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作品普遍被西方读者漠视的背景下，作为译者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是译者本土化问题，译者汉语为母语对译本语言的影响造成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接受度不高；二是中国文学存有是否要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对原作改写的焦虑。为了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译者必须摆脱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建构自我文化形象。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 译者困境
一、前言
要在书店里找到我翻译的白先勇（Hsien-yung Pai）的《孽子》（Crystal Boys），你需要在H字母最后找到Hsien-yung，类似于在Henry下查找Henry Roth的小说。《玩得就是心跳》的作者王朔不在Wang姓作者一栏，而是单独在Shuo一栏。我主编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系列丛书包括古华、白华和余华三位小说家。但是每次我和夫人在书店查找他们的作品时，我们开玩笑似地直奔H字母，去了解这些“Hua”作家的销售情形。我明白书店这样安排的原因，但是上帝呀，为什么是这样？
面对这样不乐观的情况，我们不禁要问：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的中介，译者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才能提高译作在海外的接受度呢？
二、译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英译者有三类：母语是汉语的译者（林语堂、张爱玲等），母语是英语的译者（霍克斯、邓罗等），以及英汉合作译者（陶忘机夫妇、葛浩文夫妇等）。近年来，国际上知名度比较高的译者要么母语是译入语， 要么是中外和作。例如美国的葛浩文，他对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的英译都获得了好评，其出色的译文令人几乎以为就是用英语写成的。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应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功不可没。
好的翻译对作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作家在域外的声誉明显受到翻译的制约。表面上看，翻译的工作是把语言换个形式，其实文学更多翻译的是文化。文学翻译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东西。语言独有的内涵和外延，修辞方式、习惯表达、特殊的文化符号蕴含等等都难以通过翻译传达出来，而这些又恰恰是一个作家独创性的标志。一篇小说中的角色如果有教授、工人、农民、学生、大家闺秀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即使在国外居住多年的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就接触到他们的语言。文学的构架容易传达，而文学的肌质或神韵却很难传递。
张爱玲的英语可以说是清丽典雅的“bookish english”，即“秀才英文”。刘绍铭（2007）认为，所谓“秀才英文”，是人在成年后自修得来的英文，就是把话说得十分规矩。某人有钱不是“rich”就是“wealthy”，不会说成“with deep pockets”或“loaded（with money）”。张爱玲的英文作品和中文一比，“就像同一个灵魂却换了一个身体”，就像一个“灵魂用陌生的面孔对我说英文，我一边听，一边忙着把那些语句翻译转换成我熟悉的中文张爱玲，在脑海里搜出原典/原文作对照还原。”（李黎，2010）例如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中：
（1）“……现放着云妹妹在这儿呢，待会儿老太太跟着一告诉，管你吃不了兜着走！”
“...Still Sister Yun’s here. If she tells Old Mistress later， you’ll get more than you bargained for.”
（2）“……当初何必三媒六聘的把我抬过来？”
“...Why did you bother to carry me here in a sedan chair， complete with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
“吃不了兜着走”通常译为“You’ll be sorry for it”或“you have to face the music”，表达警告或威胁的意义，张译“you’ll get more than you bargained for”看似字面忠实原文，但表达的却是好事。“三媒六聘”的译文“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也译偏了，没有“隆重，兴师动众”的意思，而且把虚指的“三”“六”译成了实数，让英文读者一头雾水。
像张爱玲这类的问题在母语是汉语的翻译者身上出现是难免的。译者受中国本土文化影响大过译入语文化，造成语言在译入国读者看来艰涩难懂。即使是英语为母语的翻译者，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使翻译作品贴近译入语文化，被读者接受，译者面临的另一个两难问题是：要忠实原作还是要改写？
三、译者要忠实原作还是屈从改译
从历史上看，18世纪至今实现了“走出去”的梦想的中国文学均进行了一定的翻译改写。这些译者从译入语读者的立场出发，为了迎合当时的思想潮流和宣扬自己的观点，对原作进行大幅的增删和改写。其间四个中国文学译本可称典范：分别是伏尔泰、墨菲（Arther Murphy）的我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法语与英语译本，法国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i）的汉诗法译文本《玉书》（Le Livre de Jade），庞德的汉诗英译本《神州集》（Cathy），和林语堂的中文小说英译本《中国传奇》（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这种翻译中的改写体现了萨义德所说的西方学者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偏爱与猎奇心理。比如在夏默看来，那些包含了“本土形式影响下的古老思想或行为习惯”的作品“令人兴奋并常令人激动”（王国维，2007）。在这样的背景下，译者在改写时难免会使人觉得有迎合西方文化之嫌，这也正是要“走出去”的中国文学的焦虑。
四、结语
根据后现代翻译理论，翻译本质上是社会文化行为，参与文化权力的建构。当前西方对翻译文学并不热衷，这实际上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漠视其他文化的心态的直接反映。为了改变目前翻译成外语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主流读者视野中总体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在定位文学翻译时的要面对的客观事实。
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上文所述的两个问题，其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态度。通过翻译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译介，即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介绍的目的是传播，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播的开始，传播要考察的首先是译本的语言。翻译文本要达到对外传递中华文化的目的，首先必须贴近国外读者的语言习惯，符合目标国的语言要求。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如果想要在译入国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译作应该读起来和原作一样通顺易懂，甚至被润色到我们忘记它们是翻译作品。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行为，实施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秉持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态度是不够的，还要参照别的文化来重新定位自我文化。
除了语言之外，翻译可接受度还受意识形态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要提高国外读者阅读了解陌生的中国文化的兴趣，就必须加强和国际同行的合作，同时进一步在海外推广和普及汉语，提升汉语的世界地位，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建构自我文化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