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华文的马悦然年轻时学古汉语和中国音韵学，师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后来，他长期在瑞典驻华使馆工作，之后又长期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从事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教学。他翻译过《诗经》《西游记》《水浒传》等许多中国古典名著，也翻译过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
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学院成员，成为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之后，沈从文先生便两次被提名诺奖。尤其是第二次，评委们已打算将诺奖颁给沈从文了，可惜沈先生早走了一步。
几年前，马悦然曾到访新加坡。在谈到中国文学为什么得奖这么难时，他重复了曾经说过的一句老话：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的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他以前还曾经说过，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将《彷徨》《呐喊》翻译到西方，鲁迅早就得奖了。
可不是嘛，没人翻译，就没人了解、没人知道，又怎么可能得奖呢？但反过来想想，这么权威性的世界大奖，只能靠少得可怜的翻译作品，靠少得可怜、甚至是唯一一位懂华文的评委来定夺，那偶然性会不会大于权威性呢？
不过，无论如何，在诺奖巨大的影响力下，很多人都自然而然地关心起这位瑞典大汉学家目前在翻译什么作品，他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哪些中国作家，就连那次现场观众的提问也是这样。显然大家都意识到，中国作家若想染指诺奖，还真得仰仗这位老先生了。
几年后，莫言获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也再一次被点燃。不过，最近我听到了一些清醒的声音。在日前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就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呼吁，千万不要把走向世界等同于让世界认可。
严歌苓认为，华文是一种非常有魅力、有内涵的语言。比如《红楼梦》，文字多么雅致、多么丰富、多么精妙，往往是三句话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可是一翻译，很多东西都丢了。
严歌苓当年在美国读硕士，导师让她给本科生开一门选修课，教中国古典文学。她当时就选了《红楼梦》，但很快就后悔了。这门课太难教了！来听课的学生也问，老师为什么不教“猴子的故事”――《西游记》在西方被译为《猴子王》。而这就是很多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文学。严歌苓说，还好，来上课的学生太少，这让她有机会干脆取消了那门选修课。
单纯靠翻译，西方人真的能读懂华文文学吗？就算文字能翻译，可是文化能吗？严歌苓在谈话中还提到，曾感动过无数中国人的《白毛女》，在老外看来或许就无法产生共鸣。因为按契约办事、欠债还钱，在西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西方人对喜儿的同情就很难产生，也就更谈不上被感动了。
这显然不是靠翻译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文学作品必须是感染人的，不然文字写得再好也是白搭。所以，严歌苓说，不要太在意外人怎么看，应该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她说，这个世界上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华人，我已经很满足了。写作，低不能迁就网络读者，高不能迁就任何一个评奖委员会，它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否则就不会有最真诚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