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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特质。虽然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语言的转向，本体论似乎失去了在哲学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然而细加推敲，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本体论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些哲学讨论的或隐或显的背景，对于本体论的兴趣一直贯穿于其中，只不过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在一种不同的层面、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图景中，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后，本体论问题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回潮。在英美分析传统中，就出现了诸如对于“存在”是否是一个真正谓词，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等一系列的讨论。这种状况凸显出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本体论情结，而这种情结之所以在西方思想中挥之不去，究其根本，则在于本体论体现出来的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即逻辑的思维方法。因为，“本体论范畴的意义在于它的逻辑规定性”。本文即试图主要在现代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对本体论问题的这一特征做初步探讨。
一、事实不可能、逻辑不可能与对“存在”的理解
本体论的核心范畴是“BEing”，对于这一概念应该如何理解有不同看法。国内学界过去常常将之理解为“存在”，而近来提倡将其理解为“是”的呼声又很高。但在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对于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中，却常常径直在“存在”(existence)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笔者暂且不去讨论“Being”的翻译问题，而直接从我们谈论“存在”的用法上做一些思考。
首先要引入两个概念，事实不可能和逻辑不可能。“必然”、“偶然”、“可能”、“不可能”这几个概念是现代分析哲学常常会提到的话题，按照克里普克的看法，这几个概念都是属于形而上学范围的，于是也是和本体论相关的。而在谈到“不可能”时，常常有两种意义上的不可能，“事实不可能”和“逻辑不可能”。对于“事实不可能”，我们尽管说它不可能，但还是可以想象如果它可能的话会是什么样。比如说，“一个三岁的小孩掌握罗素的类型论”，这在事实上不可能，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掌握了罗素的类型论会是个什么样子，比方说他会告诉我们类型论的基本内容、会运用类型论探讨问题、解决悖论等等。而对于“逻辑不可能”，我们就不能想象它可能的情况。比如说“一个三岁的小孩是一个大人”，除非你把“是”理解成“像是”、“自称是”等等，否则，如果坚持“是”的正常用法，你就无法想象这个命题如果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子，这并非是你的想象力达不到，而是这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用格赖斯和斯特劳森的观点来说，所谓逻辑不可能，就是不可理解。因为你完全知道“三岁的小孩不是大人”是个什么意思，但你却不能知道“三岁的小孩是大人”是个什么意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我想像不出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以此我们来看关于对“存在”的表达。在当代分析哲学对“存在”问题的讨论中，一个经常提到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大卫·皮尔斯认为，类似“某物存在”、“某物不存在”这样的表达式，其特殊性在于，前者指称重言的，后者是指称矛盾的。这也就是说，前者在逻辑上是永真的，后者在逻辑上是永假的。前者于是便是必然为真，后者必然为假。也就是说“……不存在”这样的命题逻辑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某物不存在，这是不可理解的，你无法有意义地说某个东西不存在。
但是，这明显与我们的日常直觉是抵触的。因为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是可以有意义地谈论某个东西不存在的。皮尔斯就举出了三个例子：(1)对于虚拟世界中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说它不存在。比如说，“飞马不存在”，这意味着“飞马”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2)对于过去的东西，可以说它现在不存在。比如说，“阿房宫不存在了”。(3)对于幻觉中的东西，可以说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比如说，“海市蜃楼不存在”。
当然，我们或许还可以想起其他一些情况，但无论如何，以上的例子已经表明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确实可以有意义地谈论某物不存在，这并非是逻辑上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此时谈论的“存在”概念并没有达到一种逻辑上的规定性。
我们注意到，在上述例子中，我们之所以可以有意义地谈论不存在，是因为我们有判断存在和不存在的标准、一种参照系、一种语义条件，比如真实性、时间等等，正是这种语义条件使得“存在”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经验的因素。
二、“存在”、“是”、“变元”和本体论
正如上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日常理解的“存在”仍然具有经验上的规定性，比如，时间上的规定性、空间上的规定性。王太庆不赞成用“存在”来翻译“Being”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存在和时间、空间不可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存在”即使不是最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过去把“Being”翻译成“存在”，也正是基于这个概念的这种高度抽象性。此外，即使是“Being”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除了系词用法以外，也确实有存在用法。所以，从“存在”到“是”，是我们理解本体论的一个关键。对此，笔者有两点看法。
其一，从“存在”到“是”是本体论最终排除经验规定性而达到逻辑规定性的一个过程。诚如王太庆所言，“存在”常常是和“时空”联系在一起的。而时间和空间，自康德以来一直到斯特劳森，都被认为是经验的框架，经验所及的任何东西，都是在时空之中的。“存在”正是依凭它和时间、空间这样一种概念上的联系而仍然与经验保持着最后一点关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仍然有意义地来谈论某物不存在的原因。而要达到本体论上的逻辑规定性，就必须连这最后一点点的经验关联也一并排除。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巴门尼德那里，就要论证“是”的不变性，因为：“希腊人的观念，变包括变异和空间的运动。巴门尼德正是从这两方面来说明‘是’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巴门尼德的论证，正是要排除时间和空间上的规定性。此外，根据语言学的研究，希腊文“是”的印欧语词根之一是bhu，有“生成”的意思，而在柏拉图那里，他便有意识地把“是”中的这层意思剔除出去了。而到了黑格尔那里，他更是明确地把“是”界定为纯粹的无规定性，“在它无规定性的直接性中，它仅仅等于它自己……它是纯无规定性和空。
在现代分析哲学中，由于现代逻辑的突破性进展，出现了新的谓词逻辑，“存在”虽然仍可以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语法谓词，但却不是一阶逻辑意义上的谓词，在一阶谓词逻辑中，“存在”成为一个量词。美国分析哲学家蒯因则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存在就是成为变元的值”(to be is to be the value of a variant)的本体论承诺学说。从表面上看，这些分析哲学家从现代逻辑的角度对“存在”的讨论似乎与传统哲学本体论对“是”的讨论不一样，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脉相承恰恰就体现在这种逻辑的传统上。无论是巴门尼德、柏拉图还是黑格尔，都是要摆脱一切经验规定性而达到纯粹的逻辑规定性，但他们使用的始终是自然语言。而现代逻辑的特点就是符号化和形式化，通过使用一套人工语言，实现语形和语义的完全分离。这种语形和语义分离的过程，正是摆脱经验规定性的过程。对于谓词逻辑中的一个变元来说，它就是一个符号而已，“变项的运用是表示整个推理系列中关于‘任一’的某种运用的自我同一性”。这恰恰就如黑格尔所说，“它仅仅等于自己”，而在变元的值域确定以前，它就是纯粹无规定性的。
通过对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的比较，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就进一步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其二，谈论“存在”是进入“是”的本体论的一种有效方式。尽管学界对将“BEing”翻译成“存在”多有诟病，但我们从现代分析哲学的讨论中看到，他们对于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又往往就是从“存在”(existence)开始的，难道说西方哲学自己对于自己的理解还不如我们吗?这种几率肯定是很小的。那么，我们就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也就是说，看到“Being”不宜翻译成“存在”而应翻译成“是”，这或许是我们在本体论研究上的一种进步，但是，哲学上的进步不应仅仅停留在翻译的表层问题上，而更应表现在哲学理解上。我们不仅应当看到“是”在哲学范畴上与“存在”的不同，还应当分析为什么我们过去会用“存在”来翻译“Being”?为什么现代分析哲学还在谈论“Existence”是不是一个谓词?这都是加深我们对于本体论的哲学认识所必需的。
在笔者看来，“是”作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并不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的一个常态。从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我们很难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理解，因为，任何理解都多多少少是有经验内容的。而“存在”这一概念，如上所述，是处于一个从经验到逻辑的临界概念，既是对经验世界的一个高度抽象，同时又与经验世界保持着最后一丝联系(即我们仍然可以有意义地理解关于“存在”、“不存在”的谈论，但对于“是”来说就不行了)。对于人类的理性活动来说，即使是十分抽象的理性活动，也总是要通过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才可以有效进入。而对于“存在”的谈论，就是我们进入本体论问题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因为尽管它既距离本体论问题的核心范畴最近，但仍然还是一种可理解的方式。当然，这里明显存在着一种理解上的紧张关系，我想，杨一之的一段话或可为我们领会这种紧张关系有所助益：
……人类认识客观事物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回头去重新认识客观事物，它就不能不是颠倒的。例如，人认识自然物质起初总是从表面感觉现象，等到认识化学元素了，再回头看原来的现象，它就不能不离开了感性的东西，反而似乎是从非感性的抽象开始。但这种认识决不是猜测的、臆造的，而是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更正确更深刻的认识。
三、经验、语言和形而上学倾向
以上主要从对于“存在”的理解探讨了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但仍旧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难以释怀：为什么一定要从“存在”上升到“是”，也就是说，本体论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逻辑规定性?
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倾向。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就表现出对于经验世界的不信任，认为世界的真理、世界的本质必定隐藏于经验现象之后，因此，不断地消除经验规定性是达到最终真理的途径。正如康德所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在西方传统中，哲学和科学是同源的，而两者的分野则在于，哲学是通过概念分析，在语言的层面上试图实现自己的真理诉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用来表述经验，从而给予我们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而“可理解”就意味着具有意义。正如迈克尔·奥克肖特所说，经验世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只要存在着经验，就存在着意义。“语词意义是从经验来的……这些语词是人类经验结晶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怀特海则更是认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
它利用了经验中的这样一些因素，后者最易于抽象出来供人自觉接受，也最易于在经验中再现。经过人类长期利用，这些因素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了。这些意义包含了极为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
于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消除经验规定性的过程就是消除语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点就是意义的界限，也就是理解的界限，也即是说，对这一界限的否定就是无意义，就是不可理解的，你无法想象界限的反面是个什么样子。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这就是逻辑不可能，也就到了一种逻辑规定性的境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黑格尔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还是实现了语形和语义的完全分离的现代逻辑，实质上都是这种形而上学倾向的产物。而形而上学家又把这一理解的界限当成了他们的阿基米德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反向的过程建构出他们自己的本体论体系。“本体论中的概念脱离了现实的内容，只能凭这样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其意义，这就是概念的逻辑规定性。而正是获得了逻辑规定性，这些概念才能离开经验事实进行推论。”到此，在这种逻辑规定性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就能够对沃尔夫关于本体论的经典定义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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