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公颐是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中国逻辑史方面他曾先后撰写了《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中国近古逻辑史》等著作，对中国逻辑史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和独特的理论贡献。然而，对于温公颐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理论贡献方面的研究文章并不多见，至今国内只有少数几篇对其逻辑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这并不能充分展现他对中国逻辑史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更不利于我们对中国逻辑史的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温公颐中国逻辑史研究理论贡献的探讨，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温公颐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进行研究
温公颐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使历史的发展和中国逻辑史本身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温公颐还注意到中国逻辑史本身的特点，并结合历史，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解释。中国逻辑史的发展是扎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的，因此，必然有着其本民族的独特发展轨迹。温公颐注重逻辑史本身的发展脉络，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温公颐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有很多。如在从邓析到惠施的逻辑思想发展中，他认识到墨翟是其中的逻辑中介，并从逻辑思想发展的必然走向中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脉络。他还认为:程下唯物派确是战国中期以后各种思潮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就填补了自孟子的逻辑发展到荀子的逻辑发展的历史环节。他详细地论证了这个观点，我们认为他的论证是合理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与逻辑的发展相契合的。逻辑从孟子发展到荀子也绝不是突兀的，必有中间环节。同时，他还从文化的角度对逻辑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逻辑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对逻辑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化的发展又受历史发展的客观影响，也受当时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对王充的逻辑思想的分析中，他分析了当时的时代矛盾，指出了王充逻辑思想所产生的客观经济政治的原因。在对东汉伦理逻辑思想的分析中，他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对于伦理逻辑所产生的作用。这样的例子在其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有很多。总之，温公颐使用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倡导文本考据的研究方法
温公颐倡导文本考据的方法，深入研究挖掘逻辑思想家的逻辑思想，避免了研究工作流入泛泛甚至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情况，并在中国逻辑史资料的选取上，有着其独特的见解。温公颐对于中国逻辑史上的人物和原著，采用了仔细研读的方法，并对文本进行了详细的考据，以求达到逻辑史的本来面目。他在其《治学三要》中，提出了:贵查原著，治学不能只依据第二手资料，必须根据原著。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而有些研究者不注重从原著出发，以至于使研究成果流入泛泛甚至歪曲了逻辑史的本来面目。虽然对文本进行仔细考据研究是一项繁琐的工作，但他凭借着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有关该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在对墨辩逻辑的研究中，他分析了彼即客观物质世界，从而确立了墨辩逻辑的唯物主义基础。他的论证是从文本出发的，是合理的，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墨辩逻辑的认识论基础。在对程下唯物派的正名逻辑的研究中，他合理地将《管子》、《尹文子》、《慎子》、《尸子》等资料作为程下唯物派的正名逻辑材料，并对这一阶段的逻辑概念名、实、法等都做了既详细又清晰的分析。程下唯物派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学派，它是温公颐从这些材料所具有的共同的理论系统出发而作出的判断。虽然实际作者难以确定，但是以此作为当时的逻辑材料进行分析还是可行的。
三、进一步确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地位
在当代中国逻辑史重新开展的时期，温公颐进一步确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地位，在研究范围、对象以及方法创新上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是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逻辑史研究历来是薄弱学科。1904年，梁启超发表了《墨子之论理学》，从此，开启了对逻辑史的研究。1922年，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逻辑史的断代专著。之后，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著作开始陆续发表，有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周文英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等。1978年，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从此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时代。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逻辑史研究开始繁荣起来。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出版于1983年，是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重新开展时期较早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专著，进一步确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地位。同时，他从广义逻辑观出发，进一步扩大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范围。他注重从逻辑运用中来总结概括具有逻辑意义的逻辑思想。由于逻辑具有普适性，所以，中国逻辑必然具有逻辑的共性。因此，他从逻辑的共同特征出发，深入地挖掘出了中国逻辑史的内容，包括概念、推理、逻辑方法等。如对王安石的逻辑思想的研究中，他注重从王安石新法的具体运用中，概括总结了王安石所使用的逻辑方法。
四、提出富有特色的逻辑史概念
温公颐提出了内涵的逻辑、历史的逻辑、玄学逻辑等概念，促进了对中国古代逻辑特有思维方式的探讨和考察。内涵的逻辑是温公颐借自西方的概念，用来表明我国古代逻辑注重实质问题的研究，从而摆脱了形而上学概念分析的片面性，而且不纠缠于形式逻辑的烦琐形式而提出的。这也是对中国古代逻辑特征的考察。作为世界三大支逻辑之一的中国逻辑，必然有着其自身特色。于是，温公颐注重对中国古代逻辑特有思维方式的研究。如在对韩非的逻辑思想的研究中，温公颐认为韩非的逻辑是历史的逻辑，突出了韩非的逻辑思想与历史发展统一的特点。同时，他也指出韩非的矛盾律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对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特有思维方式的研究。在对玄学逻辑的研究中，他侧重从玄学逻辑的范畴出发，揭示了玄学逻辑的逻辑方法，体现了当时中国古代逻辑所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逻辑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有其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而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对我国逻辑思想的发展有所影响。如中国文字没有单多数，对施事和受事没有严谨的规定。这些都与印欧语系所不同的，对逻辑研究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温公颐注意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对以后的逻辑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五、具有承上启下的研究地位
温公颐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对比较逻辑研究的发展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比较逻辑是对西方逻辑、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之间的异同所作的比较研究。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发表了《子墨子学说》，其中就用西方逻辑理论诠释墨家逻辑思想，之后，比较逻辑研究延续至今。温公颐的比较逻辑研究既有求同也有求异。求同是因为逻辑之为逻辑，必然有其共性的一面，并不是牵强附会地求同。求异是探索其中不一样的地方，即三支逻辑不一样的地方。温公颐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即重视了中国逻辑本身的逻辑共性。因为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印度逻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也是它们都称为逻辑的原因之一，如都具有求真的功能。同时他也重视对中国逻辑自身的独特性的研究，如孔孟的正名逻辑具有求善的功能，因此，温公颐指出中国逻辑具有求善的功能。同时，他还从内涵逻辑的概念出发认为中国逻辑注重概念内涵的分析，从概念内涵方面进行推理，而不是西方逻辑所用的外延推理。同时，他也进行了因明和西方逻辑、因明和中国逻辑的比较研究。温公颐的比较逻辑研究对以后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文对温公颐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理论贡献做了总结。温公颐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逻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及其以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逻辑史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不断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断创新，才有可能做出些许成就。温公颐对学术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继承和发扬下去。总之，温公颐对中国逻辑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理论贡献，而且对以后的研究具有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