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摘要: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对于提高翻译作品质量和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几种处理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方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或兼并使用,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完美的翻译作品——既充分体现原文的风格、内涵又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 ;目的语(target 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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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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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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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异化和归化
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 或foreignization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 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 ,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郭建中,2000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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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郭建中,2000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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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 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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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 ,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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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 God) ”。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 ,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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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 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 Cousine Bette 和Le Pere 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 S. 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 I , after tea and cakes and icesHave the st rength to force the moment to it scrisis !”(谢天振,1999 ,P1
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 ( 谢天振,1999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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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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