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派翻译理论看《围城》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从功能派翻译理论看《围城》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从功能派翻译理论看《围城》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围城》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之一,要译出它的韵味和其体现的中国文化特色,绝非易事。所以当珍妮·凯利和茅国权两位外国学者合力译出的英译本Fortress Besieged一经问世就引起剧烈反响,受到了译界的普遍关注,其中有撰文赞誉的,也有批评不足的。但十全十美的译本现实中并不存在。我们在批评译本如何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文本以外的因素,毕竟翻译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那么译者的目的是什么呢?又采用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功能派翻译理论。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译本功能的视角来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其中“目的论”是其理论的主要内容(Nord
1),主要有三大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忠实法则)和忠诚原则;其中目的法则和忠诚原则是功能派理论的两大支柱。 除了目的法则之外,目的论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还有两个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连贯法则要求,应该考虑接受者的背景知识和实际情况,译本必须最大限度地做到语义连贯,以便接受者能够理解其义,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法则涉及译本和原本之间跨文本的连贯。在目的法则和连贯法则实现之后,译本和原本两者之间仍需保持一定的联系,不过对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翻译目的(或译文目的)以及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仲伟合,钟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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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三条法则的关系是:忠实法则服从于连贯法则,而这二者服从于目的法则。
然而,这样以完全适应译语读者和译语环境的目的法则来指导翻译实践会可能会出现一种随意、“激进的功能主义”,所以诺德对功能翻译理论的翻译目的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忠诚原则”,这不能与上述的“忠实法则”相互混淆了,前者是“一种人际范畴,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译者、原文作者、翻译活动发起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指的是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关系。
二、《围城》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
翻译上,把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称之归化;反之,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称之异化(方梦之
3)。归化和异化关注的重点是文化。
英译本Fortress Besieged通篇来看,主要以异化译法为主。两位译者力图保留原着特色,体现其文化风貌,将原着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译文读者。原文中的很多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译者都采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等方法尽量保留其文化特色和内涵。(陈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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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
(2)吃西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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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eeding on the west wi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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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我们新吃过女人的亏,都是惊弓之鸟,看见女人影子就怕了。......”(1
30):
"Having recently been jilted by women,we are like birds afraid of the bow;we are frightened even by a woman's shadow......."(1
3
3)
(4)秋老虎(1
3
3):an“autumn tiger”,a real scorcher(1
3
6)
(5)总而言之,批分数该雪中送炭,万万不能悭吝(2
1
6):
In sum,when marking one should“send coal when it snows,” that is,provide that which is most needed,and never be stingy(2
2
4)
(6)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全成酸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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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wine in Hsin-mEi' 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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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空城计
(8
9):pull the“empty-town bluff”
(9
1)
(8)岁寒三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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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ree companions of win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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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翻译功能派论的角度看《围城》英译本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翻译功能派的角度来看,《围城》英译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翻译目的。在译序中,译者认为钱钟书是伟大的小说家,《围城》是伟大的作品,希望借之唤起人们对钱钟书和他作品更多的兴趣。显然,译者关注的焦点是作者和原着,因此,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的大体走向:他们势必更多地从文本角度出发,尽可能原原本本地把钱钟书和《围城》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手段自然是直译,最合理的策略自然也就是异化翻译。(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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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法则,那么目的法则是优先的,自然译文的忠实性和连贯性是其次再考虑的。那么在重新审视珍妮和毛国权译文的时候,就可以不再苛求他们在语法、文体,异化适度方面做得那么的完美,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推广钱钟书的作品,因此舍弃让译文读者读来熟悉的翻译而保其传达原文之语言魅力的译文,才能使译语环境中的读者感受到不同文化的语言风格。
最后就忠诚原则来说,既然是人际范畴,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译者、原文作者、翻译活动发起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杨绛先生所述,在美国引发重新研究钱钟书论着的七十年代之前,译者珍妮早在60年代末就要求把《围城》译成英文,可那时正值文革中,为此,钱钟书还受“工人师傅”的盘问,疑其有“里通外国”之嫌。直至10年后的1979年,钱钟书访美,遇到译者,才得知她已与毛国权一起把《围城》译成英文,并已找到出版社。钱钟书于是授权出版社出版,英译本便成了《围城》的第一个外文译本。由此可知,《围城》的英译受到了美国钱学研究的触发和影响,译本的出版也得到了作者的授权和帮助,可以说它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的产物。(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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