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观主要是对逻辑学，包括它背后的逻辑思维的看法与理解。究竟什么是逻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涉及到逻辑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所以对于做逻辑学研究的人来说，逻辑观是一个根本性、前提性的问题。逻辑观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括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逻辑的一和多，也就是逻辑是唯一的还是多样的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提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各持不同意见，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主要的代表是金岳霖和张东荪。
金岳霖先生指出:
没有不同的逻辑，本人向来主张只有一种逻辑。
从论理本身方面看来，我们只能有一种论理，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遍的论理。
从金岳霖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金岳霖先生认为:以逻辑为对象的逻辑学是唯一的，也是普遍的，那就是欧洲逻辑。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逻辑。这种观点就是认为逻辑是一的观点的代表。
张东荪先生指出:
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
主要目的在于表明逻辑是跟着文化走的，即因文化的需要逼使人们的思想不得不另有一种联结，所以逻辑的联结是为其背后的文化与概念所左右，而不是逻辑左右文化所以我主张我们应该更换着眼点:即把逻辑当做文化的产物，用文化来解释逻辑。
从张东荪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张东荪先生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是跟着文化走的。又由于有多种文化的存在，所以没有唯一的逻辑，西方逻辑不是人类唯一的共同工具，存在各种不同的逻辑。这种观点就是认为逻辑是多的观点的代表。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也就是讨论逻辑是否可以多元并存，这个问题表现为有没有基于不同文化的逻辑学。崔清田认为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是逻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与依据，也是逻辑与文化问题讨论内容的一部分。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子书研究的复活以及中国各界渴求西学、向西方学习，这些原因组合到一起，在西学背景下重新阐释中国学术，就提出了中国和西方的逻辑是否相同这个问题。崔清田主张中国古代有逻辑，持一种逻辑与文化相联系的多元逻辑观。这种观点否定以欧洲逻辑为唯一合理的、普遍适用不同民族与文化背景之中的唯一的逻辑，是对唯一性逻辑的否定。对于这种逻辑与文化相联系的多元逻辑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一、系统文化观的依据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之中，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逻辑是其中一个要素。对于任何一个系统而言，它的存在都是以各要素为基础和前提。这个系统内的要素也只有在系统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包含逻辑在内的各种文化要素是文化这个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样，作为文化系统要素之一的逻辑只有在文化这个系统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意义，离开文化系统便会难以生存。这是根据系统论文化观提出来的观点，只要我们承认，各个要素是由系统的整体来制约的，各个要素对系统是一个基础，没有要素就没有系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否认逻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逻辑学的对象和性质提供的依据
1.逻辑学对象提供的依据
一门学科究竟是什么，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来决定的。逻辑学是研究逻辑的学问，而逻辑又可以认为是对思维的一种思维。逻辑是作为思维结构的一种分析以及表达结构的一种分析，但是表达结构里面思维又被结合着。结合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崔清田把逻辑学定义为关于推理一般模式的学问。推理一般模式不是指推理过程中实质性的含有思想内容的推理，而是从多个相似的推理过程当中抽出来的一个一般模式。只要这个学术思想已经达到推理一般模式的程度，我们就说是有逻辑学了。如果认为逻辑是一，即认为只有欧洲的论理，也就是欧洲传统演绎逻辑是逻辑时，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就被等同于了演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证实逻辑思维并不局限于演绎，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那么，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唯一性就不能够成立。事实上，实际的逻辑思维活动至少有这么几种:第一、探索发现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假说的提出很少是演绎的。通过对一个现象的反复观察和探索提出科学假说是常用的途径。第二、科学证明的逻辑。这就是指亚里士多德讲的由真的前提通过必然的规则、推论的过程得出真的结论。第三、说明的逻辑。第四、论证(论辩)的逻辑。现实中的实践活动有各个方面，这就要求有适应各个方面的逻辑思维过程去满足各种实践活动的需要。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主要内容是证明的推理，也就是上述第三个方面，并不能取代实际中逻辑思维的其它几种模式。
2.逻辑学性质提供的依据
金岳霖:
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史，因为严格的说起来，没有英国的物理学。写中国哲学史就有个根本态度的问题。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依照上述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析，逻辑学应该和物理学一样，只有在中国的逻辑学，并没有中国逻辑学。如果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逻辑学与物理学应当有相同之处，至少是具有相同的学科性质。我们知道，物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界规律的学问。而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类。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运作的学问。人文科学是指一些以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以及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表达及其辩证关系为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它是以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为学术研究主题的学科，它所研究的是一个精神与意义的世界。它是和礼教文化、思想意识、人的品格、品质、节操这些方面相关的。逻辑学应当归属于人文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没有中国的物理学和英国的物理学之分，这是大家所认同的。但是从同样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来看，如果说没有中国的艺术和美国的艺术之分，这就是不能够被认同的。所以，从学科分类的依据来看，认为没有中国逻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三、学术研究和反思提供的依据
1.文化学研究的启示
认为逻辑与文化相联系，在探讨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时，就自然会与文化学研究联系起来。文化学研究也能够给出一些启示。方朝晖认为:对西学的回应是西学冲击下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回应的实质是习惯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强调中学和西学的异质性，反对将西方学术及学科范畴直接应用到中国古代学术当中去。西方的学术是求知的，求是，是认知的。中国古代的学术是做，人格的成长，终极的关怀。而现在文化界对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也给予了很大关注，主要的观点认为，如果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那就无法解释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无法使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得到合理的解释。对文化学研究的观点进行反思，在中西学术思想互不契合而又冲突的情况下，对待中国学术思想要讲自己，而不是照着别人讲，逻辑学的研究也应如此。
2.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最初有意识把语言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是西方的学者们。在这个观点提出之初，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们的重视。《马氏文通》这本书，是对中国汉语的整理，但是其中对汉语的整理完全是按照西方语法来整理，忽视了本应该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精华，全盘接受西方语言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同于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的自然现象。对于语言的研究，应当更注意民族的个性。80年代中期，语言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同时，在学术界普遍掀起的文化热的影响下，文化语言学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在对《马氏文通》中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基础之上，对文化语言学观点进行了一些思考，在逐步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一些成果。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不是按照西方语言学的框架来对中国传统语言学进行重构，而完全是在中国的语言理论。虽然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西方理论的渊源所在，但并不是照搬西方语言学，而是扎根于本土文化之中。正是由于过去语言学研究走过的道路，对这种西学模式化的道路以及这种道路中弊端的反思，学者们对方法论的思考引出文化语言学以及它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进程对于中国逻辑学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启示。
3.非形式逻辑产生的启示和依据
日常生活中的说理，不全是数学证明的说理，这就要求有除了形式逻辑之外的另外一种逻辑的出现，这就是非形式逻辑产生的背景。简单地说，非形式逻辑的产生是对于那种单一的、演绎的、证明的逻辑必然地得出的一种反思。不是反思这种逻辑没有用，而是反思它不能取代全部生活的推理。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真实的论证，它不依赖于形式演绎逻辑的主要评价功能一一有效性，而是依赖于说服性。说服性和有效性不是一个概念。这也正是它被称为非形式的原因所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科学。形式逻辑主要研究推理，而非形式逻辑主要研究论证。但是，推理和论证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在形式逻辑中离不开论证，在非形式逻辑中也离不开推理。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形式逻辑研究论证主要是基于语义的研究，即真假命题之间的关系研究;而非形式逻辑的研究论证主要是基于语用的研究，即从语境和论证目的角度进行研究。鞠实儿在《简明逻辑学》一书的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为了分类的完整性，我们称以有效性概念为基础的逻辑为形式的逻辑，其余的称为广义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产生给我们提供启示，不能用一种特殊共用的逻辑取代鲜活的、生活的逻辑。
四、中国墨辩和印度因明提供的启示和依据
辩学和因明有逻辑学，因为其中有对推理的一般研究。因明是辩经的工具，其中就有逻辑。仔细分析就可发现，因明的逻辑不仅局限于具体的某个东西，而是已经进入因明推理的一般，包括它的结构、它的规则。墨辩也有对推理一般的研究，而不能把仅仅其全部归结为是对逻辑思维的研究。因为它是一个不成熟的逻辑学，所以要研究与之密切相关的逻辑思维的材料。墨辩因明的推理不同于亚氏推理，与必然得出的三段论是不相同的。首先，墨辩和因明都不是以求真知味目的而提出的，它们的提出都确有其各自不同的背景。再次，很显然，墨辩和因明也都不是必然地得出，都不是形式的描绘。
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是我们讨论其他逻辑问题的基础，必须给与足够的重视。当然，否认西方逻辑的唯一性并不是否认逻辑学的共性，这一点要明确区分开来。崔清田独辟蹊径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对其评价也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崔清田逻辑是一还是多问题的把握，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逻辑与文化等其它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