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看，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在有效需求与潜在供给的耦合作用下实现的。通过分析日本与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剖析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认为通过释放有效总需求和提高长期总供给能力，我国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应的对策为：以初次分配改革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再分配政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服务创新体系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适度延长退休年龄与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相结合，提高劳动参与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与需求；耦合；需求结构；制度红利；全要素生产率；居民消费；分配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视角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涉及经济增长所需各个生产要素与资源优化配置，供需理论可以说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良好理论基础。早期“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曾是资本主义时期实施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认为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发生，该定律被随即兴起的凯恩斯理论批判，凯恩斯理论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把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原因。而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与经济滞涨，以拉弗、乔治吉尔德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兴起，强调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性地位，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从历史演进看，供给与需求在调节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应是共同作用协同演进的，过分的强调有效需求或潜在供给，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导致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从总需求和总供给角度来看：一是收入差距过大到一定程度，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进一步导致严重的有效总需求不足，最终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二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构调整无法实现，政策体制限制导致劳动力转移困难，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导致潜在生产能力滞后，进而产业结构升级不能成功。 本文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入手，认为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在有效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的耦合作用下实现的。耦合的物理学意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②。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现象十分普遍，耦合概念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经济、交通、地理等学科。在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要素资源配置中，耦合表现在消费、投资、出口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时间轴上一致或近似一致：有效总需求的拉动力和潜在总供给的支撑能力，将充裕的资金、劳动力和技术要素供给与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相契合，共同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才得以保证。本文所提出的“供需耦合”，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与需求要素相互关系彼此影响与联合演化的过程，也指在长期内供给与需求资源复合配置状态。本文以日本与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进行论证，以此为参照系剖析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总供求分析
回顾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程，两国都曾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出现放缓，进入经济发展的瓶颈阶段；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压力增大的困境；人均GDP达到了3 000美元左右，处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些问题与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高度相似，深入分析日韩两国在“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特别是需求结构、收入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应对政策与战略，这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互动升级
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密切相关的，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结构转换，直接释放的是对社会生活服务与知识消费的强大购买潜力，产业发展要调整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与服务业为主的高级产业形态才能提高与国民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潜在生产能力，在有效需求与潜在供给的充分耦合作用下，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才有可能实现。
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等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需求结构均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升级，产业结构也经历了以轻纺工业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以新兴技术产业为主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之路。
（二）制度红利供给刺激有效需求
（三）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综上分析，日本与韩国的成功经验均体现出有效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的耦合增长：长期内供给与需求资源复合配置状态保障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这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参考上述日韩经验，虽然中国保持增长有着稳定经济基础，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阶段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问题已经出现，应当高度警惕，并及时解决。
五、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研究和中国现状分析，本文认为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来看，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都要满足消费等有效需求，而需求能力反过来促进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在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的耦合作用下实现，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言，中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阶段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供给条件和消费、投资等需求条件的有效耦合。在有效总需求和潜在总供给的耦合作用下，我国才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性的增长。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主要对策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研究制定并实施积极的初次分配改革政策，以初次分配改革为重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是市场基础性调节的结果，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基于我国现阶段难以形成真正由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均衡条件下的工资率，因此改革的重点一定要放在初次分配上。在形成生产要素供给方与需求方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要打破行业垄断，按照社会平均水平调控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制度以及垄断行业资源占用税等制度，缩小低工资行业与高工资行业工资水平差距。此外，农民的初次分配收入调节方面，需要赋予农民清晰的产权，明确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其次，继续健全完善积极的再分配政策。一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加大向“三农”、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向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力度。此外要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平衡社会财富收入体系。
再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吸纳农民工成为城镇户籍，并针对尚不能纳入城镇户籍体系的农民工和家属，努力提供与市民同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全覆盖。新型城镇化建设是通过农村人口权益市民化以及配套公共服务条件和基础设施完善化，将充裕的资金、劳动力和技术要素供给与农村消费、投资需求潜力相契合，实现城镇有效总需求和总供给能力的耦合，不断提高城镇需求能力和生产能力，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释放出的有效需求能力和潜在供给能力，产生相互依赖和紧密配合的耦合效应：要素的生产与供给立足城镇发展需求，而需求能力扩张刺激城镇生产能力的攀升。这种耦合作用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保证着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增长，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效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冯华，陈亚琦，2014）。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保障其收入稳定性，将显著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水平。
同时，提高劳动参与率应当把适度延长退休年龄与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相结合，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的就业岗位，很多高龄劳动者缺乏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难以适应岗位的新要求，因此应在尊重劳动者自我意愿的原则上，针对适当行业、适当职业、适当人群，适度延长退休年龄；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在改革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接近一半来自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转移，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一旦可以保持劳动力转移的继续进行，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蔡，2013）。这不仅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适应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需求，还需要消除制度壁垒打通劳动力要素流动通道，挖掘制度潜力提高潜在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需要。
最后，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打通科技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通道，从模仿要素投入支撑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增长。一方面，加强科技研发服务体系即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很大程度上需要解决研发者、投资者、消费者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问题。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孵化器等不同的研发服务组织要完善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功能。另一方面，推动研发环节产业化发展，支持企业建立自己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机构，同时面向中小企业，通过研发服务组织的完善，为中小企业研发活动提供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