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运长先生约我写一篇有关拙著《如此世界》的文章。
十分感谢运长兄给予我这样一个机会。只是想说的东西似乎很多，一时不知从何处落笔，思忖良久，决定还是围绕此拙著的核心观点“文化建构主义”问题，写一点延伸性的说明文字。
一、关于“传统”观的两种譬喻
我曾用两种譬喻来表述我对“传统”的看法：
其一，我在《文明的转型：蝌蚪与青蛙》（见拙著《“右手”与“左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一文中，认为传统文明如蝌蚪，现代文明如青蛙，蝌蚪必须进化为青蛙，不进化为青蛙就会被地球村淘汰;但在青蛙中，蝌蚪的特征仍存于其间。
其二，我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问题》（见拙著《如此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一文中，认为我们需要更为重视的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条河流，发源后不断地汇聚一路上的各方水系，开拓奔涌，于是乎成永远奔腾不息的大河。固然那发源处的源头，在相当意义上规定着这条河的特征，不可也不可能忘源，断源，然发源后不肯不能汇聚一路各方水系的，当必是小河，甚或发源不久就枯竭了。
二、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个特点
我不能同意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是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开掘这件事本身（开掘传统文化的宝藏，汲取其精华，是绝对必要的），而是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我以为，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态度和方式上有三个特点：
其一，退行救赎。今天有问题了（任何时候都会有问题），就必退回过去，认为过去一定比今天好。退行救赎不是返本开新，返本开新的事，人类史上常见，最重要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而我国心性儒学一脉的现代新儒家之返本开新，亦是有相当意义的。返本开新的结点是在“新”字上。说退行救赎不是返本开新，与今日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二、三个特点有关。
其二，退到最不该退的地方去，如我在拙著中所论到的“退回文革”与“退回汉儒”，这实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不可以退回去的两个点。“文革”是人类历史上都罕见荒谬的浩劫，“汉儒”的“独尊儒术”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将儒家文化作为封建（此概念有争议，的确不精准，但大家皆明其义，固仍暂且用之）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起点。退回这样的两个点，读者诸君想也是一望而知其危害的了。
其三，以蒙昧主义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传统文化。拙著《如此世界》中的一篇短文已谈及蒋庆先生的主张，他要孩子们读经，甚或要孕妇也听经，理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我们今人都是“下愚”，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古圣贤那样的智慧水平的，所以从生命起点处就该受到古圣贤的教诲。照这位老兄的说法，究竟什么时候的人类开始是“下愚”了，什么时候的人类是“上智”呢？且照蒋庆先生及其同类论者们的这种推法，最后一定要推至最为“上智”的莫过于类人猿了！
龚鹏程先生对待传统文化的蒙昧主义的态度和方式则是我特别不能同意的又一例。
三、是给一巴掌，还是竖起大拇指？
近时读到龚鹏程先生的一篇访谈，龚鹏程先生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和方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且将龚鹏程先生的一段话原样照搬于下：
“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的言论，荒诞幼稚，而人皆不以为异。譬如动不动就讲我们对于古代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个人都这样说，都觉得理所当然。什么？你觉得很有道理？那我问你，如果有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跟我说：龚鹏程，你学问很好，但我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认为我该如何？我只能伸手打他一巴掌，喝道：‘胡说八道，我的精华与糟粕你懂啊？’不是吗？现在人动不动就说要对古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没衡量衡量自己是什么玩意。你跟孔子的距离是火星跟地球的距离呀，开什么玩笑，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还精华糟粕呢！学问的事，是唯佛能知佛、唯菩萨能知菩萨的，和别人不是一个境界，人家讲话你就连听都听不懂。现代人站在一个现代虚妄的进化高峰上，读古人的书，像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这个地方叉叉，这个地方还可以。书不是这样读的，你只有真正能够了解人家在说什么，你才能受益。而要了解大圣哲却是很难的，要花很多气力。”（《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05期）
倘若是我，有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对我说：金岱，我要对你写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百分百一定会与龚先生相反，心中极是欢喜，对那孩子竖起大拇指，大大夸奖道：“好样的，有出息！”若龚先生认为我的所写不及他的有价值或不及他的完美无缺，那我就告诉他：远的不说，只说近代，西方的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洛克、康德等等，当然更有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之始祖的马克思本人，中国的则至少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熊十力等等，也都会同我说出一样的话来。其实，但凡思想者，要做出有见地的思考，必不可能对前人照搬，必对前人的资源有扬有弃有重构。你当然可以说，如冯友兰所云，对前人，不照着讲而接着讲，可“接着讲”也必有扬有弃，何况接着讲也有接着一家讲的，有接着多家讲的，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思想资源，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吗？
何况，传统文化，有懂和不懂的问题吗？对于今天相当多数的人来说，可能会有文字上的障碍，然文字上的障碍与懂与不懂没什么关系，文字上的不很懂是最浅层次上的不懂，有一点教育背景的，花点功夫便可扫清文字障碍的。
而真正的懂与不懂，是理解和解释学的问题。龚鹏程先生不知是尚未了解过还是讲得高兴便一时忘了著名的伽达默尔等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吧：任何的理解都是站在一定的理解的前结构基地上的理解，包括龚鹏程先生本人。认知水平各异，理解的前结构各异而已，总不可以也不可能剥夺了人家的理解权利的。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尤其是就儒家文化而言，不管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则更是早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先天所受（这一点，要孕妇听经的蒋庆先生大概也是没有想到的）。在这方面有懂和不懂的问题吗？
我老伴儿时的奶妈，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先前某日上街卖自己养的鸡，一笼鸡卖完了，准备收拾回家，忽然想起什么，原来是忙碌中忘了将这笼鸡中的一只有点蔫蔫的鸡取出另行处理，而是和其它鸡一起卖给了买主。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心中惴惴不安起来，她想不要把个病鸡卖给了人家，于是坐着不走了，她想，说不定那买主会回头的。她等了很久很久，肚子都饿坏了，她还是不肯走。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买主果是又回头来了，我老伴的奶妈收回了鸡，还了人家的鸡钱，欢天喜地地这才往家赶。 我老伴的奶妈为什么不一走了之呢？那么大的集市，卖了只病鸡，谁记得谁卖的吗？再说，买者卖者，你情我愿，货出了手，管得了那么多？然而，我老伴儿时的奶妈就是这么个人。
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不就是孟子的“恻隐”之心吗？不就是王阳明所说的那“一点灵明”的良知吗？不就是中国人老少妇孺，无人不知的良心二字吗？只是有人把个良心二字看得很重，有人却把个良心二字看得一钱不值。
要说起境界，我老伴儿时的奶妈的境界，比之许多的著作等身，名头大大的学者专家，未必就低了吧？更何况凭什么说，不懂得前贤的书，就没那境界，没那境界，就不可能理解前贤呢？
更何况，今日专业分工极细，非此专业人士绝大部分都不可能精心研读前贤原著，那如许众多的人便都不可以对前贤讲得对的就接受，就去身体力行，以为讲得不对的就不理睬吗？例如，对于兜售“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之“四项基本原则”的“女德学堂”，人们一望而知是不可接受的东西，还不准人家作为糟粕抛而弃之吗？
而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糟粕，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很容易在特定的情势火侯下跑出来吓人一跳的。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早敬晚敬餐敬，以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之类，就是一鲜明的著例。
其实，退行救赎，退到最不该退的地方去，以及随便就给人“一巴掌”的态度和方式，都属于蒙昧主义，蒙昧主义很不利于国人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的健康成长，所以，启蒙并未完成。
四、当代文化虚无主义之种种
文化虚无主义这一概念，需要特加解释，否则易生歧义，以为是对“文化”本身进行“虚无”。此处的文化虚无主义，我的意思，是指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有些看法或做法，似乎是不承认有一条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华文化传统之河。可是，在今天全球尚未“书同文”的境况下，不同语言文化的河流，在人类有愈益丰富的共同认知的同时，仍还有泾渭分明，各有特性的地方。（我在拙著《如此世界》中将此一涵义的概念称为“单纯的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意思较为明确，然冗长了些，所以此文采用此需特加解释的“文化虚无主义”概念）。
今天，恐怕是没有什么人会作出公开坦白的文化虚无主义的言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尚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或有如鲁迅老夫子的忿激之言，让孩子们一律“不读古书”，现在这种说法早是很久不见了。
但是，嘴上不说，或者，嘴上说的是特别文化保守主义或极为民族主义的论调，行的却是十分的文化虚无主义，乃是稀松平常的事，大家不以为意，或见惯不怪而已。
我从最身边的说起。例如学术评价，当下我国大学或科研机构，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就通常人们心中的默认――从教授到本科生，从大学或科研机构行政领导到教师或研究人员――都必遵循如许一种序列：国外学者――海外华人学者――北京科研机构或名牌大学学者――省级重点大学学者――一般大学学者……通常的科学论文引文，不言自明地以引用国外学者的思想和言论为至高权威。自然科学方面相信更是如此这般。
文学艺术作品稍要复杂一些，但基本上也是遵循此序列，或至少有三个层次：国际水平（所谓国际水平就是外国人承认了的如获了外国奖的）――国家级水平――地方水平。总之是，外国人叫了好的，那才是真好的。
其实，最突出的文化虚无主义是我国教育及学术与技术评价中的外语政策，我早在2003年便发表了《杞人忧天：我们的汉语，我们的文化》（见拙著《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一文，详细陈述和分析了此一境况。说来好笑得紧，有一段大学里时兴双语课，还说自然科学课程要从双语课过渡到外语一语课，而人文社会科学，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直至《毛概》、《邓论》这样的课都一概要用外语上，当时凡能用外语讲几句课（不拘讲得确否，好否），便可得到一笔不小的双语课项目费，有的老师，连用汉语都讲不甚过关那门课，却开了双语课。那境况，有些至今仍无什么改观，如各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中的将外语作为“国家级哨卡”的做法;有些则似乎可能将有改善，如汉语在中小学各级考试中的比重会有所增加（不过，希望不要又来什么矫枉过正，倒到另一头，让国人从此忽视外语学习）。
母语虚无主义，可能是后果最严重的文化虚无主义。只要是生、长在中国，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能够最有效地汲取整个人类（乃至将来的人类之外）的文化资源的，绝非外语，而是母语。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诸民族国家的人们各自亦然。
重视学习外语本是件极好的事，对于去除封闭，打开国门，向先发现代化国家学习以及吸收整个人类的有益资源，已然取得骄人成绩。然中国是艘巨轮。某个在最高领导者那里的上好的主意，经过了层层叠叠地传递，那上好的主意便固化、乃至歪化，甚而至于弄到滑天下之大稽的地步，实在是一点不罕见的事。老子之警示：“治大国若烹小鲜”，大概正有这番意思在。
文化虚无主义还常见于各类“高峰”智库会议，这类“高峰”会议，其等级序列与我前述学术上的序列大体同：外国专家――海外华人专家――中国“大地方”专家――本地专家。常见的是，这类“高峰”会议，绝大部分时间都让给了那些对本地方或本城市完全没有研究的，各式或有名头或一点名头没有的外国专家或海外华人专家，让给了他们不怎么着边际的宏论，而对本地方或本城市真有研究的本地专家，却往往毫无发言权。
至于物质产品，对于相当多数国人来说，必是外国的好，那就更不用说了。奶粉固然绝对要去国外买，儿童纸尿库也当去国外买，祖国的花朵重要十分，这好理解。然就是大人用的吃的，一些极日用的小东西，似乎也是国外的好。最近就流传国外的马桶盖怎样怎样的好。于是乎，去国外扫货的，找、做网上国外产品代购的，种种种种，忙得不亦乐乎。
总之，外国的就是要好些，这种国人心理确确实实是存在着的，与大庭广众下的嘴上说的或媒体上的言论常成有趣的反比。 实事求是地说，国人的这种心理，首先当承认其有一部分现实基础。世界上有先发现代化国家与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别，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而言，我们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许多的东西是确实落后于人家的，这些年我们在逐渐赶上来，但要真正完全内在深入地赶上，恐仍非一日两日的功夫就可达至的事。
其次也的确有话语权的问题，全球性的领导性话语权还不在我们这里。我们的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算得上是正在崛起，然有些性急的或好翘尾巴的国人，以为经济体量大，别人就一定要听我们的，这不合实际。
其三，问题在于，我们的一部分国人，但见说外国好，便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就是迷信主义了。相反，也有但见说中国好，便什么都是中国的好，中国的月亮也比外国的圆，这也是迷信主义。目下的情况是，“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和“中国的月亮也比外国的圆”两种迷信主义并存。
我们的国人确实易于迷信。文化大革命时人们迷信“个人崇拜”，后来又迷信“大气功师”，今天人们则迷信纷乱，只要会“呼悠”的，人们就迷信之;只要弄个什么仪式，就定会有诸多莫名其妙的“讲究”。这种迷信的根性，用到了“中”与“外”的对比上，也一样地照此办理。
迷信主义也是文化人格，文化心理问题。要克服如许这般的迷信主义的文化人格和文化心理，就还需要启蒙，因之，启蒙并未完成。
五、启蒙的两个阶段
无论是面对文化传统的“蒙昧主义”，还是面对世界的“迷信主义”，从根本上说，这类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都是一种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就是缺乏理性精神。缺乏理性精神，作为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启蒙就尚未完成。
所谓作为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启蒙，就是尽力达至如许这样一种境界：人类中每一个体，都能尽可能依凭自身的成熟的理性，对其所遭遇的世界上的事物，作出自己的，负责任的判断、选择、行为。
这里，我综合了康德与萨特的意思。其实马克思所谓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的说法，在更阔大的意义上也包含了上述这个意思。
而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启蒙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在拙著《如此世界》的《论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一文中，提出了中国近现代的四次启蒙说。在笔下的这篇文章中，我想在“四次启蒙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启蒙的两个阶段说”。
我以为，四次启蒙，又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三次启蒙，主要特征是尽力向先发现代化国家学习，向世界学习;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再启蒙，再启蒙的主要特征当为“中国性+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建构。
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都是在与当时的世界列强博弈中吃了败仗，于是反思之，从器具到制度到文化在弱者心态下都作了反思;第三次启蒙，是在国家自找的内乱中陷入了几近崩溃的地步，于是反思之，发现我们的路走得有偏失，从而解放思想，向先发现代化诸国学习，并认识到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竭尽全力完成1840年开始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前三次启蒙，都是在或外战或内乱中吃了亏，而抱的学习心态。
第四次的再启蒙，则有些不同。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同时，就意识到，向先发现代化国家学习与中华文化自觉必须有一种统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东的批评界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问题的讨论，我们当时提出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主张。当时在科技和市场上，主要是向先发现代化国家拿来，而文化上为什么要提出建构新人文精神，就是因为，文化这东西不全同于较为硬件的科学技术、市场运作等，不可以简单向人家拿来就用。就人类生存整体来说，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绵延的传统，绵延的文化传统之河，要开新，必不可简单拿来，而必须取汇聚化生的方式，也就是建构的方式。
我当时发表了如《重建精神规则》、《人欲：横流与纵流》等一系列文章（见拙著《“右手”与“左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思考在我们独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之后，中国式的欲望如何才可以不肆虐横流，而能够有序纵流？后来我又发表了较长的一篇以科幻小说框架写成的思想随笔《全民皆X》（见拙著《如此世界》），根本的意义就是讨论今天中国应如何分欲，如何克服我们的国民性（国民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中的弱点，使欲望理性有序分流、纵流，也就是如何避免因欲望横流而导致的欲流之灾。
我认为，只有克服我们的国民性中的一事当前，总是“全民趋之”，“全民往之”的弱点（俗称“一窝蜂”），努力实现从传统乡村型的更多是层级性的社会，向现代城市型的更多是专业―职业分工性的社会转型，只有一个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专业―职业分工性的社会，各扬其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真正形成三十六行乃至三百六十、三千六百行，行行出状元的多元价值实现途径、多元价值认同的社会文化局面，当下社会的层级距离引起的社会矛盾，仇官仇富仇知识分子（例如仇医生）等的负面情绪，才能得到成本尽少的有效调节和缓解。
我们的担心和思考为实践证明是有意义的，今天的腐败突显，贫富悬殊，诚信阙如，道德滑坡，正是我们实际上没有真正重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建精神规则”的问题，没有真正切实地去进行中国现代性――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建构的问题。
说到底，我们根本上是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来处理问题。我这里不引用马克思的原文、原概念，但我认为，我的意思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根据马克思的最基本原理，我以为，如果文化的根基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生活方式就应当与变化发展了的生产方式相谐配。尽管生活方式通常可能不与生产方式齐步走，而有滞后和时差现象，但二者终究是需要谐配的。生活方式不能与生产方式逐渐相谐配，社会就总要出大矛盾，大毛病，大问题。
六、文化建构主义：中华文化自觉的路径探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包含了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自觉。有一天，中华文化在整个人类的视域中成为了有突出贡献，甚至主导能力的文化，且具有充分的话语权，我想这必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寐以求。而今天，当我们的国家经济崛起之时，中华文化自觉也已是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然而，中华文化当如何自觉？
继上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建构“新人文精神”之后，这些年，我又在拙著《如此世界》中提出了“文化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
我所谓文化建构主义，包括了两个层面：超越主体论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这是文化哲学的层面;超越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这是文化社会学的层面。
本文只涉及文化社会学层面的问题，即只谈超越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
晚清的张之洞曾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前些年李泽厚先生又提出了“西体中用”的主张。
在这两种主张之间，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思想史，始终是讨论不断的。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张之洞，但主流上不是“文化虚无主义”的：陈独秀一方面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方面着迷于汉语文字学;胡适一方面提出“充分现代化”，一方面热心于“整理国故”;鲁迅之为言为人，一方面痛批中国文化传统，一方面浑身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耿介”精神，尤其是“魏晋风骨”;上世纪30年代，则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如陈序经的一系列文章，有人提出“中国文化本位”论，如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80年代开放，向世界学习的倾向较为突出，然文化虚无主义并不明显;新世纪初，几位学界、文艺界长者发起，一批学界、文艺界朋友们响应，发表了强调文明多样性，申诉中华文化特质的《甲申文化宣言》。总体上说，新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和运动与文化虚无主义的现实，渐成显著的对比。
我想，是否首先就不应把“中与西”的问题和“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问题搞混淆了？所谓“西方”诸国只是先发现代化国家而已（他们也不是同时成为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我们赶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了“西方”国家呢？显然不是的。
所以，根本上说，就没有什么“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问题，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孰体孰用的问题。
我以为，有的只是“中国性+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问题。这便是我的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建构主义之理论态度的基本意思。
中国性：中国或中华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之河的特性;现代性：现代文明之文化的特性――二者可能怎样结合就怎样结合，只要产生正价值就好。
从宏观言，1840年我们的中华民族较为明确地开始了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此前自生的“现代”因素不能说没有）;从中微观言，1978年我们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根本的意义上，是从乡村型的社会向城市型的社会转型，今天，城市化进程愈益加速，国家已将其作为当下重大发展战略。总体上说，这些皆属于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范围。面对此一转型，汲取自身传统中的精华作为资源，与汲取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精华作为资源，将所有这些资源尽其理想地结合或曰整合，只要能产生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正价值，就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里可以举出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例子来略加佐证。佛教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我国，历时一千年后，产生了三大中国文化的瑰宝：作为中国佛教的禅宗、援佛入儒的陆王心学、文学名著《西游记》。由于印度也在中国西边，所以就当时而言，向印度学习佛教，也可说是一种向“西方”学习，佛教之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交而生新果实，亦可说也是一种“中西结合”。我们从上述三大今天的中国文化瑰宝来看，早已是看不出任何的“中西”、“体用”的关系来了。禅宗或可说是“西体中用”;心学则或可说是“中体西用”，至于《西游记》，当完全无法说得清什么体用不体用的（其中虽可见出有扬佛贬道的色彩，可对佛教一样地讽刺犀利），反正今天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西游记》是印度的文学名著就是了，这一点不会有异议，是吗？
古时如许，于今亦然，道理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之向先发现代化诸国学习，一样地用不着纠缠那些个“中西”、“体用”的名堂。中国或中华文化传统之河，一路流淌而来，不拘何方的圣、贤、神、仙，只要是有益的资源，可汇聚而生正价值的新鲜果实，那就汲之取之，学之用之，化之生之，毫不必拘执，也毫不用客气的。
当然，我所谓“中国性+现代性”，也有一种基本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中国眼光，世界胸怀”。“中国眼光，世界胸怀”是我于2001年10月7日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篇短文的标题。我的意见是：所谓“中国眼光”，即意味着我们必不可免地具有“中国性”的理解的前结构，或曰前理解，这是你不管意不意识，愿不愿意都无可逃避的;而所谓“世界胸怀”，则意味着全人类普遍认同或将来可能普遍认同的现代性的共同文化理念。
然而，清醒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眼光”这样一种无可逃避的面对世界的理解的前结构，或曰前理解，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华文化自觉”;而明确坚定地意识到我们必从“中国眼光”出发去拥抱人类的现代文明，也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可望达成。
因之，“中国眼光，世界胸怀”，我以为可作为“中国性+现代性=？”这个问号的基本的理论前提。“中国眼光”和“世界胸怀”，在“同化与调节”（皮亚杰概念）的双向运动中，必诞生“中国现代性”的硕果。
也许，理想的（尽力去现代病的）现代文明，有可能在中华民族的“后发现代性与后期现代性统一”的努力中，找到新的展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