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围绕信息化与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讨论得十分热烈，争论得不可开交，在美与非美、文学与非文学，乃至文艺学学科的哲学根据、对象、方法与主要范畴等基本问题上都难以统一。有一位与会的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会后对我说，他对这种情况深感惊异，认为文艺学学科目前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对他的这一评价也深感震动，不免引起对当前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番思考。
我认为首先应该正视我们所面临的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形势，才能正确认识文艺学学科当前所出现的争论与今后的发展。从社会的角度说，当前所面临的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的信息社会以及由乡村状态到大幅度城市化的转变。
而从文化的角度说，则是从印刷的纸质文化到电信与网络文化、由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到受众空前的大众文化、由文化的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而对文艺学学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出现的哲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即哲学领域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表现为由主客二分到有机整体、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由欧洲中心到多元平等对话的转变等等。
这些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必然对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体系形成巨大冲击。从传统的文艺学来讲，历来以认识论作为其哲学根据，在权威的教材中宣布“艺术就是作者对于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作典型的形象的认识”。
但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对于这 种混淆文学艺术与科学的认识论文艺观是否定的。而对于文艺学的对象——文学艺术现象，由于电影电视、网络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勃兴，审美进一步走向生活，走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在文艺、生活与商品之间难以划清界限的广告、服饰乃至影视剧、影片、VCD等等。
因而，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也难以蠡清。而在传统文艺学的主要范畴上，由于上述文化现象的出现与对主客二分“解构”的各种现代理论的流行，因而也出现诸多歧异，乃至于颠覆传统的情形。
例如，文学与生活、形象与典型、文本与读者等等，由于审美的生活化与当代存在论美学的意义的追寻、接受美学的阐释本体等理论现象的传入，以上传统范畴的固有内涵均难以成立。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文化研究的盛行，也导致了对传统的审美的内部的研究方法的解构等等。
凡此种种，都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确面临空前尖锐的挑战。
这种挑战可以说是一种冲击，但其实也正是一种发展的机遇，促使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面对新时代，改革旧体系，充实新内涵，真正走上与时俱进之途。因为，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恰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最大动力。
恩格斯在1894年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其实，上述社会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当代社会对文艺学学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艺学学科应主动适应这种需要与变化，而不是不闻不问，更不是去抵制，当然也抵制不了。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对文艺学学科现状的自我审视问题。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说。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角度，无疑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邓小平文艺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但也不可否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出现过以西方古典形态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僵化教条理论模式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现象。
例如，在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影响深远的“实践美学”，其主要提出者就认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从分析解决主观与客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这显然在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理解上是一种倒退和误解。
而对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想，我们也不能做到正确评价，虽然这种理论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传入，迅速传播。但对其理解和评价总难统一，长期以来我们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总体上对其持否定态度，对其价值意义缺乏客观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其克服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式，走向存在意义的追寻与“非人类中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认识不够。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以钱钟书、宗白华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存在用西方古典形态“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和谐论”美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等硬套中国古代建立在“天人之际”、“阴阳相生”、“位育中和”基础之上的“中和论”美学与文艺思想的情形。
以上回顾旨在说明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自身的确存在不适应时代要求，相对落后，急需改革的一面。而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又的确给文艺学学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
影视与网络的发展无疑是文艺传播的革命，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是对传统精英阶层文化霸权的一种冲击，并使文学艺术的参与者从未有过的扩大，而文化诗学则给文艺研究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当然，社会文化的转型也有其不可否认的负面作用。
其表现为大众文化的低俗趋势、文化产业对经济效益的盲目追求、工业化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泛滥、城市化与社会竞争所形成的精神疾患蔓延、网络化所造成的文化的平面化等等，集中表现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的非美化现实。这一切恰恰为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海德格尔认为，面对当代工具理性的泛滥必将有一种新的美学和文艺学形态应运而生。他说:“一旦我们始终去沉思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猜度，即: 在那种促逼的暴力中，亦即在现代技术无条件的本质统治地位中，可能有一种嵌合的指定者（das Verfugende einer Fuge）起着支配作用，而从这种嵌合而来，并且通过这种嵌合，整个无限关系就适合于它的四重之物”。
这就是“天、地、人、神”的四方游戏及由此形成的人的“诗意地生存”。这正是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