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得益于政治的日渐宽容和媒体的强力宣传，当代官场小说以一种蔚为壮观的姿态从各种类型的小说中凸显出来，成为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大部分官场小说的叙事几乎都是围绕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展开，表现主人公为了谋求权位和利益煞费心机的生存状态，或围绕一起腐败案件展开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等。中国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官员人生的变迁以及官场权利的纵横捭阖，就这样在一幅幅“官场现形图”中一览无余。宋仲的《机关纪事》并没有遵循官场小说的模式化路径，也没有突出描写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而是于纷繁的权力追逐和复杂的人事纠葛中精心刻画了一系列“灰色官员”形象：上任伊始便急于拉拢队伍的新官云中行和最擅长写举报信的死对头未尚任，坚持以悬浮策略明哲保身的“骑墙派”陆千克和见风使舵、利益至上的“小诸葛”成在天等等。这些人物或步步为营，精心经营自己的仕途；或殚精竭虑，为地位不保或位置停滞不前而苦闷烦心，无不被“权力”所惑。与此同时，“关键时刻”如何站好队，告密行为也能成就飞升的仕途等这些像小说人物名字一样可笑的事件的插入，也使得作者的反讽之意不言而喻。
除刻画人物外，作者也醉心于揭露意味无穷的“官场伦理”。如“新船下水，激起的浪花越小越好”，“领导干部标榜的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礼贤下士都是假的”，“不要人才，只要奴才”，“不是朋友便是敌人，没有中间地带”，“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嘛”，“干部有癖好是好事，不是坏事。有癖好就有死穴，有死穴就容易对付”，等等。这些所谓的金科玉律固然有传统文化中法不责众的心理逻辑以及人性的阴暗面，但在对诸如此类话语绘声绘色的转述中，在对官场这种宿命般的运行逻辑的书写中，人的主体精神是缺席的，作者本应具有的价值批判也处于一种悬置状态，缺少应有的伦理诉求与批判。
阅读《机关纪事》的过程，其实也是微观把握公共权力具体运作的过程。众人眼中拥戴的机关干部明里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私下却权力较量、尔虞我诈，各自苦心经营自我的关系网。大权在握的干部志得意满，一意孤行，凭一己私权也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位低人卑的小部员却要谨小慎微，学会站队，还要时刻防范祸从口出。这不仅仅是权力之间的博弈和制衡，也是权力租赁下的官场定律。
作者用纪实的手法，把小说写成了一场黑幕重重、沉重到让人压抑的人性与权力斗争，正面形象乏善可陈。本应对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图景的关注，被官场权力运作中的倾轧角斗所淹没了。本应成为表现“人”的媒介的“权力”，却成就了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决定论，并进而成为小说的中心题旨所在。作者对官场的黑暗着墨较多，对“官人”复杂人性的发掘却似乎稍显欠缺，缺少一种审美的韵致，对“官文化”的反思也有待加强。
除揭露和抨击之外，官场小说同样也需要向善的内在力量，让“新鲜空气再次进入半坍塌的精神肺腑中”，从而在“权”与“利”所编织的樊篱外，使灵魂获得无蔽的瞬间。只有这样，那些在浊世中的人格坚守者，才不会感到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