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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梁启超在继承前人和广泛借鉴同时代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西学知识，运用当时先进的西学学术手段对墨家逻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近代墨家逻辑研究开辟了新的范式，并对近代以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影响深远。本文探讨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历史背景，历史地分析其墨家逻辑研究前后不同时期的研究动机，揭示其墨家逻辑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墨家逻辑；历史背景；研究动机
清中后期墨学复活以后，随着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墨家丰富的逻辑思想逐渐被人们挖掘整理出来。梁启超继承并超越前人，首次系统地运用近代西方逻辑及印度因明等新学来研究墨家逻辑思想，揭开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新模式。
一、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历史背景
梁启超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给其墨家逻辑研究提高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
（一）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历史前提
明末清初起，以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和李之澡、傅汎际翻译《名理探》为标志，西方逻辑开始逐步传入中国，“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被介绍到我国，一种全新的演绎思想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发展和思维习惯的差异，这一时期的西方逻辑并未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对中国文化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也是很有限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兴起，逻辑学作为西学之一再次传播到中国。在新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包括逻辑在内的西方学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且深刻的影响。
同时，训诂学的兴起使先秦诸子学复活起来，学界名儒特别注意校勘之学，古籍中的许多错误或遗漏之处得以校正，古代思想家的一些著作得到了历史的考证和科学的整理。长期被忽视的荀、墨、名诸家的作品也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做为显学之一的墨家，素称难读的《墨经》也基本上能够被读通了。例如毕沅集他人研究成果，写成《墨子注》；晚清的俞樾、王闿运、苏时学等对墨学多有研究，分别著有《墨子平议》、《谈墨子杂志》、《墨子刊误》等书；孙诒让则集乾嘉以来各家《墨子》校注之大成，于1893年出版了《墨子间诂》一书，其书考据精当，校勘、训诂俱佳，嘉惠后人颇多。梁启超评价说，“仲容（即孙诒让）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出。”这些业已存在学术成就为后来治墨学者充分挖掘该书的逻辑内容提供了可靠的文本资源。
梁启超之前，开展《墨经》与西方逻辑的具体比较，已有陈兰甫、邹特夫之先行工作可资借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曾经有所论及，书中指出：“邹特夫（伯奇）则言《墨子》中有算学，有光学，有重学，已告陈兰甫，而著其说于所著《学计一得》中。”
另外，同时代严复、章太炎、胡适和章士钊等的逻辑论著也为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提供可资借鉴之处。有了清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作基础，才有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后来学者对中国古代丰富逻辑思想的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发扬。这些都是梁启超把墨家逻辑思想与西方逻辑及印度因明作比较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二）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的自身条件
梁启超的墨家逻辑研究首先得益于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梁启超的传统文化功底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在考中秀才前，梁启超主要接受家庭教育为主，他随其祖父、父母的言教去钻研八股文。另一途径是在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入当时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及后来师从康有为。在学海堂读书期间，他跟随老师的指挥棒去钻研段玉裁、王引之的训诂学，去学习考释、辑佚、辨伪，也同时进行词章学、文字学的基本训练，并转向汉学。后来梁启超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其次，梁启超有机会接触到时代新学。万木草堂四年的学习使梁启超眼界大开，他接触到当时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历史、法律、地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电学、机械学等图书，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四年的学习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康有为在北京设立强学会，此期间，梁启超大量接触到西学，在《三十自述》中他说：“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览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经常提到他所读书籍的一些作者如：福泽渝吉、加藤弘子、德富苏峰，中村正值等，梁启超也通过日文的转译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在后来的《墨子之论理学》（附言）中，他说，“logic之源语前明李之藻译为名理，近侯官严氏译为名学，此实用九流“名家”之旧名，惟于原语意似有所未尽，今从东译通行语，作论理学。其本学中之术语，则东译严译择善而从，而采东译为多。吾中国将来之学界必与日本学界有密切之关系，故今毋宁多采之，免使与方来之译者生参差也。” "
最后，前辈的启发为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严复翻译出版以归纳法为主要内容的《穆勒名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归纳逻辑，为梁启超跳出中学的圈子来看西学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这样评价严复：“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数百，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即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界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而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
虽在师承康有为时就接触到墨学，但梁启超真正对墨学的热爱，对墨家逻辑的热衷，还是始于孙诒让的引导。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自注：“此书(指《墨子间诂》)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二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孙诒让在致书梁启超时提醒他说，“《经》、《说》诸篇闳义眇旨，所未窥者尚多。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亚里斯多德——引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覆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并鼓励梁启超对于墨家宜“宣就其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非第不佞所为望尘拥慧，翘盼无已者也。”学界名流的期待给梁启超墨学逻辑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激励。
二、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动机
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是其整个墨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以其退出政坛为界线，包括墨家逻辑在内的墨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梁启超作为“流质多变”的政治家，他敏锐地看到逻辑学的社会功能，把逻辑学作为西方富强并能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的内容而加以推崇，他说：“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加深了。”“凡一切政治法律生机社会诸学科无不由‘论理的’而趋于‘历史的’，凡以归纳论理学之日以光大。”为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他认为“今欲救亡，厥性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正是以这种政治热情，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中完成了其早期的墨家逻辑研究。
退出官场之后，在欧洲一年多地实地考察，梁启超看到了曾让他“醉心西风”的欧洲，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社会革命暗潮涌动，西方社会给“物化”了，“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引发了“精神饥荒”。于是，梁启超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载体，引入西方文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化和，“返本开新”，形成一种新文化。梁启超怀着这样的思想文化心态，开始了晚年的学术研究。他用更宽阔的眼界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呼吁“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中国文化的诚意”，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包括墨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抱着这样的心态，梁启超理性、系统地从事其晚年的墨家逻辑研究，并取得前所没有的成果。
三、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价值及启示
与梁启超的整个墨学研究相比，墨家逻辑研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梁启超对墨家逻辑的重视程度，却是一以贯之的。他认为，墨家的逻辑是整个墨学体系严密，纲领条目相一贯的原因。他说，“墨子一书，盛水不漏者也……有论理学为之城壁故。”“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实际上，梁启超把墨家逻辑当成了墨学的精华和解读整个墨学的钥匙。墨家学说的主要观点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天志、节用、节葬、非乐”等都集中浓缩在《墨经》之中。墨家对这些义理的论证无处不体现了逻辑的力量，梁启超一一分析了“兼爱说之原本于论理者”、“天志说之原本于论理者”、“非攻说之原本于论理者”、“节用节葬说之原本于论理者”等等，并指出“以上各义紬绎原书无一不以论理为树义之原”。梁启超正是用论理学为工具去研习墨学，又从墨学的整体研究中看到了墨家逻辑的成就与重要作用。
梁启超把墨家逻辑置于世界逻辑体系中去考察，肯定墨家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科学价值。他认为墨家逻辑著作《墨辩》“这部名著是出现在阿里士多德以前一百多年，陈那以前九百多年，倍根穆勒以前二千多年”。因而，“《墨经》殆是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
梁启超给墨家逻辑以准确的定位，指明了墨家逻辑的科学性质、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对久被埋没的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在近代的复苏与弘扬，具有倡导、启蒙和开路的作用。在整个20世纪墨家逻辑的研究进程中，“梁启超的工作处于起始点位置，其墨家逻辑研究构成了不同时期人们从事类似工作参照的模式，包括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时至今日，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确立的墨家逻辑研究模式，仍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提供可资借鉴之处，是后世研究者需要超越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