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郑大华编撰的《晚清思想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晚清思想史作了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少颇为新颖的观点
[关键词]晚清思想史；研究内容；民族独立；社会进步；逻辑起源
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郑老师在《晚清思想史》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方法，立足于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特征的深刻认识，明确地概述了中国近代面临的两大主要任务：一是“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并鲜明地概括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主题，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他由此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晚清思想史是以晚清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点和主张及其争论或斗争为主要研究内容。郑老师从理论上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研究对象，即以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两个社会历史变迁主题而提出的各种整体性理论观点和主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学科的视角来看，《晚清思想史》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这一理论概括，对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将产生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看到，郑老师在说明研究内容的时候说到：“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晚清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看到这段话，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思想是什么？思想又通过什么来表达？然后才是思想史的问题，即思想史是什么？思想史又要通过什么表达出来？如果单单地为了一个标新立异而勉强地把一系列与思想有关的东西都割裂开来，为了纯研究而研究，那么这种划分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认识：我们到底要学些什么？因为人的思想本来就是复杂而千变万化的。所以虽然是确立了两大任务，让人有一种纲举目张的清晰脉络感。但这样也让人感觉其实就是挂了一面政治史的旗帜，然后晚清一切思想与行动都往这面旗帜靠拢，不符合这面旗帜的就删除不用。这就使人有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对我们分析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思想与人物的行动会有失偏颇。尤其是对其评价就会有失客观公正。不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其次，在《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中，郑老师立足于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实的深刻理解和详实把握，凭借其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思维品质，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主题作了精辟分析和独创提炼，明确地从学科角度界定了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晚清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点和主张及其争论或斗争“，并紧紧围绕这个研究对象展开晚清思想史的论述”，“而像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通常所写入的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内容，除与本书研究主题有关者外，一般不包括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在全书内容的论述展开上，郑老师始终贯彻了上述基本研究原则和思路，例如，全书正论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始终紧扣中国近代历史变迁中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个主题来阐述晚清不同时期的人们关于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进步的各种思想、观念与主张以及相互间的论辩及斗争。在第一章关于嘉道时期的思想史论述中，郑老师剖析了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当时思想家对当时社会危机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和观点，接着，分析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为代表具有济世利民情怀的经世思想家和官员抨击旧制，倡导“开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全章的论述，始终扣住各种关于挽救民族危机和改革社会旧制所关乎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时代主题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及其关系来展开，逻辑清晰，观点鲜明，没有按观念形态的体系结构的演进去概述这一时期哲学、文化、学术以及各专门史角度的思想、观念等变化情况，信守了“思想史”的学术“边界”，写出了学科意义上的“思想史”。从第二章到第六章的论述，都贯穿了这样的逻辑思路，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一时代主题的思考及回答。由此可见，《晚清思想史》在研究内容上体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特点，划清了晚清思想史与其他晚清分支学科及其专门思想史的学科“边界”，这有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或晚清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但在谈到民族独立时，我认为，整个晚清史上，对于民族独立这个提法，也应该分不同时期来提，而且要分不同对象来言之。因为在当时，对于满族人来讲，他们并不认为他们不是独立的，而且他们是统治者，不存在独立不独立的事，但对于汉族来讲，却是需要独立的，而且孙中山以后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口号之中，”民族”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个提法与当今现实的民族政策不相符，但是历史事实就是已经这样了，我们不能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而一味地拔高历史或贬低历史。这样不但不利于我们的研究，而且对于后人也起到了蒙蔽真相之嫌。像《南京条约》，满族统治者还认为是万年和约。所以我们一边在批判清政府的愚昧无知的同时，自己也不自觉地站在清政府的角度以极其保守与顽固的眼光来看待其他人和事。再如，像书中所说的林则徐，魏源等人，也似乎只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做帮凶而已，这于民族独立又有何关系呢？如果要肯定中华民国在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的功能这一点上，我们是不是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我们一边是否定清王王朝的专制统治，要推翻其统治，一边又对那些拼命维护其统治的官员学者又大加歌颂。如果那些维护其统治的官员们我们可以大加赞赏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似乎也没多大意义了。因此，我们在看待问题时不能依据政治需要而一刀切，要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来具体分析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历史问题的研究。
至于“社会进步”这个提法，套用郑老师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若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这就不是真理了”，更没有提出来的必要了，因为放眼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追求进步的，没有哪个国家与民族是追求落后的，虽然某些统治者做了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作法，但其主观上仍是追求进步的，而且判断其是否逆历史潮流还是顺历史潮流，这都是看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评判。而所谓的评判也大都是事后诸葛亮。
综上所述，在学习《晚清思想史》这本书的的研究内容与逻辑起源时，我们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考虑当时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先入为主地给人物思想打上政治标签，然后再根据这个标签来划分人物的思想。否则我们得到的不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历史经验教训，相反却会误导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