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关我国农民的行为逻辑，在学术界存在三种讨论：“公”与“私”哲学层次的讨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二元讨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调和讨论。作者基于农民对乡村公共物品的选择研究，认为影响农民行为逻辑的社会理性可细分为：宗族伦理、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从社会学的乡土视角，分析了农民实践的行为逻辑，弥补了单纯经济理性考虑的不足，重新思考了嵌入文化和传统框架中社会理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公共物品；私井；行为逻辑
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既是构成中国乡土社会的主力军，也是推动中国乡土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行为逻辑之重要性，在学术界达成高度的共识，一直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农村，首先就要研究农村的主体――农民，要研究农民就要研究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逻辑。在分析的过程中，学界对农民的行为逻辑进行了三类的概括：第一类，是以农民所秉承的“公私”观念及其转变来分析农民行为逻辑的历史变迁和现状。这类观点认为在当前社会的转型中，“私”对“公”的广泛冲击和侵蚀，逐渐影响并主宰了农民的行为逻辑。这种观念的背后其实是“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价值伦理之争。第二类，主要是以农民的“经济理性”为逻辑起点，讲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第三类，则是以“经济理性”为主“社会理性”为辅为行为逻辑的起点。而学术界大多从社会理性中的单个变量进行分析，只重视对宗族伦理这样一种特殊社会变量进行分析，长期忽视了文化、习俗等其它变量对农民实践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了江西B村作为调查点。该地区传统风俗浓厚，宗族组织在当地有着重要的影响。B村正处于整体性转型阶段，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有着很大变化。农村公共物品，是指“只局限在农村社区范围内，满足农村社会的公共需要，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或）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2]”。本村公共物品形式多样，个体选择多元，保留着大量的水井，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村民的吃水问题。本研究采用了个案研究和深度访谈法。
一、“公水”和“私水”之间的矛盾
近二十年来，无论B村的老宅（基于老村）还是新宅（基于新村），都出现了“家家户户一口井”的情况。由于老宅建在白鹭古村上，有一小部分农户脱离了古井①的用水，自己打私井满足用水。在新宅，政府虽然提供了配套的自来水实施，并且按市场化运行的前提下，大多数农民还是选择了自行解决吃水的问题，打私井的用户增多，呈现普遍化的趋势。综述以上的情景，政府大力持续提供“公水”，农户依旧吃“私水”。总之，老宅居民总体偏爱“公水”，而新宅居民总体偏爱“私水”。
二、农民的行为逻辑及其机制
B村民对于用水资源这样的公共物品，呈现出两种“公”到“私”的对立关系，他们在吃水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考虑。早期曹锦清对中国农民的“善分不善合”有着高度概括，原子化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有着自己的考量，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农民自己的行为逻辑。
（一）村民的经济理性行为
在对B村村民进行调查时，圩镇和新村有大量从老村迁出的村民，他们所在的居住条件既有政府提供的自来水，又是适合自己打井的。大量弃自来水用私水的农户，他们从“挺划算，一次投入终身受用”等的高频率答复中可以看出，这类用户更多的是对用水的经济计算。农民逻辑中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主体的行为。打私井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就是选择了一项实惠的投资，花出去的钱会有长期的效益。“有限理性”的农民有一种对比的心态和不信任感，不处理好“搭便车”行为，就会导致公平的丧失，很多人也不会选择合作这样的经济行为。
（二）村民的社会理性行为
所谓“社会理性”，就是强调自我满足，寻求一个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而非“经济理性”中的利益最大化。[2]在B村的走访调查中，发现除了人们有“经济理性”考虑外，其实更多的是对外在结构安排下的考量，是出于关联个人之外习俗或制度的选择。
1、宗族的因素。宗族在村民对公共物品的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定限度上影响着村民的行为逻辑。华南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完整的宗族系谱，钟氏家族在此地有着紧密的血缘联系。第一，村民行为逻辑中会有宗族情感的考虑。经过物化的“公井”在感情上对村民情感关系有着维系的作用，使人们内心有了一种持久的安全感，这样的安全感能够帮助个体村民克服自然和社会灾害，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第二，村民行为逻辑中会有宗族规范的考虑。作为家庭中的长辈，往往在宗族中的辈分较大，他们经历丰富，受着“族丁兴旺家族盛”的传统观念影响，不愿意子孙们分家而导致宗族的衰败，对外集体失去话语权，所以他们尽力维护宗族的统一，在打私井这事上，名义上是“长辈”对子孙的建议，其实背后还是渗透着早期宗族维护族群统一的意志。经过长期的演化，宗族下“合则昌，分则衰”的族规通过家庭中的“长辈”时代传了下来。一定意义上，父权制和族规共同约束了传统家庭中的行为。
2、传统习俗的因素。在B村的调查过程中，当地传统的习俗中有很多都与“拜龙王”有关的民俗活动，人们更多坚守着一种民俗信仰，这样的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传统的信仰对于村民打私井有着重要的影响
（1）神祗和风水信仰。在B村我们很容易发现土地庙，观音庙，和一些其他叫不上名的神仙庙宇，这些庙宇的背后折射出村民的一种“祈福避灾”的心态，在人类因生产力低下，而无法避免自然的灾害时，长期以往也就形成了村民的一种拜神的信仰。在对神祗的崇拜下，当地村民更愿意以一种“复古”的心态，接纳以前老辈留下的东西，包括古井，认为是这些水井在修建在风水宝地，是经过神祗保佑过的，是开过光的，大家用这个古井的水是会沾上福气，会荫庇后代；在生活中，尤其是用其泡茶，听说能去晦气、延寿命。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人们也就放弃了自来水，甚至是“私井”的水，只使用那全村13口古井的水。出于村民对神祗的信仰，人们感觉到用古井水很神圣，大家不愿意刻意破坏这样一种格局，从而在行为逻辑上更加注重神祗的因素。
3、传统文化的因素
文化的解释，注重的是整个农村外在结构的所内化为个人的价值伦理观念。传统的村落文化，既有地域性的文化特色，也有封建伦理的特色，文化权力象征是很多村民倾向于自己打井吃水的重要因素。撇开经济利益的考虑，“文化权力”似乎成为了一部分当地人所追求私井的原因。在布迪厄的场域论中，这样的一种水井似乎更多归于“具体文化资本”，拥有了一口自家的水井，不仅显示出此家资金雄厚，更是一种文化地位的象征。在B村客家人把“崇文尚教”的传统文化保留了下来，在古宅不仅有传统的私塾，还有一些学堂的遗址，可以看出村民对文化人是非常尊重的。村民通过自家打井，来向他人说明其家的生活追求是儒雅的，也是含蓄的，唐朝杜甫有诗词“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宜井依然。”中“长怀井”的典故可以从侧面展现出水井的文化意义。所以这样一种具有文化权力象征符号的东西通过自家的水井展现了出来，简单说：拥有了水井就拥有了文化的权力符号，也就能够获得村民认可的精英地位。（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