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一评》12个命题所揭示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关系，逻辑和历史反证法分析将揭示，1949―1980年中国如果建立西方或非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经济要么屡遭失败，要么无法避免战争、军阀割据、外族侵略、政权更迭、社会革命。而用西方的效率效益决定关系来衡量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条件，再加上“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那中国经济只能是崩溃与失败得更快。然而事实却表明，中国1949―1980年不仅GDP、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人均寿命在短期内即得到极大提高。即使从1980―1995年看，如果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私有经济则要增长1 014倍才能实现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这些实证和反证分析从不同角度表明，中国国企的效率效益是高的，而“低下论”只能是一个伪科学命题。
关键词：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中国经济学；历史反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总产值
一、引言与研究方法
历史反证法功能之一是通过对历史做同等或不等条件下的作用因素假设，用以检验决策、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及目的性。它不是“假设历史”，而是通过设定一个合理标准，检验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两种不同模式、决策的结果和效率效益差异性。从决策科学看，这也是一个信息完整性、实证科学性、选择优化性等博弈的综合衡量。
习近平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西方效率效益理论是针对西方市场条件下私有企业而提出的一个封闭系统。而“低下论”完全忽略这一条件，用割裂式、孤立式（即不考虑任何其他相关作用因素、条件因素以及各种差异性）这种极端封闭系统方法来把中国的国有企业与中西方私有企业做直接、简单、孤立的“利润”比较。②在相关实证过程中，这个“低下论”不会、不愿意也不可能运用科学方法对那些相关作用因素、条件因素及其各种差异性做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处理从而使比较双方具有起码可比性。③这样，它必然扭曲历史事实，也必然存在比较衡量上的合理性和可靠性问题。我们在《一评》中根据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交叉科学方法产生的12个命题以及相应的指数化处理为不同制度下企业之间的效率效益衡量提供了可比性基础。这就保证了下面的逻辑与历史实证反证研究具有合理性、可靠性。它不仅证伪“低下论”观点，而且揭示1949―1980年间，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唯一出路。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思想，本文具有以下目的：在《一评》基础上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从不同角度证伪“低下论”；把颠倒的历史、事实、理论再用科学的方法颠倒过来。这个颠倒本身不仅重新证实中国1949―198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证实这个成就就是今天改革的经济基础之一，而且是改革指导理论与相关决策科学性的基础之一，是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之一。
二、逻辑与历史反证法衡量证伪“低下论”
（一）理论命题的逻辑反证分析与衡量
（二）历史实证的反证分析与衡量
上述逻辑反证分析揭示出那种“低下论”之荒谬性，而历史实证的反证分析将进一步揭示这种观点的伪科学性。为此，我们把新中国“一五计划”和1949―1980年间的GDP变化和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寿命变化作为纵向（中国自身发展比较）、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反证法分析的实证对象和衡量依据。首先，在一定条件下，GDP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综合效率效益的衡量指标之一，这个衡量也具有西方认可性。因此，1949―1980年间中国GDP（或工农业总产值）变化本身可以是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一种直观的检验，而且依此所做的反证分析将证明，如果中国不存在诸多不利变量因素，增长率会更高。其次，诸多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把一个国家的平均寿命作为其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精神、物质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最强的衡量指标之一，而这个综合性又使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率效益具有较合理的可比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以它作为三大因素之首）。
三、结论：反证法分析与中国改革
显然，本文的逻辑和实证反证法分析证实了“低下论”的荒谬性和伪科学性。同时它和《一评》效率效益决定分析一起使我们今天面临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素使1949―1980年的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没有发生危机，反而在发展上超出了西方经济理论的预测、预料，不仅与“低下论”截然相反而且取得了令西方也承认的成就呢？这是一个今天与中国发展实践结合性极强、对中国发展方向与性质具有指导性的一个关键性理论问题。习近平最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强调要“实事求是”。因此这也是中国今天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进程中敢不敢“实事求是”、有没有信心、信念和理论基础去真正建设、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性问题。
鉴于本文反证法研究得出的上述结论和它所论证的三个理论概念，有人会问，中国到底要不要改革呢？当然要，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要怎样的改革（龙斧、王今朝，2013）。首先，改革二字本身是中性词，古今中外都用。因此，不能谁都自诩“改革者”，其价值观、观点以及所提出的模式、方法、手段就一定正确，不容讨论。如果把与己不同的人，或把分析、揭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矛盾、冲突的人，统统定为改革的“流言者、非议者、挑剔者、苛求者”，那就缺乏平等、民主讨论的精神了。如果再给戴上“阻碍改革”的帽子，那就与“文革”方法没有什么区别了。中国的改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两个原则缺一不可。以“有勇气、敢承担的改革派”自居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改革价值观、观点、思考、方法、手段就与这两个原则相一致；而把与己观点不同者定为改革的“反对者、挑剔者、苛求者”也不足以证明后者观点就违背这两个原则。
这样看来，本文对“低下论”的证伪以及因此产生的上述理论概念，对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与目的，对其“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解至关重要。首先，从目的性来看，改革具有两大目的性，一是纠正“文革”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如当“文革”进行时，生产和正常经济制度运转必然受到影响，而劳动者却不断增加，那就必然出现“大锅饭”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二是中国已经建立了工农业基础设施、国防科技，不再受到战争威胁，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初步建立，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强发展商品经济，把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经济体制转向公平性、平等性、正义性更强地改善、提高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其次，中国需要探索在一个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相比西方）、技术能力极为落后、全世界人口最多条件下怎样使最大数量人口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而且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在，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的方向和性质所在。最后，改革应该让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体中通过以我为主、有选择接轨和融入来达到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壮大、强盛的目的。非此，“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改革性质难以保持。
注释：
①在本文中，《一评》指龙斧、王今朝在本期杂志另一篇文章《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
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中国研究与西方那些客观、科学的中国效率效益方面的研究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参见Riskin（1987），Richman（1969），Eckstein（1980），Robinson（1973，1975）。
③这与它在“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西方理论、在封闭条件下对增长要素进行数理数量分析时所表现出的高超能力截然相反。这恰恰说明，当意识形态和方法论极端化（如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公有制不能发展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等）作祟时，科学本身的严谨性已经不重要了，而数理数量工具就成为意识形态恣意妄为的魔方而已。
⑦有人认为，中国1949―1980年经济的高增长是因为基数低。但这些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49年以前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数更低。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只能说明是生产关系进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⑨相比今天中国众多研究所有制与企业利润率关系的文献，Richman研究企业效率的方法显然具有科学性优势。Richman，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p. 596.
{15}当然，“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论者立刻会找出各种理由说这样比较不合适。但为什么这时就考虑因素差异性及其作用，而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效率效益衡量时就不考虑差异性因素，而只是简单、孤立地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将它们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下或官商勾结下产生的私有企业进行简单对比从而得出荒谬的“低下论”来呢？
{17}直到今天，中国还在摸索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把它作为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根本性质。然而在客观上，在这种“低下论”伪证支持下产生的政策使中国99%的国有企业未能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效率效益的实践和时间过程，本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摸索、建立的最主要、最重要、最核心、最具标志性的任务和理论内涵。如果企业都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又从何谈起呢？依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把这一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搞清楚，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方向、性质的大问题。 {18}照此“低下论”逻辑，新中国的成立简直就是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值得注意的是，当1989年苏联解体时，持有“冷战思维”的西方专家这样评论到，俄罗斯民族终于从70多年的社会主义梦魇中苏醒过来。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观点似乎在表明，原来的沙皇俄国是无比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的平等、公平、正义社会，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把它推入了梦魇！
{20}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Fogel。而在那些（28%）不同意Fogel-Engerman范式的学者中，多数是不同意美国内战的目的首先是出于解放南方奴隶，并非不同意他们关于美国内战前南方资本主义企业式奴隶经济制产生的效率效益高于其北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农业这一概念。
{21}欧洲、加拿大打破这种高效率高效益的资本主义奴隶经济制较美国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这才有了美国奴隶的“北上征程”（“Northern Expedition”）。
{22}龙斧、王今朝（2011）一书论证了不是经济增长和GDP，而是经济利益关系、社会主导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状态与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的一致性程度决定社会和谐与进步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