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枫主编的台湾《新地》第29期（2014年秋刊）辟了“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丛书・序文”专辑，收录了大陆丁帆、王彬彬、李敬泽、李建军、李洁非、肖鹰、郜元宝、陶东风等8位文学评论家在台湾出版文学评论集的自序。台湾与大陆的语境不同，我也就从上述评论家们的自序闻见了他们不同于大陆行文的精神呼吸――确切地说，并不是这些评论家看“主”说话――看主喝洒和看客下菜，即不同场合就说不同的话，他们的言说是由衷的，也是统一的，而是反衬大陆语境下，那些见诸铅字的评论家（文化人）言说，为的是能让著述出版面世，即正式表达自己的社会认知，对他们出自自内心的言说进行了改装或叫修饰――可称某种程度的妥协（作者跟编者、作者编者跟“语境”或社会的妥协），有的是作者自己捉刀，更多的是编辑善意下刀――作自我审查。因而，同一作者的文学研究文本（文学评论），在两岸汉语语境中，就呈现两种风貌，而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立此存照，对岸成了此岸的参照。
同一作者同题文章而呈不同风貌，其实也折射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精神氛围，即两种不同的语境。我所关注并思索的，在两种不同的社会精神氛围中，知识价值的可能呈现，何种程度呈现，以及对社会和人心的开启或遮蔽，实际上就是文章所呈现知识价值的可能价值域，也就是可能知识价值对读者和社会（包括作家自身创作）的影响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答我们时代的精神创造何以只见“丘陵”“灌木”而不见“高原”“高峰”的问题。
就是说――尤其在全球化中，文学评论、文化（学术）及其表达，就是展示一种知识价值――对某种知识价值的追求。有的话题或问题可以明白说出，但在我们（编者和作者）这里往往是隐晦曲折、吞吞吐吐地表达，却可以归之于表达得体，或作了非常艺术的表达（“这个作者说话有艺术”、“这篇文章表达得很艺术”）。而在读者――社会接受上，就模糊多了，相同语境中有阅历的读者当然明白其文的奥义，有某种素养的读者会有隔靴抓痒雾里看花的感觉，一般的读者被套在抽象化的时代历史社会概念，就不知所云了，文义就难以抵达心灵，文章的“知识价值”呈现就打了折扣。
所以，不同的精神氛围，相关文本在展示或追求知识价值上，存在质地的高与下，优与次，甚至真与假。说话（文章）应该明白晓畅，但在我们这里，其含糊模糊的沉浮形态（所谓“点到为止”，所谓“什么都说了而什么也没有说”），却成了常态。结合本文话题，我把这种文论形态称之为文学“亚研究”，简称“亚研究”。
我们陷在“亚研究”里久矣。
二
在对岸的语境中，且不说文章保留了“原汁原味”，就从他们的自序，也能让人识出其人胸臆来。因而大陆那种经编审和自审“滤”出的文章（文气）就不是原发性或原汁原味的精神样式，而属于另一种符合当下语境，钝化或趋平庸化的精神样式，即使总体上保留了精英文论的面貌，但在文章“细部”，总是给人欲说还休的模糊与朦胧。如此文论在大陆行销既久，令一般读者习焉不察，当下和后来的研究者却都以这样的文本（精神样式）归于其作者的真情实语，“研究”表面上粘附其作者，其实不然，跟作者隔膜，只是借助作者的“外壳”，当然也给“解读作者”留下了不小的空间，“知识价值”的体现必定大打折扣。这就造成文本所体现的“知识价值”的钝化。“亚研究”必定在一定程度钝化“知识价值”。
于是我们看到，在大陆语境中，许多作家的真实心声是隐没的，其“真音”倒作了曲折即“叠影式”的表达（难怪中国索隐学如此发达）;我们通行的所谓研究某个作家或某个精神现象，其实就是研究符合当下语境的精神样式，客观上展示“当下”意识形态如何进入或或改写这特定作家的，而真正的作家研究――社会精神现象的研究却阙如。从社会层面，我们也就缺少了原生态――真实社会现象精神现象的感知，所以大陆一些社会、文化、精神之研究（经济研究也是一样的，它根据的数字是权力核定的而不是真实的原发数据），从其主流学术来说，只能是“跟风”研究，依附权力的研究，不客气地说，属于伪研究――用这种变形（扭曲）的文字材料，即使投入真诚之心，作出的却类似伪研究。中允一点说，它同样是“亚研究”――亚研究之一种，大家都习惯了这种亚研究，又毫不怀疑地把它视为真正的主流的学术研究。一时之假之亚成了通行之假之亚，这也成了中国许多学人（作家和学者）轻车熟路的为文之道和精神样式，成了也许只在中国才盛行的温吞水式的精神现象――“亚研究”丰盛的精神现象。
问题在于，同一执政党，由于时代变迁，权力更替，语境即意识形态必有不同（以1978年执政党11届三中全会前后变化的语境为例），说明原先那种语境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或叫制约了时代的发展，那种语境日暮途穷――人心向好人心思变图强不可逆转终于成为主流语境，原先那种语境其“无根”的窘迫全然凸现。可是它习惯成自然的思想和思维惰力依然存在，在“文学研究”上，与已出现了开启知识价值的蓬勃锐气――80年代的精神气象――相纠结，这两种气象冲撞厮磨，恰恰让“亚研究”在新的年代获得新的温床而大放异彩绵延不绝，更何况，强调那种把前后源于两种不同经济形态作统一意识形态的语境成了当下的“正确”语境，于是那种“亚研究”大行其道，“亚研究”折射了时代的精神氛围。
“亚研究”是缺失根基或根基不牢却是中规中矩即“政治正确”的研究。当然，由于语境变迁，作者和编者的素养和人格的各异，“亚研究”可分许多层次，不能以简单化绝对化的态度对待。
本文开头提到的评论家自序，就印证了如此纠结的现实。
三
看这些评论家的现身说辞，可以反观大陆“亚研究”如何羽化，还可以反观“亚研究”多层次的丰繁性，现实中的新变种。
比如王彬彬说：“（大陆）大象出版社的《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删去了原稿中的许多部分。这三人，尤其是王朔和余秋雨，在内地谈论他们，言论空间都是有限的。谈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内涵，都难免涉及‘文革’，在内地是极敏感的话题。我当初写作时，已经很谨慎，很有分寸了，用鲁迅的话说，是自己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但到了出版社，仍要被抽筋拔骨。”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敏感话题（如文革），要剔除，等于人为地给这“三户”的精神历程抽掉关键部位。这里说的是言论空间即语境的给限。 而丁帆的序《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最后一节是“新媒体中的知识分子”，丁文在较有风骨、放言的《粤海风》杂志而不是作为“书”面世，不过“最后一节”分为两小节，即“大多数精英还在党内”和“网络评论能讲出一些真话来”。“新地文”与“粤海风文”在这里略有不同：在相同的“反对什么现行的体制”之后，后者还有一句“说老实话，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大多数精英还在党内。”还有，前者是“问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能不能清醒地为中国的文化、思想提供真正的智库？能否选择好真正是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著想的知识精英做智库人选，也是面临的一个危机，比如前一阵现行智库……”（原文变为楷体字）而后者则是“问题在于，这一部分人，包括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能不能清醒地……”显然，丁帆考虑到了台湾读者的“接受语境”（即不像大陆需要刻意突显政治――党派语境），但他语意鲜明的表白没有自做阉割，语意还是统一的。其实丁帆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以“知识价值”追求为己任的问题。
李敬泽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每个月阅读大量的文学期刊并不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希望我的观察能够具有一种知识价值……对批评写作来说，这具有巨大的难度。”在我看来，他想从大量通行的文章即精神样式中观察到这种“知识价值”，这种“观察”本身就具有知识价值。知识价值应该是原发性的，符合人性，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向着未来敞开，具有“生长点”意义的，跟丁帆说的“为中国的文化、思想提供真正的智库”是相通的，是纯正的研究，所以，当下文学期刊的大量研究文章在精神创造意义上仍属于“亚产品”即“亚研究”，对真正的批评（研究）构成了巨大的难度。在社会精神研究意义上陷入“亚研究”，势必疏离了我们时代应有的知识价值，也就是“亚研究”与真正的知识价值追求相背反，基于纯正研究的希望未免落空。
李建军说：“批评家就是敢于‘说难听话’的人，就是属于典型的‘批判性的言论文化’的生产者。”也就是拒绝或超越“亚研究”――破蔽而行，寻找思想（时代应有的知识价值）的生长点。李敬泽的“观察”在李建军成了“批判”，精神方向是一致的。
李洁非说：八十年代喜做长文，恣意汪洋，动辄万言;至九十年代，恰在而立之年后，则渐趋简短，纵想写得长些，似也不能够了，“我意识到自己体内文气有变，激越和自信远去，而内敛、自疑或者从某个角度称为暮气的东西，却在抬头。”针对的是自己（而立之年），隐含的则是80年代与90年代迥然不同的语境，90年代所指涉的暮气决不是李洁非个人，而是众多学人的，是变化了的语境下的精神意象。但接下来的一句正是两个语境纠结的揭示：“‘现代’以来，中国人在精神上饱尝播迁之苦……中国当代文人的变，往往不是从内心自然而然发生，而是强扭自我来适应外部力量与趋势，是迎合凑合之变……（文革）之前五六十年代那代人，之后八十年代包括笔者在内这批人，或深或浅、或轻或重都存在……思想上、观点上或文笔上的（阿Q讳说‘癞’）‘癞疮疤’。”这就富有历史感地尖锐地触及“亚研究”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亚研究”就是“精神播迁”的产物，国人同样遍尝“亚研究”所传导的播迁之苦。
肖鹰以现场――社会实情说事，披露了这么一种情况：一些出版社总编和编辑“上门求稿”，“最终对我如约提供的书稿予以否决”，因为肖文大多数对个人（包括颇有影响的学者）直言，出版社担忧“如果冒然出版我这部书，势必会丧失这些作者或潜作者”。还有就是学者怕批评，成了一种普遍心态。他分析，当今中国学者害怕批评，症结在于王国维为现代学术所奠定的“求真悦学”的学术情怀瓦解了，在于陈寅恪称赞王国维“独立自由之意志”不再是学者追求的思想境界了。因为受学术利益集团绑架，一方面是学者害怕批评，另一方面就是学者不敢批评。因而这是一个对批评“个人”设防的时代。这就是当下已经形成了学术利益集团，它不是以权力而是以学术出面，以更正当的方式促使编者和作者更加自觉地践行“亚研究”。学者们依然占据学术圣殿，可不敢和不愿体现独立自由之意志，而以“亚研究”为能事，也就势必出现“知识价值”或“思想价值”的淹滞和被隐没，或被抛弃的状况。肖文披露了学术利益集团成为“亚研究”主力的现实状况，这是以往年代所没有过的。
郜元宝说：“偶尔忘情，讲一点心以为然的话，却也有幸跻身‘酷评’、‘骂派’之列，所以深知批评之难。”他也担心，真率的批评在内地布不成阵势，在台湾恐怕也难以兑现。不得已选择“亚研究”，而“亚研究”却滋生出“酷评” 、“骂派”，相当于极权之下必出刁民和暴民，犹如合欢树上结仙人掌，不可能出现的情形恰恰出现了。“亚研究”貌似四平八稳，却为“酷评”“骂派”开启了舞台，这情形就像这些年少有好影视，却让低俗的、历史虚无化的影视横冲直闯。
从上述评论家的言说，我们还可以得知，“亚研究”是丰富的，既有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知识价值”的中肯之作，也有把“亚研究”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高级精神游戏之作。
四
这样的情形还在钱理群《我的家庭回忆录》在漓江出版社的出版得到印证。不久前，我读了钱先生的《我的家庭回忆录》，很有感触。对漓江出版社产生敬佩（此前我购买过该出版社的一些书），认为它保持着文化人的信守和良知，也就是对“知识价值”的恪守。钱先生在“后记”对此略有介绍。社长郑纳新先生出版过钱先生的《我的精神自传》，作为此书的补充，钱先生这本家庭回忆录，他“当场拍板，决定纳入他们社今年的出版计划。”可是，在我因写《我们时代偌大的精神空白》，涉及此书某几篇文章而与钱先生通信时，钱先生却传来了未删稿，他在回信中说：“我的回忆录里关于两位共产党员的哥哥姐姐的回忆，都是被删节的。”第二天他又来信说：“昨晚发给你的《四哥走了》，仍是经过删改的，现再发给你原文。”
因而，我对后来读到这期《新地》的相关文章，有更强烈的感触，更加感到编者阉割和作者自阉――两者相辅相成依然是大陆的一道精神盛景，正是编者和作者的配合和默许，一篇“亚研究”的文章得以面世。这里有编者和作者的无奈;编者和作者在被动中尽了最大的主动，重重复重重的删改、再删改就是这样发生的。尽管无奈，此书仍属“亚研究”的上乘之作。熙熙攘攘的“亚研究”中，确是体现知识价值的翘楚之作。这是“亚研究”的一翼。 我还注意到，“亚研究”的另一翼，它衍生到形成利益圈子的学者之间的攻讦和较量。诚如肖鹰说的，“企业化运行的出版社是不会为一本书得罪多人的。”“在功利化的学界……针对个人的学术批评，不仅‘伤害个人’，而且势必‘危及’个人所属的利益共同体。”于是我们又知道，以往我们把某种语境归于权力干预，其实浸透权力的意识形态可以细化、已然细化为利益共同体或利益集团，权力不是不食烟火的神杖，而是其背后藏卧着利益集团，这一幕在当下大力整治贪腐的实绩中再明显不过，腐虎们在宣示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下而大肆捞金（经济和政治资本），功利化学界的“亚研究”与之异曲而同工。
“亚研究”成了一种精神状态，相关评论家的言说隐现着政治意识形态所规约的语境，烘托了大陆的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但由文化知识生产部门（出版社）和文化人即文化生产者（编者和作者）“看着办”，由外在的政治律令内化成文化人程度不等的自律，作为编者还要做“刀斧手”操刀阉文。这种现象固然来自于意识形态权力的耳提面命，恐怕更多的是编者和作者出于恐惧――思想和思维惯性的自我律令，作蚕自缚，这种偏安的行径是以牺牲知识价值和社会可能良性的未来为代价的。因而，有操守的评论家（学者）用心良苦地拈字斟句，也阻止不了“亚研究”总体上滑向虚妄，他们置身于“亚研究”也就多了一分如同当年鲁迅抗击虚妄的努力。
也应该说，编者是尽了最大努力来保全作者的思想精神内涵的，我才得以能够读到这本《我的家庭回忆录》。但作为一般读者，对书中体现的“知识价值”是不可能有更深入的体察的，所以，某种程度，这本书也粘有“亚研究”的况味。
五
对大陆出版语境有较真切的感知，可我产生了更多也更深的疑问――
大陆在不同年代出版了许多有着真知灼见的作家和学者著述（回忆录），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巴金的《随想录》，以及诸多的“红墙秘史”、“领袖秘史”，号称最真实的“名人传记”，其实都是作者和编者（出版社）“合作”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真实？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准许了这样那样的“真实”？充其量，只不过是“传主”经时代语境装饰或者叫准许的真实形象，真实的“传主”很可能仍在隐没之中。在宽泛意义上，它们都是“亚研究”;我们对知识价值的追求只有在这“亚研究”中体现，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处境。与我们的精神处境相协调，“亚研究”构成了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环，成为一种必需，这好比在城市已呼吸不到“纯空气”，而只能靠“亚空气”维系。
这里我再举“当下”一例。
也许在活动现场评论家们提到了“文革”，可在正式出版的报纸上，相关的敏感词被过滤掉了，文革被看作是多余的词被删了。但是，“良知”――知识价值的追求还是留下了痕迹，从刊载的李辉言说可以看出来，如“他们从劫难中走过来，许多东西仍在慢慢摸索中。”“这是巴金心中的痛，他自觉有特别强烈的责任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让后人不再出现这样的事情。”“说是‘随想’，其实是对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的记录，保留了很多信息。”至于“‘80年代’过来的人，就觉得特别有责任把巴金的精神、巴金的思想和他作品的价值尽可能的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80年代”的灵光仅此一现。在如此“亚研究”语境中，除一部分评论家有深切的感受，“更多的年轻人”对巴金的了解从何谈起？离开了巴金的文革经历及反思（何况像王彬彬说的文革在内地是极敏感的话题）来谈“对社会、对人民深沉的爱”、“巴金的理想主义”、“如何与时代保持文学的关系”，必坠入虚无和虚妄。
毕竟还留下了良知之语――良知的精神轨迹，这也就告诉我们，在绝对意义上，人类社会对未来――知识价值的追求是不会、也不可能泯灭的，在时代的某个节点上，编者和作者的“突破”还是可能的。所谓展现“真实的人和事”，从积极方面说，其实就是诉诸知识价值;在“亚研究”精神氛围中其实就坚持“可能知识价值”，也就是说，“亚研究”毕竟徜徉着“迎合”“凑合”的思想惰力，所坚持的知识价值就只能说“可能”。
从出版实绩来说，这类著述少得可怜，还是有其灵光一现。在许多“亚研究”里，出于意识形态化的审查和自审、出于利益共同体的辩护和自辩，都是对真实的无视和抹杀，“知识价值”当然无从实现。这已经影响到作家心态――我们民族的精神成长。
六
“亚研究”作为一种精神氛围在现实生活中已是普泛化，构成了当代语境，知识价值的沉（坠）与浮（现）皆在其中。
如前所述，一些评论家会最大限度在展现并体现“知识价值”（“浮”）;而一些评论家（学者）已从“亚研究”找到一条终南捷径，“亚研究”成了他们行走江湖潇洒挥笔的堂皇现由，这些人壮大着“亚研究”的队伍和声势，拉扯着向“真研究”努力的后腿（“沉”）。如此阉割化的精神生态成了我们本真的精神生态，我们战战兢兢匍匐于地，却自认为精神自由地凌空飞翔。就像我们生活在受深度污染的环境身体必然病变而浑然不觉，我们在如此阉割化的精神生态中生活，心灵怎会不受毒害？
“亚研究”内化为作家的精神状态。恰好赵勇《作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以莫言与韩寒为例》（《新地》第29期）一文为我的思索做了佐证。
赵文分析莫言，从文学内外审视“五0”后作家的种种表现，所谓“谨小慎微”、“力不从心”和“不越雷池一步”不仅也可以成立，而且似乎更能发现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就是“知识分子意识的淡薄或欠缺”，但莫言“在作品之内却不乏相应的担当”。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究竟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说什么，“他没说出或说不出的东西，既可能是被自我保护机制有意遮蔽的东西，也可能是没被知识分子意识照亮的东西。”
赵文也分析了“八0”后韩寒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和摇摆性：“公知”被污名化之后，韩寒也说“知识分子确有堆臭毛病”。当主流意识形态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打压形成一种暗流，韩寒却逐渐有了公共性的表述。这种姿态和做法是一种自我觉醒，还是书商包装打造的结果？后来经“方韩大战”， 韩寒写作博文的密度不如从前，其犀利也减弱了许多，其公共关怀似乎也大打折扣。
赵文也就认为，“通过这两极图景，显现当代作家的精神状况乃至精神困境。而这种状况与困境恰恰也是大多数作家乃至学者的生活现实。”“中年一代的作家虽功成名就，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某种话语权，但他们大都不愿与公共知识分子沾亲带故，而只想在自己的小说园地里春种秋收。” 文学既可作“公知”型作家的舞台，也可以成为逃避“公知”的避风港。“但这种做法毕竟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大相称，若是演变为一种集体人格就更值得反省。”“他们的举动都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品质。”
作家评论家何为？本文开头结尾例举的评论家直率的言说就是一种“破局”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