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义理反证;敦崇朴学;文章正轨;严复;翻译会通
摘要： 严复承继清代学术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传统，在西学译介中提出了翻译的义理“反证”说、“敦崇朴学”说和“文章正轨”说。义理“反证”旨在会通中西思想，“敦崇朴学”注重通过考据会通中西义理，“文章正轨”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严复的翻译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对当前学术经典的输入和输出均有借鉴价值。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d Yan Fu's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ZHANG Der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Yan Fu;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devoted particular care to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writing studies. Inherited with these academic lineages in his translation of west learning， Yan Fu put forward hi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light of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was aimed a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whil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was favored to integrate the two through close cross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rendered Yan Fu a master of Chinese writing among translators. Yan Fu's translation is an academ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 and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both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academic classics.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经过汉学、宋学诸家的争鸣与实践，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如戴震、钱大昕、姚鼐、焦循、章学诚、阮元等。“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2]43“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3]61。但到了晚清，中学之弊日渐突显，义理、考据、辞章倍受争议，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空谈性理，“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汉学埋首考据，“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辞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慢……险躁”。[4]44-45对此，严复转向曾国藩力主的“经济”之学，疾呼宋学、汉学及词章小道都应束之高阁[4]44，转而倡导西学，经世致用。然而严复译介西学不仅没有简单地弃置义理、考据、辞章这一传统学术“三面说”，反而发展并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翻译新“三面说”：阐释原作重义理“反证”、译书考证重“敦崇朴学”、译文表达重“文章正轨”。新“三面说”丰富了严复翻译思想体系，使严复的西学译介成为开创近代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式。
一、义理“反证”与中西思想会通
义理“反证”可谓严复译介西学“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现代学术方式。义理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义理指程朱理学，广义的义理可谓“言有物”[5]58。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语言文字背后的“道”“理”或“大义微言”[6]viii。“义理存乎识”[7]351，传统义理学囿于语内训诂、注疏以及儒释道之间的相互阐发，视角狭隘，限制了“识”。严复则独辟“西”径，在其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自序中就提出了跨语际的义理“反证”说，即“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6]viii。就是说，西学义理用“吾古人之所传”加以反证，往往能让中、西学“不谋而合”的义理“达成共识”，如此则是治西学者之“至乐”。严复的义理“反证”是跨语际解释，即以西学为视角来“归求反观”[4]49中学之义理，力图中西兼治，熔于一炉。义理“反证”一面译介西学，一面发掘国故;一面以西学昌明中学，一面更是借中学传播西学。 严复的义理“反证”说标志着旧学的黄昏和新学的黎明，隐含着传统经典义理之“优先论”、“失传论”，开创了新学之中西“会通论”。严复批评汉学无用、宋学无实，而对先秦儒学、老庄哲学等中华元典情有独钟，一方面认为这些圣哲的微言大义和学术成就较西方“往往先之”[6]ix，另一方面又告诫晚清国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6]ix考察中学由盛转衰的原因，严复认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6]ix。就是说，中国圣哲之学没有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因为“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6]ix。对此，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治学方法、学术责任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6]ix所以，传统学术中的微言大义在后人抱残守缺中慢慢失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6]x，因为中西“事不相谋而各有合”[6]viii。严复坚信“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8]43。这从学术史的角度为义理反证、中西会通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历史使命。
二、“敦崇朴学”与考证会通
考据是传统学术的又一重要层面，而考据学是在明末经世实学、清代汉学兴盛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据学的中坚乾嘉学派，重点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对经典文本进行材料考证，在经学、小学、音韵、古籍、伪书佚书、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事史料、金石文物、职方地理、史籍目录、年代版本等考证方面，硕果累累，晚清学术也深受影响。严复在当时的风气下，在西学译介领域成功地吸收了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和考据方法，以至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更明确地把“敦崇朴学，以棣贫弱”[4]130列为翻译的四大宗旨之一，这里的“朴学”即考据学。其实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原富・译事例言》《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群学肆言・译余赘语》《法意・孟德斯鸠列传》，以及讨论西学和翻译的书信等中，均有译书考据的论述或运用，最有代表性的考证方法包括“集思广益”[6]vii“考订”“贯通”[4]93和“沿流讨源”[4]519。“徵实存乎学”[7]351，以上三种方法体现了严复治学的渊博学识、严谨的实证精神和会通宗旨。 “集思广益”见于严复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译例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6]xii这段文字带有明显的考据性质，其目的是“穷理”，其操作方法是对比异同，会通中西。用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的话来说，关键就是“考订”和“贯通”。考订即“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贯通即“类异观同，道通为一”。[4]93正因为如此，严复的考据重在旁征博引，擅用归纳法，把原文“与他书有异同者”，捉置一处，进行中西合观，以便相互类比、互证、反证、补证、参证，进而揭示义理。如严复翻译逻辑学的Laws of nature时，考证了与此类似的儒释道三家之说，认为这一概念“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4]1051，把西方的“自然法则”与本土的“道”“理”“太极”“不二法门”放在同一语义场进行“聚列”会通。翻译《支那教案论》有论“究之中国之道德礼义，则绝不缘神道设教而生”。对此，严复考订了三条证据：“《书》言皇降，《诗》言秉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据此得出“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4]849的观点。《法意》卷八第五章“贤政精神之弊”论及“苟无忧危，其亡或立至”，原文以希腊、罗马兴衰为证。严复翻译至此，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明、考证了类似的论述，认为原著所说“似吾《六经》”，如“《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传》曰：‘外宁必有内忧。’……”[4]957通过中西对比合观，严复得出忧患意识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历史规律。
“集思广益”式的“考订贯通”按语贯穿于严复的大部分译著，“共七百多条，约十七万字”[4]按语卷说明。尽管钱锺书认为严复对西学了解并不多，章太炎批评严复“略知小学”[8]269，但严复译书考证材料之丰富，学识之渊博，译书态度之严谨，一百多年来是世所公认的，很值得当前学术翻译思考。严复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9]273，不是埋首故纸的汉学家，他只是借助各种考据性文字，巧妙地贯通中西，附以己见，倡导维新变法。其最核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等天演思想，无不渗透着精心考据的治学方法。面对“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6]13这一境况，严复为了让读者信服这一普遍性道理而觉醒，通过按语对此详加考证：
譬如美洲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w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w善鸣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6]13-14
这是《天演论》“导言四・人为”一节的按语，严复从动物界、植物界的残酷竞争推衍到人类竞争，通过马、鼠、蟋蟀、画眉、土蜂等此“蕃”彼“灭”的详细考证，告诫国人中国境况亦然，奋发图强则“蕃”，若靠眼前“区区人满”而不思进取则“灭”。
“沿流讨源”是严复另一种重要的考据方法，主要用于译名考订。当然，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所译西学多为“导厥先路”[10]vii的概论性著作，译文及按语“沿流讨源”性的考据不少，其特点是内容宏富，但言简意赅，便于开启民智。其中“一名之立，旬月踟蹰”[6]xiii式的译名更能体现严复“沿流讨源”的考据精神。严复在与梁启超讨论翻译的信件中认为，“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正因为如此，“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4]518-519严复译名不主张多造新名词，也不愿简单地沿用日本人的译名，所以“沿流讨源”、中西会通的考据就至关重要。这里仅举《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对liberty译名的考证为例。严复认为Liberty与freedom同义，而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相对。对此，严复把它译为“自繇”，同时考证了该词的中文内涵，即“不为外物拘牵”[11]vii，不褒不贬。所以“自繇”不是“放诞”“恣睢”“无忌惮”“放肆”“淫佚”“不法”“无礼”。严复进一步考证传统文献，认为liberty即“《大学》e矩之道”，亦即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中“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O花不自繇”的“自繇”。[11]vii-viii严复甚至刻意用抽象名词“自繇”以别于“自由”，尽可能为译名的精确性提供更充分的理据。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典型诠释。
三、“文章正轨”与中西辞章的会通
严复崇尚实学，同徐光启一样曾经批评传统学术最尚辞章，不求理实，慢险躁。但这并不是说严复翻译不讲求辞章，只是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就严复译介西学而言，他恰恰提出了很注重辞章的“信达雅”文章学翻译[15]5-6三原则：“《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6]xi“辞章存乎才”[7]351“文章正轨”说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译文充溢着其中西会通的情才、辞才及文才。
Thus 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 which we began by considering， is far from possessing the attribute of permanence.Rather its very essence is impermanence.... And in the living world，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 i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competition of each with all，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sele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survival of those forms which， on the whole， are best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at any period obtai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in that respect， and only in that respect， the fittest.[17]34-35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状态，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任何一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它们是最适者。[18]3
对比原文，该译文可谓“斤斤于字比句次”，突显了英语表层结构，遮蔽了文字背后的意旨。把“生存斗争”、“选择”置于分句之末，关键词不够突显，义理也有“愈益晦”[6]viii之嫌。这是当代流行的“信”译，而严复译文特别注重吃透原文而后“辞达”：
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6]2-3
严复译文表面上达而不信，常常遭后人诟病，这里姑且不论。但从“辞达”的文章学视角来看，严复先是提炼出“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之天演，再由天演为体推至其“物竞”“天择”之用，行文由总而分，逻辑性强，前后畅达。严复以“物竞”“天择”作为话题，以“……者……也”句式对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前后相互引衬，内涵明晰，原文义理“得严子乃益明”[6]vi，可谓严复练达之辞才。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4]516-517
从这段话来看，严复讲究“文”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务其是耳”，这与严复崇尚先秦儒学、老庄哲学有关，主张只有“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会通原文之“精理微言”[6]xi。其二是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理想读者，译文文笔自然要考虑“声之眇”“形之美”“辞之衍”。为此，严复甚至“字字由戥子称出”[4]969，译文每每屡易其稿，以求“垂久行远”[4]527。正因为如此，原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而严复“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8]254，甚至“VV与晚周诸子相上下”[6]vii。纵观严复八大译著，其文笔擅长师法《史记》、诸子散文、桐城派等笔法以及佛书体、八股偶比等，译文“以瑰辞达奥旨”[31]17，文学化明显，讲究骈散杂糅、沉郁顿挫、文理密察，可谓富有字字珠玑之文才，其得失利弊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严复西学译介不是狭义的语际翻译，而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贯穿着义理“反证”、“敦崇朴学”和“文章正轨”等治学“三面说”。章学诚曰：“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7]351，“识”“才”“学”可谓译者专业素养的“三备说”。“三面说”和“三备说”有助于重新认识严复的治学理念、译介思想与翻译方法，有助于反思当前学术经典译介中存在的义理晦涩、考证肤浅、语不成文等不良现象，对学术翻译的输入、输出如何更有效地会通中西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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