有之意。而对于性方面的描写，本身是被视作严格禁止的。
抛开政治的因素，由于统治者需要借助戏剧的教化作用作为统治的必要手段，客观而言，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明代民间文艺活动的适度空间，明代民众的娱乐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在街市村社、秦楼楚馆、酒肆茶馆、旅店、画舫，演出还是相当频繁的，其中尤以吴越为盛，江南水乡因地利之便，还有在游船画舫上搭设戏台的。元代所流行的戏曲、民谣、说唱艺术到明代则更趋于繁荣，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一阶段，民歌、民谣、散曲、小令、小说、传奇、辞赋、对联、谜语等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门类繁多。尽管面临着层层的政治高压，在不触及统治者底线的情况下，明代的出版业还是相对繁荣的，明代书坊较前代发达，私人刊刻也相当盛行，明代刊刻的民歌集有冯梦龙辑《挂枝儿》四百三十五首、《山歌》三百八十三首、拟山歌《夹竹桃》一百二十三首，此外还有燕石居本《秋夜月》中收录的明代熊稔寰所编《徽池雅调》、龚正我所编《摘锦奇音》等等。随着书坊的兴盛，大量的情色小说相继问世，无疑对于民间歌曲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民间通俗文艺的风行，出了从上文提到的山歌时调中可见外，我们也可以从小说的广泛传播中得以印证，钱大昕认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2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相对繁荣，市民阶层和农村人口的闲暇时间相对增多，这使得娱乐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时间保证，这成为民间艺术发展的有利条件。正如顾颉刚在《山歌序》中说：我们都知道明代社会情形是如何的黑暗凌乱。骄奢淫逸之风弥漫全国，朝野上下都抱着享乐主义，尽情放浪，走向消极颓废的路上去，这样的时代背景是最适宜产生情歌的。3
所谓上层文化（Elite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在中国传统中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其间界限很难划分。士大夫当然有他们的上层文化，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浸润在通俗文化之中士大夫商人化在当时（明代）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不但小说、戏曲的流行与之有关，儒家社会思想的新发展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商人化的刺激。4至此，商业因素与上层建筑在认识点上趋同，也就为明代代表市民文化、商人文化的俗文学在精神层面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
在统治者的有意引导和特殊限制下 明清两代戏曲艺术的教化功能大大强化，而失却了唐代参军戏的讽刺传统。而具备讽刺传统的责任却被山歌时调所代替。其一，具备讽刺意味的戏剧，很容易清查出作者，而山歌时调却往往无明确作者，在传唱的过程中，也多有所修改编纂以及添加部分内容，很容易逃避明代官府的层层追查。其二，传统的戏剧演出需要相对正式的场所，而山歌时调却无需相应的地点，信口而来，随意而歌，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其三，传统的戏剧演出需要承担教化世人的作用，因此文辞中戒掉了其中的不雅之语。而山歌时调的大多可以以世所传唱为由，最多只能追究收录者的不严密，而无法指摘收录者的不是。正是有了这三个条件，民间艺术发展壮大的文化环境便随之形成，山歌时调的发展成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兴盛起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民歌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明代突兀而来的，而是沿历史的发展轨迹，一步一步演进而成的，明代民歌时调，与汉乐府、唐绝句、宋词、元曲一脉相承。南曲和北曲，其最初的萌芽是同一的，即都是从词里退化出来。于是中原可唱的词，流落于北方而和胡夷之曲及北方的民歌结合者，便成为北曲，而其随了南渡的文人、艺人而流传于南方，和南方的里巷之曲相结合者便成为南曲。（到了万历中叶的时候）一部分的人变想从北曲里汲取些新的题材与内容来；别部分的人便又想从民间歌谣里，得到些什么惊人的景色与情调。《挂枝儿》《黄莺儿》《罗江怨》一类的民歌之拟作与改作，比较的可以使人注意5但是，和过去由国家成立专职机关进行民歌收集不同，明代民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私家文人担当起了收集民歌的工作。这一趋势，是市场经济因素产生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上早期民主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萌芽的标志。
各地不同风格的俗乐民歌、小曲、弹词、鼓词、十番、鼓吹、南北曲（戏曲）等等，在经济发达的城市里广泛流行。他们与宋代市井音乐不同，言语通俗、情真意切、风格清新是其显著的特点。明人卓珂月曾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杆》、《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6 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这里的思想、意念、人物、形象、题材、主题，以达不同于封建正统文艺和文人士大夫的贵族气派，它既来源于说唱文学，满足的对象是一般市井小民，也就使它成为世俗生活的风习画廊这里没有远大的思想，深刻的内容，也没有具有真正雄伟抱负的主角形象和突出的个性、激昂的热情。他们是一些平淡无奇然而却比较真实和丰富的世俗的或幻想的故事7。
这些民间歌曲直抒胸臆，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人的悲喜、相聚与别离，这些流传至今的古代民间歌谣通俗易懂、节奏优美、贴近心灵，正如我国的民间瑰宝，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吸引人的离合光彩。虽然古时的民间歌谣很多曲谱曲调随着时间的久远已经散佚、或因历经战乱而无法流传下来，使我们已无法探知他们的原貌并重现当时的实际音响，但就历代所保留的文本中，我们仍可以蠡测当时时代的世风民情，重新解读当时世风民情与民众极富创作力和想象力的心智。及在中华大地上投射出的绚烂光彩。
注释：
1 转引自余从 周育德 常静之《中国戏曲史略》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5年
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438册。
3 顾颉刚《山歌序》，《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P265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P483、P542
5 郑振铎《文学十六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 P246、
6 转引自关德栋《挂枝儿序》，《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P6
7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P18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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