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格调问题 文学翻译格调问题 文学翻译格调问题 精品源自地理科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直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历来的翻译家对于文学作品中的风格是否可译也是各持己见。有人认为风格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虚无飘渺的东西,要想用另一种语言把它翻译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人认为风格并非不可译,只是难译。文学翻译中若不能把风格译出来就等于没译。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也始终没有定论。但大多数译论家都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因为人们在对风格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试从风格的概念入手,探索文学翻译中风格的可知性。
一、文学翻译与风格
文学翻译指的是将一种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用文学语言写作的作品如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的翻译都属于文学翻译的范畴。风格可以说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但何为风格?根据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词典》,“汉语的‘风格’包括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情节与结构的安排,以及体裁、语言、艺术手法等的综合”。在英语中并无与之完全对待的词。英语中的style主要是指艺术表现的方式,如用辞、句子与段落的组织、艺术手法的运用等。作品的艺术风格说到底应该是作家的思想气质、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和生活积累等基本素质的体现。在文学翻译中,对于原作风格的传递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一部文学作品,正是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有机结合,才成为既具社会价值又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品。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既要忠实于原着的内容又要忠实原着的风格。
二、风格的可知性及其限度
在传统的文体学和文艺理论中,风格的论述通常借助于一些印象性术语,比如“典雅”、“远奥”、“精约”等等。虽然这可以说明一定的风格特征,但是风格意义的分析不能忽视对语言形式的结构分析。作品的风格也可以说是“形”“神”的统一。风格的“形”就是指语言的形式标记,是可知的。而风格的“神”就是所谓神韵、风骨、气势等非形式标记,属于意象的、心理的和情态的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把风格的形式标记分为六种,即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和修辞标记。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任何文学作品的风格都必然被“语言符号化”。形式标记是我们识别风格的重要手段,也是风格可译性的依据。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者使用何种语言,选用什么体裁,如何嵌词造句,怎样组织段落结构,使用各种修辞格等都是属于这一范畴。比如美国着名小说家海明威的作品有其非常独特的风格特征。他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句子简短,词语简单;同时又善于使用象征和隐喻的修辞手法;人物塑造趋于“硬汉形象”。使其作品在总体的风格上再现“冰山一角”。风格的非形式标记包括表现法、作品的内在素质、作家的精神气质和接受者因素四个方面,并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兼容性和独特性的特征。对于译者来说,抽象的非形式标记是很难把握的。这就给作品风格的理解带来了许多障碍。因此风格是可知的,但又有其限度。
三、译例分析
在文学翻译中,风格的可知性不仅理论上存在可能,更被中外译者的翻译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本文将以王佐良先生译英国散文家培根的OfStudies(《谈学习》)一文中的片断为例来探讨风格传译的可能性。试看其中OfStudies(《谈学习》)一文及其汉译。这是文章开头的一部分。其论点明确,结构紧凑,说理层层推进,语言古朴。翻译时能否再现原文的风格,使译文达到同原文相同的效果呢?试看王佐良先生的译文: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采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不当。(王佐良,1980:
7)培根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明朝。当时英语还保有中古英语的某些痕迹,而明朝的中国文言盛行。为了再现原文的时代特征和古朴典雅的风格,译文采用了浅近的文言文,其句子结构跟原文基本相符,遣词造句精当简练。可谓出神入化,形神兼备。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只要译者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学才能,细心体会原作的语言风格,善于把握原作的神韵和精髓,在翻译过程中达到与原作者在心灵上、感受上、表达上的契合,就能使译作达到与原作相当的文学效果和艺术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原文跟译文在风格上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对等。风格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性。风格的可知性和可译性使它的传译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传达出原作的风格从而达到形神兼备。这需要译者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文学才能,深刻理解和体会原作的精髓,熟练而准确地运用译入语来传达原文的文学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