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纪泽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着他于1878和1879年两次觐见西太后的对答内容。第二次在他即将启程赴英国任公使前夕，西太后谈到了郭嵩焘时说，“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西太后也有不太“深知道”的，她问曾纪泽，“外国也有总理衙门？”曾答，外国称“外部”，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解释。类似的召见和问答，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西太后在召见曹的时候，曾经详细询问日本宪法的事，曹当时觉得，如果维新党人能够试图影响西太后，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从前面的对话中也能看出，西太后的心里，至少把自己和“这些人”是区别开的。
对西太后的骂，国人进行得已经太多，这多少也因为她是女人，所以，从男女平权角度，也可以套用一句“劝君少骂•••”的。换一个角度想，西太后以一个深宫中的妇人，能靠能干的恭亲王辅佐，靠曾，左，李，张之洞等汉族名臣维系满清的江山数十年，甚至造出一段的中兴日子，若换成她的老公咸丰不病死热河，恐怕“政绩”还不如她，若真是肃顺那班大臣掌权，恐怕败得更惨。毕竟，时运已经不是“康熙大帝”，“乾隆爷”那会的“盛世”了。但这个深宫妇人，学识终究有限，她的眼界和世界观受着极大的制约，而这，也绝非她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抛开道德评判，能力和动机不论，任何人的见识和判断都是受他的环境和知识结构影响的。
就连中国的古圣人们，其实也逃不过这个“唯物主义”的法则。孟子在不同的小王国里，劝这个王仁慈，劝那个王开恩，甚至威胁说什么水能覆舟，什么诛一夫纣，但效果还是不大，王们还是各行其是，后世的王，行了仁政的，还是很少。实际上，不论孔还是孟，其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客观条件使然。孔孟不论游历到哪里，不论国家大小，强弱，其政治形态都是一元化的，无非是王们上不尊天子，下不管百姓，今日打胜，明日打败，只顾自己的权力和享乐，百姓本来就如草芥，则“凶年不免于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能无可奈何地去梦想“三代之治”，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只能沦为一种劝善的道德说教，能为百姓争取点“生存权”就谢天谢地，遑论其他。后世的学者总难免要替古圣人戴高帽子，比如，民贵君轻，就是民主思想之萌芽，诛一夫纣，就是革命无罪，但是近代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观念，而是普遍的共识和制度保证。
在西方，古希腊的不同的城邦就已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六种政治制度。有的是贵族寡头统治，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独裁制，独裁还有世袭的君主制与不世袭的僭主制。这里的民主，就是货真价实，有据可查的“democracy”。当柏拉图来讨论政治哲学的时候，就开始把它们一个个摆开来，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虽然他得出的结论，即“圣人王”的“理想国”有点类似于孔子的想法，但毕竟这是横向分析比较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中国并没有。中国只有纵向的比较，即现在和非现实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来的。柏拉图所列举的几种政治制度中，中国黄河流域所有的小国家加起来就只占了其中一种——独裁。顾准说，中国的古代思想相对古希腊来说是贫乏的，其实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环境是贫乏的，可供比较和选择的制度实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另外，柏拉图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官方定为统治意识形态，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评判和取舍，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谓打倒，所谓扔进毛厕，所谓上帝死了，都实在是被搞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以后才喊出来的。
环境本来已经如此的贫乏，更坏的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将仅有的一点不同的派别也消灭掉。孟子虽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辩，但对待其他思想派别的态度就非常粗暴。比如，杨朱和墨子被他说成禽兽，古希腊虽然有戴奥真尼斯一派被称为犬儒，但似乎不是来自某个自奉正宗的派别骂人的结果。至少，戴奥真尼斯不会介意被称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兴被人家叫做禽兽，因为他也是学界名人，也有自尊心。这样一来，孟子开了学术辩论人身攻击的先例，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没什么可争了，人家都成了禽兽，还争个什么？于是就剩下个道家供儒家的人玩累了去装神弄鬼——“百家争鸣，无非两家”。孟子这般圣人为何象粗人一样辱骂对手？因为他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两大法宝——那时还没有“三大法宝”——“父”和“君”，换言之，就是“忠”和“孝”。这样的孝是很厉害的，因为孟子要你“孝”到不许“兼爱”的地步，你只能对亲人尽极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孟子的思想比起杨朱的“为我”来说，实在好不到哪里，无非是把“我”扩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气扬了。然而，孟子使得中国思想与西方又远了一步，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平等，后来的基督教又讲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中国人从此只敢爱爹，然后编出许多肉麻至极的关于爱爹的故事，名曰《二十四孝》。谁说中国人“不认真”呢？西方人虽然说爱人如己，不过泛泛而谈，打了左脸而送上右脸的，毕竟没有例子，而中国人居然就会四处去把肉麻的故事一个个搜来，编成书，还配上图，“认真”得要命。当然，孝子也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可怜，因为爹也很爱孩子的，一得势就“封妻荫子”，让后人乘凉。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什么腐败官员，腐败官员几乎个个都是好父亲，就对子女尽责来讲，都是一流的。私德太盛，公德难免欠缺，哪里“兼爱”得过来。
孔孟的东西，说起来就是“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西方人的观点与中国人又不一样。不妨甘冒“禽兽”之名，讲一讲。在中国人看来，道德其实是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说起来不过又回到“忠”和“孝”。古希腊文化中，家庭伦理始终不占首位，道德首先是基于个人的理智和知识的。苏格拉底认为，人内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状态。这样来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没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个老头子，躺在地上学婴儿哭，很难说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来？亚里士多德则把道德分为对个人欲望的理性控制（moral virtue ）和对科学，哲学，艺术，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 virtues），中国人所说的道德，则只勉强接近于第一种，自我约束，而没有第二种，对第一种又将其绝对化。顾准所说的贫乏，是完全正确的。古希腊也有类似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参与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无趣。西方的哲学中既将知识置于道德之前，又认为如果一个人鸡鸣狗盗干坏事了，违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结果，那么就必然特别注重普及知识和教育。而中国的圣人们则认为，“民”应当“无知无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无知，又要人有德，没有“德”，就说你是“小人”啦，“难养”啦，真不容易。而且，一边说“不可使知之”，一边又说“上智下愚”，嫌你不够聪明，既不得而知，又如何不“愚”？中国人实在被圣人们播弄得可以。
圣人们最喜欢讲“君子”和“小人”，“中国”和“夷狄”。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然而两者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国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主要是靠儒家的礼乐教化，还是上文的伦理道德， 而西方讲的是基于理性的审慎的判断和远见，英文分别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就强调怀疑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经宣布，任用人才只凭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这在中国算是少有的，但最终还是以不孝为名杀了孔融。这也足见孝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工具。魏晋的当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讲“忠”——因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来为篡权粉饰。事实上，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是中国人不大讲的，所以西太后有一天突然觉得她要依靠义和团的“民心”，也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力。她的科学知识比起政治知识来又更加有限，但没有想到这和二十四孝一样缺少理性。中国人的唯道德主义到了明代，才有李贽敢将正统儒家奉为天条的“道德”完全相对化，然而李贽只能自杀。到了近代，“道德”终于又被日本的福泽愉吉怀疑了。福泽说，道德是一种有限度的东西，一个人怎么可能无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况既然圣人们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如何才能在道德上超越圣人？结果只能是向后看。但是知识就不一样，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力是无限向前发展的，后代必定超越先辈。日本的维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于由崇“德”转变为崇“智”，当然因为我们刚好是受害者，就不去夸大，但教训还是在的，否则何以需要“开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也还是延续了希腊文明中理性的成分。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证明。对于中国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就不必去证明了，连说都不用多说，“道可道，非常道”么。朱熹也不会费神去论证天理的存在。到十三世纪，欧洲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将纯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来自波斯的二元论等综合进来。文艺复兴，则是其中古希腊哲学稍后的大面积复兴。此时，中国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对道家以及外来的佛教的吸收。但是，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发展儒家道统为目的的，参杂佛和道，变成了西方人称的“新儒家”。儒家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伦理，道家关注人与自然，佛教关注人与本心，但中国哲学始终缺少对政权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的界说。到了明朝王阳明的时候，又象唐朝韩愈一样排斥佛教和道家，连“新儒家”也变成“心学”了。王阳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绝对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欲，便识天理”，觉得知识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他还认为，心的纯洁和“无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镜子一样不断和私欲做斗争，用佛教禅宗的话，“时时勤拂拭”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原来文革虽然批儒那么凶，其实有的东西还是王阳明的一套。不过，这之间既已经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见“私”字实在太难根除了。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说了“本来无一物”，怎么王阳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较劲，而不考虑用制度和法律来平衡公和私？天理又是什么？王阳明说只是“孝悌而已”。老天，哥伦布找错路都绕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国圣人还在念念不忘那个孝悌，还非把什么尧和舜也拉上，这不是贫乏又是什么？再者说，不是最爱自吹“天人合一”吗，怎么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间的“人”有点自己的私欲呢？然而，就在王阳明在贵州得道的时候，一边是明代太监的数目创了历史记录，一边人欲依旧横流，民间艳情小说印了一部又一部。
王阳明的学说改变不了当朝的太监们，虽然他们真的“本来无一物”，心却不见得就安分，于是终于没有能挽救明朝。有滥杀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万太监于后，任你个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无济于事。因为对王学的反感，也因为清的压制，清朝的学者干脆又走了极端，去干免谈心性的考据，而明清转换的时期，也大致是笛卡尔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在欧洲完全确立起来，中国人却只能靠几个传教士了解一点外界的变化。待到“大帝”们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汉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据，训诂也终于搞腻了的时候，英国人来卖鸦片了。儒家的经没有一天不在读，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还不晓得英国倒底有没有“总理衙门”，大概觉得这又是“西学中源”的。然而中国的圣人是不绝的，几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这个圣人对西太后是不耐烦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为尚不及王阳明之十一，不仅没能挽救清朝，自己还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国保护。圣人与民众永远是隔膜的，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中国文化和哲学是时代，也是环境的产物，绝不能包打天下。在一个信息舆论仍然一律的环境中的儿童，恐怕尽量学会理性分析，独立思考，“思想脱贫”才是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