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时空观念，逐渐抽象成为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特定哲学思维方式，儒、道为代表的时空意识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诗论。古代诗论时空意识的生发，是传统诗论内在理论逻辑的起点，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理论方法运用上，传统诗论表现出对时空化的理论方法的不自觉采用；在理论术语使用上，传统诗论善于运用基于时空意识的诗意化语言；对理论效果的追求中，传统诗论达成了基干时空观的理性认识及审美效果。
[关键词]古代诗论；时间；空间；理论
中国古代诗论，都在统一的、有延续性的理论思维中发生。诸如“空”、“灵”、“虚”、“无”、“远”之类的范畴，在古代的诗论当中，十分常见。但是从文论史的角度来看，它缺少系统的、具有现代视野的理论观照。事实上，和古人的生存和哲学基础相关，以时空意识来统领古代涛论的相关范畴，是上承中国数千年诗学的审美内涵，下启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折，彰显其现代意义的必然需求。因此，探究中国古代诗论时空意识的生发，是传统诗学理论建构及其具体表征的逻辑起点。
古人论诗，往往与其所接受的哲学和传统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文明诞生于天圆地方的内陆之地，三面环山的地理环境。使先民们习惯了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地理、自然环境的局限，使祖祖辈辈习惯于在固定的土地上耕种、生活。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方式，也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方式。前者以儒家学说为主要代表，后者则以道家思想为代表。因此，从其思维方式来看，儒道两家均表现出明显的时空观念。对此，宗白华有过专门论述：
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由字中出入而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画家的画面所表现的不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节奏“宇”，而须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一个充满音乐情感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
所以，“东西南北作为空间意识，最早出现在诗中时，就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知性的产物，纯粹智力探索的结果，而是与先民们最为基本的生命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两相圆融的原初意识，直接影响着中国哲学和审美意识的发生、延续，形成了以“天”为尊的行为方式，以“和”为目标的生存价值和以“空”为思维方式的审美表现形态。
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人们开始逐渐将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抽象化，形成了古人关于时空的特殊概念。《说文解字》对“时”“空”的解释为：“时，四时也，从日、寺声。”意指春夏秋冬四季。“空”，“从穴、工声”，指的是原始人穴洞、土屋中间的空间。关于时空的表达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里已非常普遍，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诗学中空间意识的源头。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思维结构之中，古人以时空论诗，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正如杨春时所说：中国古典艺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因此其艺术描写主要是在空间上展开，形成了写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传统……这个空间不是客观的空间，而是主体介入的空间。但它又不是主体性的、主观化的空间，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
体之间展开的互动的审美空间。显然，古人对时空的理解，从来都不曾脱离主体的参与。无论是儒家强调时空意识与人的社会行为规则的契合，还是道家“无为而为”，都充塞着主体情感。只是相对而言，道家这种情感的指向，不似儒家那样锐意十足，而更强调其层次性与回旋性。如此，时空意识便成了历来论诗者的不二选择。
正因此，在理论方法运用上，传统诗学表现出对时空化的理论方法的不自觉采用。
古人论诗，与西方追求严谨的逻辑体系和学术方法不同，大多缺乏明显的方法论意识，因此，或随想感悟、即兴点评，或附庸风雅、闲笔清谈，都成为古人论诗的重要方式。“除了《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诗薮》等少数著作，古文论的材料大多零散、片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随感零札；或见之于史传碑志、序跋笔记；或二三好友茶余饭后，围炉夜话，论文论诗；或为哲人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因其暗合艺术心理、审美规律，为后世所重；或为阅读时偶有所感，随文批点，看似零散，实存系统观念。”正因为文论方式的分散、杂糅，使得传统诗论缺乏宏观的理论构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方法。自然，站在今人的立场，以现代学科的视角来如此评价中国传统诗学的学理性质，是不够公允的。但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中国古代传统诗论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以其分散杂糅、随性感悟而能数千年传承不息，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下，愈发彰显其魅力和价值。日久而弥新，且不因其缺乏现代意义的学术形态而失色，反而更具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追本探源，方能得其要义。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诗论者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理论自觉，没有以特定的方法来建构自己的诗学理论，但从中国古代诗学所呈现的整体特色及其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特色来看，它隐在的、一以贯之的诗学方法论一直潜藏于诗论者的各种交织着理性光辉与灵感火花的诗论文本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之谓“文德”，乃寻求文学的根本。如何从理论上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呢？刘勰在天地空间中寻求到了办法。天、地、人为自然“三才”，彼此在广袤空间的协调搭配，便产生了天地与人之美，文学由此而生。抛开此论的社会功用不说，从其思维方式来说，刘勰以天地人之生与美，来追问“文”之本，足见关乎空间的观念，已经深入其理论之中。所以，无论在文之道，还是文之辞采、章句等理论的建构，都离不开这一方法。
钟嵘《诗品》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四季的变化触发了主体的情感，四时之变与情感之变，便在诗中得到统一。王昌龄《诗格》云：“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观”；“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此处王昌龄以天地空间宽广之境来喻诗文之“意”。皎然《诗式》载：“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之盛，萦回盘煳，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奉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杳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出高深重复之状。”“登荆、巫，觌三湘”是以地理空间跨度来描述诗之境界，“千变万态”、“气胜势飞”、“万里无波”，则是以景物的空间状貌，来写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神貌。 这样的诗论，叶梦得也运用自如。其《石林诗话・卷中》评价杜甫的诗歌说：“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诗歌之“气”，有如山川般的壮美与宏达，是以空间之状喻之。诗歌之“怀”，则是在俯仰古今、抚须臾于一瞬间，对诗之“时间”意义之叹。吴沆《环溪诗话・卷上》也如此评价杜甫的诗歌：“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能说满天下”，既指其诗形象丰富，为读诗者提供丰富的想象，也指其诗意蕴丰富，给人提供了丰富的空间想象。
可见，古人论诗，不论是如同刘勰《文心雕龙》一般构建理论体系，还是状写诗歌各个方面的特征，在各个方面均采用了时空意识。因中国传统诗学并没有理论自觉，所以，以时空意识来构建诗学理论，并不是主动和自觉采用的一种理论方法，而只是哲学和文化传统内化于诗人和诗论者身上的一种文化结构。
在理论术语使用上，传统诗学善于运用基于时空意识的诗意化语言。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术语的建构，多以具有时空感的字词作为概括，并通过时空化的形象表述，来表达特定的理性涵义。
刘勰《文心雕龙》的诸多范畴均离不开时空意识的运用.《神思》篇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又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以时空的相互转换，来说明文学想象和艺术创造思维的超越性特点。可见，时空意识之于刘勰，已经深入到其诗学范畴及体系构建的各个方面。
钟嵘《诗品》认为，诗之产生源于“气”，其对“气”进行论述的思维方式，遵照的正是一种不自觉的或者潜藏于诗论者内心之中的时空意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自然之“气”与情感之“气”两相结合，便有了诗歌之“气”。“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四时之感，是对时间流逝的叹息，也是历史与现实对主体情感的冲击，如此，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戍边、闺妇伤别等等故事都跃然纸上，构建诗歌之“气”。因此，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艺术观照，就是“物”与“情”在空间和时间的碰撞中，两相感发，在这一过程中，方能在天地万物的时空流转中，品出“滋味”。
唐皎然《诗式》曰“诗有四不”：“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诗有四深”：“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诗有四离”：“虽期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四不”、“四深”、“四离”与“气”、“力”、“势”、“逸”、“远”等空间性要素息息相关，它们与“情”“意”恰如其分地组合在一起，构建了诗歌之境，达到了诗有六至的境界：“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险”与“奇”、“丽”与“苦”、“近”与“放”就是诗歌审美形态空间结构的一种基本组合方式，通过充满张力结构的组合，诗境得到体现，皎然称之为“取境”。皎然不仅以空间意识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也以此作为评价具体作品的标准。他说：“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诗式》）天地风云中，始见诗之“量”与“变”。可见，古人论诗，均不着眼于诗之本身，而能在天地、时间的广袤中，寻找天、人、诗的妙合，也正如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诗学体系，并进而影响着独具魅力的诗歌审美形态的构建。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对二十四种艺术风格的描述，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空意识。其《沉著》篇说：“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高古》篇：“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然空踪。”《自然》篇：“幽人空山，过雨采。薄言情悟，悠悠天钧。”以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喻思绪之远，以“空踪”喻“高古”之风，以山之空和情之天钧，实在并未脱离中国古代时空意识的根基。
四
对理论效果的追求中，传统诗学达成了基于时空观的理性认识及审美效果。
中国古代文论以时空意识为其诗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时间、空间的交融叠合作为其诗论范畴构建的途径，从而达到某种理论效果和理论判断。具体而言，基于时空意识的中国古代诗学，其理论效果呈现为与文学艺术具有一致性的审美形态；其理论判断，则是在这种文学性的审美形态中体现出的理性意识。
古人论诗，对理论范畴的表述及其诗学理论语言所呈现出来的审美形态，均呈现出与其论述对象诗歌相一致的审美效果。中国古代诗歌所呈现出来的审美之境无须赘言，而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所呈现出来的审美形态，在诗学研究中却少有被提及。事实上，在具体的诗论中，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是通过文学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其理论主张的，诗论本身就充满了诗歌的艺术韵味。
这种特征尤以司空图《诗品》为盛。《冲澹》篇云：“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日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此言诗之“淡”与“和”，如鹤之淡逸，又如和煦春风，在可感与不可感之间，又如身处竹林，幽静声清，这样诗与神合，妙不可言。《流动》篇亦载：“若纳水辖，如转丸珠，夫其可道，假体如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载要其端，载闻其符。超超明神，反反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诗之体气，流动自如，无迹可求，只能一任自然，在天枢之中循环往复，往来千载而无所停滞。《诗品》如此数则，司空图以诗喻诗，理论话语即诗的语言，以诗化之境来阐释诗学理论。
专门的诗学理论家往往同时是诗人，诗人亦往往是评论家。李白和杜甫即多以诗论诗。李白诗曰：“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其《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也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状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杜甫《春日忆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除此之外，杜甫还有《偶题》、《解闷五首》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等诸多诗文论说。无论是李白“长风万里”、“逸兴思飞”、“上天揽月”还是杜甫“渭北”、“江东”的空间想象和喻诗之笔，均无抽象的理论论说，取而代之的是诗之逸美，及在其中体现出来的理论内涵。
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以形而上的学术方法为途径，中国古代的时空观点在动态、圆融、回旋往返的时间流动中造化空间。不论儒家，还是道家，均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思维路径，这也使时空的流动沉淀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结构，闪烁着理性的智慧，同时，也在文学、绘画、书法等各个艺术领域，彰显着诗性的魅力，让人流连忘返。因此，传统的诗论，或以诗论诗，或感悟点评，无不和这种文化心理及其影响下艺术创作的实践密切相关，自然深深地刻上了这种时空意识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