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得恩・纳多尔尼的《缓慢的发现》如惯常的后现代文学作品那样，以发现者为主角，反映了英国航海家和北极研究者约翰・富兰克林的生活。在小说文本层面，“慢”作为身体特性和权力原则，在大海与冰原的历险中慢慢转化，确立起小说主角与外在世界之间变化的关系。在文本层面之外，慢的原则作为早期工业化时代和现代社会中速度原则的对立面，让我们意识到，在速度虚妄和进步信仰的另一边，可以存在不同的基本经验与时间维度，并提供了一种希望：我们不必永远“固守于现时的破坏性”。从中，可读解出作家对现代社会速度原则的批评性反思。
施得恩・纳多尔尼；《缓慢的发现》；慢；速度原则的对立极
I516.45A001611
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文明与历史边缘之地的吸引力，让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探险者角色把目光投向“依他们的经验以为在一个几乎已被勘尽的世界里还存在的残余地带”，去往“粗粝、荒凉之地――与人类构成敌对关系的冰原或是部分也可包括进来的沙漠，寻找崇高”。①德国作家施得恩・纳多尔尼（Sten Nadolny， 1942）取材于英国海军军官、航海家和北极探险者约翰・富兰克林（17861847）生平事迹的小说《缓慢的发现》（1983）与奥地利作家克里斯托弗・兰斯迈尔（Christoph Ransmayr， 1954）以寻找东北航道为主题而创作的《冰雪与黑暗的恐惧》（1984）等作品，就属于这一文学序列。这些作品“将那些跨越边界的著名人物再一次引向北冰洋……这类地理上的极端区域，让他们成为穿越文本和时代去追寻远方的开拓者”②。
然而，就像在《冰雪与黑暗的恐惧》（1984）中那样，《缓慢的发现》中的主人公富兰克林，也并非只是怀着对远方的期待和向往而踏上旅程或探险之途。外在的世俗目标及其与此相关的利益诉求，亦成为不容忽视的推动要素。因此，在主角身上展现出一种浪漫理想、精神追求与功利目标相交混的杂色。
富兰克林在人生经历上历经在斯皮尔斯比的少年时代（第15章）、作为海军军官和发现者的学习时代（第610章）与成熟期（第1119章）。在最后一个阶段，他作为指挥官领导了三次北极探险，并出任凡第门斯地的殖民地总督③。在小说内容层面，“慢”作为身体特性和权力原则，在大海与冰原的历险中慢慢转化，确立起小说主角与外在世界之间变化的关系。但小说最后的结局，也逃不出探险文学的一般性逻辑设定：其主人公怀着最后只能落空的期待，将生命留在他曾一心要投入其间的发现与虚无的追求之中。
一、 慢与大海
富兰克林小时候与伙伴们一起玩球戏，当持线人，能一动不动站上一个小时或者更长，并保持所持的线纹丝不动，静如墓地中的十字架，耸立如一块纪念碑（EL 9）Sten Nadolny， 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München： Piper Verlag GmbH， 1983. 所引文字，以作品缩略语“EL”加上相应页码的方式，标注在本文中。。此时他已十岁，还是那么慢。所以，静和因之的定力，是与他天生的慢――反应、动作等的慢密切相关的。这种天生的缺憾，就像格雷诺耶与生俱来的气味缺失，必然意味着命运的煎熬。富兰克林直观的感受就是外在的一切太快，球戏、别人的说话和街道上的活动（EL 10）都显得太快，以致他不能理解。他的慢，因为有小伙伴例如汤姆・巴克玩球戏时接球的敏捷与准确而形成了对照，也就是与外在的、他人的快形成了显见的对比，而且同更大环境中的传统、理念和趋势产生了距离。在区分开来的环境面前，富兰克林不是以杰出的才能或美德等超拔出来，而以一种明显的劣势不得不面对并承受他周围的世界。这样，就必然地出现了外在对主人公形成的压力和压制。作为异类，富兰克林不见容于绝大多数小伙伴，为村人嘲弄，也不受父亲待见并常受其训斥，只有在他遗传所自的同样慢的母亲那里，才能获得呼应与理解。
谢建文：慢的原则与陷阱
虽然被环境刻画为迟钝，但富兰克林的分析与判断却是清晰而敏锐的。
一方面，他似乎在本能地为慢寻找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与优势，虽然这方面的苗头在他人生、心智和经验发展相对晚的时候才充分显现。在生命的早期，他已能体会慢的深切，并开始向往慢的另一片天地。例如，在看墓志铭时，他更乐意深入单个字母的精神之内，因为这些字母在文字中是恒久的东西、一再重复的东西。他爱它们（EL 12）。也就是说，他爱的是重复、恒久，而不是常变、常新。这里面也正暗合着他慢的气质和方式。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慢，知道自己今天种种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慢和喜欢安静所致；而他应该能性急起来，必须得跟上。否则，一切都会冲他来了。因此，他接受了外在压力，试图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迎合他人给定的角色期待和定位。他将慢作为要加以改变而不是要肯定的东西来克服。在这里，慢作为主人公的弱点和不利之处，尚未上升到人生与哲学上逆潮流而动所依恃的支点，尚未获得足够多的自省和反思力量而得以升华。富兰克林研究快，期待并相信将来要超过现在比他快的任何人，而且练习怎样成为“世界上最快的人”（EL 18）。
然而，慢终归是富兰克林要坚持的东西。而大海恰恰可为富兰克林铺展开一片慢的天地。
对大海的期盼，除了内含着对慢的想象外，还潜藏着对远方、陌生和“异”的向往旅行在文学中与视界这一主题密切相关。这一主题在文学中历经多个世纪的发展，反映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摆脱传统联系的个体被赋予了怎样的可能性。在怀着将自身融入无限之中这一渴望的浪漫主义文学中，视界获得极大扩展。远方对这一派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具有魔幻般的吸引力。这些角色不需要任何具体的理由便离开家乡，向一个位于陌生之地的模糊未来进发。但在19世纪，视界主题遭遇了问题，远方经历了一个去魅的过程。相关旅行文学中的角色，成了无根之人，旅行成了逃避之旅。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向大海的出发，正意味着视界和逃避的结合。Stefan Munaretto， Sten Nadolny. “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Hollfeld： Bange Verlag， 2006， S.26.。富兰克林认为，也许在很远的地方，在陌生人中更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更能寻得与自己的相似之处。所以，离开，不仅是摆脱他“啥也成不了”的地方（EL 20），而且可能是寻找和确立自己的身份，是获得支持。离开，是“改变自己”，并借此使“一切也获得改观”的开始（EL 20）。因此，向大海进发，是富兰克林摆脱环境、寻找慢的尊严和自由、建立慢之法则的不二选择，虽然他一直也在矛盾的纠葛中坚持学习并学会了快。在客观一端，富兰克林的慢也要在相对要慢和不得不慢的大海上经受检验、成为优势和发挥效能。只是当大海的航行与政治、军事、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后，这种进发便不可避免地要变得复杂而浑浊。富兰克林命运的结局表明，对大海的向往最后不能不是一个乌托邦。 富兰克林悄然地、不顾一切地出逃了。向东朝大海出逃。但他很快被抓了回来。刚开始想在陌生的环境里规划自己的未来，就迅速梦断了。他在父亲的传统里受到惩罚，被关了起来。他以慢来反抗，一心想着变慢至死。在生理上他的确也越变越慢，以至别人认为他快要死了，要为之准备安葬的事（EL 27）。最终，富兰克林以慢改变了环境至少是亲人们对待他的态度。
富兰克林学习和生活上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他想通过学习，为未来能上船做海员做好一切准备，包括知识和智力上的准备。关键是他想到了要向快的外部环境靠拢：他“有时尝试用刀子来练习快”（EL 31），或是通过爬树来练习快（EL 33）。只是，环境的固见难以松动。没人相信他的练习，认为他一直会是这个样子（EL 31）。慢的标签在那里，压力也常在。这种压抑压入了他的思维。但怀着梦想的富兰克林，学会了自处。他知道了以怎样的策略去面对环境、环境中的快及其一整套体系，并通过悄悄给母亲写信，或写那些只给自己一个人看的信（EL 31），通过与一个想象中的高个子朋友萨伽斯（同时也是他人生的指导者和建议者）交谈来保持内心的平静、丰富和对未来航海之梦的坚持，尤其通过借助书本来学习航海知识，为未来之梦打下基础。他似乎在多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在等待海员马修归来时，做好了准备（EL 36）；在因为对老师不敬而受罚被关禁闭时，他爱上了各类书籍，认识了包括航海家在内的众多著名人物（EL 4041）。更重要的是，他对时间有了自己的认识：世界上“有三个时间点，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太迟的，一个是提早的”（EL 41）。在这样一个时间框架里，他可能清晰地了解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他显然属于太迟的这个时间点。这似乎是命运决定的。但富兰克林的一切努力也并非是为了使太迟的时间点成为准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又一个点，哪怕永远只是一个太迟的时间点。在太迟与太早之间，他意识到了并接受了一种对立、压制的主体关系，虽然在身份未定的早年，曾有趋附与调和的举动和尝试，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千变万化之间还是坚守着这个太迟的时间点。他的一生，也许就是在向这个太迟进发。
富兰克林再次出逃了。这次不是从家乡、从家里向大海出逃，而是从学校、从他已获得的一个知识平台向大海出逃。他已等不及曾给他航行大海之允诺的马修归来。大海的召唤让他来到了去里斯本的一条船上。
在大海的航行中，富兰克林开始以慢来赢得朋友、锻炼自己，并在与快的交流和竞争中一步步体会慢的原则。不过，在与大海相关联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在世俗的力量、权力和现实秩序改良之梦中沉浮。所以，在海上，他起初并不是对慢及其原则本身有所认识和提升，反倒是巧借机缘，利用自己的知识，化慢为沉定和深切的优势，发挥慢之秩序的效能，从而借此获得收益。
在小说叙事中，富兰克林后来又一再回到家乡，并多次出发。其中，父亲最终支持他去做海员是非常重要的一环（EL 54），而富兰克林的好学与思考，正是慢最恰切的平衡手段（EL 58）。奥墨博士曾有意向船长举荐富兰克林，只是最终作罢。但他对慢的认识与认可，未始没有鼓舞作用。在他看来，富兰克林表面上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实际上是他对各类细节极度细心，这意味着巨大的耐心；而且他是个可靠的计算者，懂得通过特殊的计划来克服障碍（EL 55）。显然，这是他人对慢透彻的认识和真正善意的理解。反过来也说明了慢对于富兰克林实际具有的意义。富兰克林似乎掌握了一个独门利器，具有一种特殊才能。的确，他这种实际发生的超级的细致，让他的观察和计算特别有效。而且，他的好学态度与学习的过程，看似是对慢的平衡与弥补，实则是让慢变得熠熠生辉。只不过，主人公在恰恰借助技术、借助计算使慢添翼而不是使慢因为无知而落入蒙昧时，是将慢用作工具。慢所达至的效果，也就是富兰克林至少一时曾实现的权力、威望、社会改良的梦想与实施方案，恰与快所欲达至的相同。这就形成了反讽。所以，在富兰克林追求功业、谋求身份的现实时，慢与快实际上是合流了。
富兰克林向往大海，爱大海，但再次来到海上，面对的却是战争的残酷。他无法避开战争，先是参加了哥本哈根之战，后又登舰封锁河口，与法国人对峙，并参加了英美之间的战争，而且在新奥尔良之役中经历英国人的惨败，个人也身负重伤。在《缓慢的发现》所涉及的历史背景里，战争本就是主旋律。文学中的富兰克林，也毕竟与历史叙事中的约翰・富兰克林相关。所以，战争的影子无处不在。而且，我们发现，富兰克林海上所有的经历，无论是澳大利亚科考，还是海上的战役经历，或是后来去北极探索西北航道，都与英国皇家海军密切相关。后来，历经十年磨砺成为皇家海军二等少尉（EL 154）的富兰克林，更是成了海军少将。
富兰克林在少年时代，以他慢的反应、行动和思考方式，在作为向往、庇护和最初历练之地的大海上，获得慢的发展进程和向优势与才能转化的过程，得到心愿得遂的小小喜悦，尤其是认识到战争的惨烈，认为大海应与战争无关。萨伽斯作为引路人与富兰克林告别，意味着富兰克林已由少年的稚拙和慢的环境压力中破茧而出，而进入他人生新的曲折的阶段。他身份的多重发展，将在大海的浩瀚和缓慢中徐徐展开。富兰克林必将经历心路与外在的又一段旅程。
真正的海上之旅还是马修为富兰克林开启的。在马修任船长的“探索者号”上，富兰克林和他小时候的好伙伴劳恩德等人一起，去地球的另一边――澳大利亚大陆探险，到那里为帝国勘得新的领地。澳大利亚考察之旅结束后，随后的返乡之旅颇费周折，历时三年。考察与归乡，充满艰险，也时时见出历练。
富兰克林对与海上航行相关的一切都怀着好奇。对有思想的随行画家，对他陌生的思想，尤怀兴趣、谦恭和尊敬（EL 104）。此时，富兰克林的思想观念已获提升。他说：“我无论如何要认识所有始终不变的东西。”他感到对始终不变的东西很熟悉，但也知道难以把握（EL 104）。显然，富兰克林的这种决心、认识和感觉，都表明了他开始要超拔环境、自我提升，借助知识和思想来确定慢的根基与原则。他慢的自信，也真正开始固定下来。在返乡途中所搭乘的一艘军舰上，他应舰队司令的要求讲述“探索者号”的澳大利亚考察之旅。面对对方的催促，他清晰地说：“如果我叙述，先生，我就需要我自己的节奏”（EL 108）。他的节奏无疑就是慢的节奏。他要以慢来定出叙述的节奏和事情的节奏。慢也成了他交往时的一个个性基点。 富兰克林主要还是从慢来体会慢，坚持慢，施展慢的影响，最后有意或无意地定出慢的原则。只是，当慢成为原则时，富兰克林似乎确立起的主体，最后却证明仅仅是幻觉。
返乡后不久，富兰克林又再一次出发，上了一艘小型军舰，去拓展航海方面的知识与舰船上的技能，并阅读但凡能找到的书籍。在此过程中，他常有触动、思考和反思，有时也加入或旁听他人关于艺术、关于快慢的争论、探讨。其内在日见丰富。
在军舰“柏勒罗丰”号上，富兰克林给锻炼得万事不忘，头脑像个极善于容纳的仓库。而且他不避将知识传授给他人，视此为责任。半年后，所有人都很了解他了。就像所期待的那样，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别人都向他咨询，并允许他有时间思考，从容作答（EL 132）。情况表明，富兰克林在频变的环境里，以知识、能力、善意和胸怀赢得了尊重，从而也为慢赢得了空间。特别是在战舰“贝德福德”号上，富兰克林自己的判断和敢于拒绝的态度开始鲜明了起来。他以自己的步态走路，按自己的节奏说话或发布命令，而且，在多次遇到风暴时，知道如何决策、在什么时机以及依靠谁去化险为夷。他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而且，新奥尔良战役在他额头上留下的那个伤疤，还给他赢得了新的不可解释的尊敬（EL 157158）。这之间，他并未向快屈从和转变，而是让周遭认可和接受了他慢的方式和原则。
最关键的是，他在不得不投身其间的战争中，在大海的航行中，在与女人相关的几次经历中，以慢获得才能和力量以及与环境交流的方式，从而成长，进而获得身份的肯定，最后得到反过来对环境产生刻画作用的权力。
二、 冰原的召唤与幻灭
召唤富兰克林的如果说最初是大海和船帆，接下来则是与这一切相关的北极。富兰克林想象着极地的冰山、冰块、航道、夏日、陆地和不那么匆促的时间。北极就是“他的故乡。故乡不是林肯郡、不是英国。整个其他世界都只能是抵达这一故乡的第一步――都只是过渡性的东西”（EL 183）。为此，他一定要成为船长，去寻找极点，然后是那块陆地（EL 183）。所以，他又一次出发，做了“多萝西娅”号和“特伦特”号这两条考察船中后者的指挥官。考察船应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格陵兰岛穿过，越过极点，至白令海峡，然后抵达彼得罗巴洛甫夫斯基港――库克船长曾到过的堪察加半岛的海港，也就是探索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企盼的西北航道。
富兰克林的首次北极之旅，就像他以前的航行那样充满艰险，虽然是内涵有所不同的艰险。在这里，慢终于借助权力和信赖成为大家的准则。富兰克林要求大家调整他们快的速度，而以他的慢为据，这样能力避混乱，并有利于整体（EL 192）。“慢获得了尊崇，而快成了差遣的对象。”（EL 193）
考察船在浮冰间行驶（EL 194），后被冰封住，与断裂的冰原一起飘向正确的地方（EL 196）――也就是他们设定要征服的北极。但“奇怪的是，愈接近目标，他[富兰克林]愈清晰地感到，他根本不再需要这个目标了”（EL 196）。毫无疑问，北极这个目标与功用紧密相连，也就是为帝国争得征服之功和疆界的扩张。富兰克林疑惑了，也排斥着，因为他在反思。此外，他对于自然之下的无人之境也并不艳羡，因为他或许体会到了他在大海上作为船长，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在小说叙事中，对富兰克林此时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有进一步的分析。北极吸引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并非因为他想从那里重新开始一切”（EL 197）。也就是说，富兰克林不是想借北极的征服来开始自己的征服。“为了抵达那条路，目标曾是重要的。他现在有了这条路，他走在其上，北极又成了一个地理概念。”（El 197）看得出来，富兰克林是超越环境和世俗的。向北极进发，并不是为了向个人和集体的荣誉与功业进发，而是走上一条自身发展与丰富的道路，也许就是一条确立自我的道路。这里，显然已不再拘泥于对社会身份的追求。虽然他已获得了他人对他身份的认同。他有了观念和行动上的某种超越。这些都依赖于他因为慢和由慢发展出来的沉定与沉思及其习惯和态度。如果说，早期的富兰克林必须借助环境和外在来获得自己的身份与平衡，那么现在，他通过各种类型的学习和经历的积淀，已变得不那么需要外在了，哪怕北极曾是他的梦，被他视为故乡。他所要的现在显然只是内在。内心的追求，于他才是无止境的。而且，对外在世界的目的论，他在感觉里已是排斥的。他不企求完成和完善，而只在意过程。“他只有这个渴望：永远在旅途，正如现在，处于发现之旅途中，直至生命结束。这就是富兰克林生活和航行的体系。”（EL 197）对于他，追求的过程是重要的，希冀本身是重要的，不求结束和结果及其所带来的新的开始与利益。也就是说，他在过程中，永远也在开始之中。这与目的倾向和工具性原则根本相左。
富兰克林的第一次北极探险还是以无功而返而告终，因为考察队并没有达到北极点，他们是因为船出了问题等原因不得不返航。当然，在伦敦他们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人们以为他们是从北极归来的（EL 210）。
1819年的一个星期天，富兰克林的第二次探险开始了。这次是经加拿大北部的陆地抵达陆地的北部边缘，然后沿未知的海岸东向前进，以探明西北航道尚不为人知的部分。如果说前一次主要是冰海之航行，这次发展到最后，则主要是雪地与冰原充满艰险和死亡的困厄跋涉。
在北极探险问题上，虽然富兰克林对征服北极这一目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且显得很清醒，但在小说此时的虚构现实层，我们还是可以读解出几重相关的想象与虚幻。
第一重幻觉，富兰克林所在的探险队曾以为北极的海岸到处是海豹、鲸鱼和北极熊，到处是海雀和其他大鸟的振翅，红色的花朵汇成火焰似的海洋（EL 245）。但其实，这里食物匮乏，一片死寂。对自然美与富足的想象，迅速破灭。
第二重幻觉，以为北极的土著，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爱斯基摩人，尤其是后者，对白人、白人文明会像欢迎远方的客人那样怀着客气与好奇，会表现出仰视的态度，而白人们也以为在面对当地居民时可以俯瞰和君临，至少是能如布施般地分发礼物和按照规则进行易货贸易或是用对等物交换彼此所需要的一切，尤其是所缺乏的食物。但实际上，北极探险队请来的这批印第安人，其父辈曾杀戮爱斯基摩人，对后者欠有血债，所以在此次作为向导和探险支撑时，仍强烈担心父辈的罪恶会不得不由他们来清偿。而爱斯基摩人围拥在白人探险队的临时营地，因之前与白人的交往，积累的也均是负面的经验，所以，他们表面上接受派发的礼物，或是进行易货交易，一派平和与熙攘景象，但实际上是意欲伺机杀死探险队队员。最后，他们潮水般一下子退去，在广阔的海湾里消失得无影无踪（EL 244），也只是根据巫师传递的信息，得知这些白人受到了海底女神的保护，才心生恐惧而作罢。所谓对“异”和陌生的想象与对待，在只是遭逢而不是交往的外来者和土著之间，都存在幻觉。此时白人探险队是主视角，所以富兰克林所在一方的探险队便体现为“异”与陌生的想象主体。 第三重幻觉，探险队以为在探险途中，帝国会通过它的贸易公司例如西北公司（FL 223）和其他在当地的机构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与探险所需的其他便利，但探险队所遇的只是很不积极的物质支持和配合上的严重缺位。因此，帝国的力量和福泽，在通向北极的那片冰天雪地里，如果是期待，那也只能是落空。
第四重幻觉，涉及富兰克林三次北极探险的根本目的。前两次的失败，带来的是探险途中的艰辛与死亡，以及探险队返回英国后被加之于身的毁誉和荣辱。而第三次探险，也并非因为有了前两次经验的积累，就变得更顺利和更有实现目标的可能。相反，几乎从一开始，探险队似乎在朝一个明确的目标进发，但实际上却不得不更艰难地、付出更大牺牲地在目标幻觉和方向迷失间跋涉。他们经历了与同行的印第安人如何打交道，与期待相遇又必然是偶遇的爱斯基摩人如何交往，如何协调探险队内部的力量与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遇到了饥饿这个最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看似是为了去寻找和打通西北航道，实际上最后却只是踏上了在河流、湖泊、海湾和被冰雪覆盖的陆地之间同饥饿进行较量的旅程。探险队必然或不得不经历和面对与饥饿相关的一切经验和问题――疾病、谋杀、背叛、死亡，以及克服饥饿问题的种种努力、危难时相互扶助的人性光辉（EL 251）。在饥饿压力下，有人例如探险队成员米歇尔因为自私而谋杀同伴以获取食物，堕落为兽，并上演了小说中所暗示的人相食的人伦惨剧（EL 258）。为了解决饥饿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探险队进入冰原之初所建立的木屋营地 （EL 260），成为他们自救的希望所在。生命的方向被紧紧锁定在那个苦苦期盼的营地。而及至抵达，却发现并无任何食物储存。希望彻底落空。富兰克林他们本来是为探险任务而来，因大自然如此伟力，也因为组织配合上的问题，而让饥饿及其克服问题，无论是在生存意义上，还是伦理层面与人的精神层面上，都占据了人物世界的前台。在小说人物发展层面，这绝对是一种偏离；在情节设计层面，倒也无可厚非。本来小说所要描述的，一定是这个寻求西北航线的过程和种种的相关情状。只是，我们顺着人物视角看，出发的雄心、期待和使命，终成幻觉。
在18251827年间，富兰克林又一次展开了西北航道的探险之旅。探险非常顺利，而且收获颇丰，但西北航道仍未找到（EL 285）。既然在北极探险上至少是一时难以再展宏图，富兰克林似乎是顺理成章地谋得了范迪门斯地的总督一职。在这个其时的流刑营，他自感有如有为的明君，不过也清楚地知道要采取措施才能为他的社会改革理想找到出路和实现的可能。他在岛上的原住民、囚犯、获释的刑囚与殖民者之间寻找关系和利益的平衡，但空疏的社会改良方案与一度巨大的改革雄心，同鄙陋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深刻矛盾，最后还是被利益纠葛、阴谋、权力斗争、制度和习俗积弊化解于无形。这样，挽回尊严、消抵在世俗利益之争中处于劣势所受的伤害和所产生的颓废，对富兰克林来说，唯一的途径又似乎只能是在远离英国的北极之地了。只是，这一次的出发，依然并不纯粹。他的慢无疑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却也只能是服务于所谓发现这一目的。
富兰克林去海军部领受了北极探险指挥权，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北极进发（EL 342）。这一次船只、人员、物质配备更为强大（EL 344），但考察队不再可能在慢的范例展示地北极和快的发动机伦敦之间往还体味了，不得不永远留在他们曾幻想过的无始无终之中、无限拉伸的慢中。从探险队留下的白骨、文字和其他遗物、遗迹看，同时也借助搜寻过程中所遇当年作为目击证人和经历者的爱斯基摩人的回忆或听闻，我们了解到当时还剩下的105名探险队员弃船而去后，少数死于陆地上的跋涉途中，大部分在大钓河入海口的一个海湾死去（EL 354）。致死的原因，不单是因所带食物腐坏引起的饥饿，不仅仅是比往年更厉害的冰封，而且还有败血症（EL 355）。
1847年6月11日，富兰克林病死冰原（EL 350351）。其后探险队失去踪迹。之后很多年，富兰克林的妻子简为寻找失踪的丈夫及其探险队，还有多支其他搜救队，费尽了各种努力去探寻富兰克林等人成谜的命运。
富兰克林的个性发展和慢的原则，在一次次海上考察之旅、海战征途、北极冰海或陆地探险之旅中经受检验。他最初出发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陆地上快的生活，虽然他也为大海和探险所吸引。但主人公所能发现的“异”和他者，只是确证了他诸多至深的幻觉。远方可为他一时带来功业上的荣耀，但无论是在他曾考察过的澳大利亚，还是在后来出任总督的流放地小岛，抑或是北极海及其濒海之地，所能发现的都“只是又一次发现的家园的现实世界”②③④⑤⑦⑧Stefan Munaretto， a. a. O.， S.28；S.6；S.1011；S.18；S.6；S.7；S.67.。
三、 慢的逻辑与原则
现代机器和设备，尤其是运输和交通技术的急速发展，对现实具有特别的意味，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火车的出现，一下子便使旅行速度成倍提升，而其他科技设备例如邮政马车、汽船和照相机等，持续不断地加快了看的速度，并以此破坏了感觉者意识中的空间和时间。因此，19世纪上半叶在文化学上被视为人在时间和空间意识发展上重大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产生了“第一个震撼”即速度震撼的时代。②在这样一个早期工业化时代，“前现代思维为一种新的以哲学和文学上的启蒙为标志的思维所替代：个人对传统和权威经历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评判，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和社会进步得到宣扬，政治权力以功绩而不再以出身为据，目的理性思维和利益追求越来越显著地决定着经济活动”③；对个人而言，“世界因其快速的变化与社会的无根性趋势，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不可通观和令人恐惧”④。
“有过两百年历史的加速震撼，今天仍有后续影响”⑤，这种加速的过程与后果，已成为现代性话语中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层面。纳多尔尼的《缓慢的发现》被置于时间与空间之压缩首次集中呈现的时代，塑造了一种慢的原则和对立极姿态，无疑也具有审视和评价“加速震撼”及其时代的姿态与意味。小说从慢的关联入手，既揭示了“速度原则作为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的基本范畴如何得以贯彻，怎样强迫人们适应一种新的加速节奏，如何破坏社会结构并威胁个体的身份”Ralph Kohpei， 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München： Oldenburg Schulbuchverlag GmbH， 1995， S.7.，也描述和展现了慢的突围与如何作为对立的原则确立起来。 以慢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尝试，让读者意识到，在“速度虚妄和持续不断的[发展]那一边”，可以存在不同的基本经验与时间维度⑦。慢的原则提供了一种希望：我们不必永远“固守于现时的破坏性”⑧。
富兰克林从北极探险返回伦敦，发现在这里到处显出“时间紧张和匆促”（EL 266）的景象。快的秩序和越来越快的趋势控制着人们的生活与行为举止。他深切地意识到了当下时间被剥夺的危险。慢的发现对他来说，意味着是“发展出一种策略来抵抗快和世间令人压抑之匆促对生活不停顿的腐蚀。社会以快、以快之强制性和必要性为基础，并以此施行毁灭性的权力”⑩B11Claudio Magris， Verteidigung der Gegenwart. Sten Nadolnys “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in： Paul Michael Lützeler （Hg.）， Sptmoderne und Postmoderne. Beitrge zur de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 Frankfurt a. 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1991， S.84；S.83；S.87.。富兰克林慢的行为和思考逻辑，使他成为通过慢去留住当下、留住时间的发现者与实践者。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主人公的慢及其种种关联，展现了如何“抵抗对时间的破坏，抵抗快，抵抗对当下的毁灭，保护当下免受从各方面进逼的暴力威胁”⑩。
富兰克林的每一次旅行，不论是海上航行、冰上探险，还是在四壁间的思考旅行，都是一次次“奥德修斯之旅，都是针对这一问题寻求答案的冒险之旅。这个问题是，主体在与世界和他者相遇时是已找到还是失去了自身，是已构建起了还是破碎了自身，是否存在于旅程的何处，或者是已得到确证，还是被证明只是虚无”B11。的确，主体与身份的问题，在慢的原则和权力之下，显出对主人来说所具有的核心性。在世俗层面，为了处理好并赢得与世俗的关系，富兰克林需要确立身份；在心理、反思，最终在精神层面，他需要寻找、构建并确立起自我，以慢为个性和核心的自我。主人公在大海和冰原上，以逐步建立起来的慢之原则的自信和权威来寻求自我，寻找在社会体系中确立的身份，其间核心地包含了对自我的预期、理解和体验。尤其是这种理解，决定着与慢之原则紧密相联的自我和主体是否具有自在性、自主性，而不单是社会的一种赋予、规定或妥协。
面对工业革命、技术发展、进步信仰合力形成的快的趋势，富兰克林以慢的天然缺憾与奇异才能，以与慢相伴随的静的定力，站在少年时的球戏及其氛围中，成为与环境相区分的玩伴。外在对慢的压力，让富兰克林不能见容于父亲和所在的小镇，这使其焦虑，想努力摆脱这种压制；而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坐在马车里透过近处风景急速后移的快而去看并发现远方的缓慢和其中的安宁，还是远去海上或北极的冰原，都在寻求慢的呼应和合法性，探索其中慢的原则，以此去克服身份的焦虑。作家这样来设置富兰克林，让他成为一个思考者、远方的渴盼者和探险者，同时极力刻画环境怎样压制和摧毁他的慢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让他在主体的幻想中，在权力的获取与失去中，在国家政治、军事与经济利益的雄心和饕餮之欲中，经受煎熬。而且，并未让他作为一个完成者，而是作为一个失踪的未完成者，归于作为自然的茫茫冰原，成为隐匿。
作家在富兰克林内、外在的发展变化中，着力刻写了在快之强制中的慢和慢的原则，从而揭示了慢的构建性和批判性。对于主人公来说，慢是心智、情感和作为的贯穿线。慢作为上天所赐，成为主人公世俗的弱点，也是他的特质、才能、生存方式与法则。也就是说，主人公为慢而生，因慢而死。他是慢的天才，慢的践行者，也是慢的牺牲品。当然，慢并非主人公的死因，而是主人公至死仍坚持的原则。
归纳起来说，慢在文本内外，具有这么几个层次：
第一，作为身体机能特性，成为富兰克林小时候与环境区分开来、受到外部压制的原因，也体现为个体与外在、主体同角色期待之间发生冲突的根由。
第二，作为一种行动和生活方式，影响了主人公在求生存、发展和施展权力过程中的命运轨迹。
在富兰克林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慢作为世俗之快的对立面，是快压抑和抛弃的对象；而当慢与权力结合时，也就是说，在主人公历经为学时的匍匐和幻想状态与航海时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发展阶段，进而获得探险指挥权和最后作为殖民地总督的军政大权时，慢不仅成为快和更快的对照物和对立原则，而且，成为快的修正与克服方式。此时，在主人公这里，是带来外在的荣耀与尊敬、内在的沉定与反思；在慢的原则所及之处，则是带来有限度的与暂时性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不过，慢究竟没有成为普遍原则。这是其不足，也是其幸运。对于慢，富兰克林有体会、有认识、有反思，将之利用为获得权力、功业从而争取身份的处世手段，并提升至对抗外部快之时尚和趋势的本体论原则。我们看到，富兰克林作为一个慢的奇才，对慢的体会是真切的，其内、外在的压抑和磨难自不必提；对慢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大抵颇为警策。
从慢的角度出发，富兰克林对快有着非常细致的体察。这种快的观察与体验，他小时候在玩伴或同学身上，后来又在参加科考、战争或北极探险的队员身上都有经历，只是在伦敦的大都市生活中体会更深。伦敦，作为大都市的样板，驻有给予富兰克林相关支持、促其北极探险梦想成真的海军部，为主人公备下了日后成就一段姻缘的爱情，也让他观察到伦敦快的变化。一次是与日后成为他妻子的珀顿同看伦敦，富兰克林发觉这城市相当陌生，整个城市似乎爱上了速度（EL 163）；另一次是从北极探险失败归来，在伦敦城里看到的不是安静与从容，而是匆促和时间上的紧张（EL 266）。而且，这种匆促成了“一种普遍的时尚”（EL 266）。当富兰克林第三次从北极探险归来时，他发现：“伦敦在蒸腾。设备、机器、铁路设计一天天在增长，人们称之为进步。很多人参与其间，少数人得益，大多数人目光闪闪地盯着这进步赞叹：‘不可思议！’”（EL 286）无疑，在富兰克林眼里，伦敦成了快与进步的象征。只是，富兰克林感觉得到这种快的原则和更快的趋势，但对此深表怀疑和困惑。 然而，当富兰克林真正掌握了慢，能够以慢为手段和原则，而且似乎刻画与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身份发展格局时，也就是说，在慢最后被判断和接受为一种方式与原则时，慢在这位主角身上发生了变化。它失去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对立极格局，与快合流，而不能再或不必再分庭抗礼。突然有一天，当富兰克林实现了他外在的发展时，他被人恭喜为一点也不慢的正常人：他在成婚后，出版描述北极探险的著作《北极冰川海岸之旅的报告》并大获成功，一夜之间被视为“勇敢的探险者和伟大的人”，得到海军部、科学家们和勋爵协会的尊敬，被吸纳入皇家协会，且被海军部迅速任命为船长（EL 274275）。在荣誉加身的时刻，前来祝贺的人说他根本就不慢，从来就没有慢过，是个很正常的人（EL 275）。虽然富兰克林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慢人，即便想快，也快不起来（EL 277），但他一切的努力所实现的，事实是将他最终纳入了快这一主流体系之中。
此外，慢一方面遭遇了某些角色的排斥、压制和修正强制，另一方面也在奥墨博士等人这里受到赞赏和鼓励，还有获得肯定的时候，例如首相皮尔在教育问题上认可慢的必要性与作用。因此，慢也推动了人物关系的调整。
第三，慢与自我追求间存在一种激发的关系。与慢相关的惶惑、反抗、妥协、追求和超越，颇为醒目。中间添以爱情、权力、对远方的征服、对陌生和经济利益的攫取等要素，慢发展成一种精神气质、社会环境关系中的一种身份标记和一种规划原则，从而让自我的追求显出多变的特征。
第四，作为一种观念与规范性原则，在主人公这里，意味着个性化的身份已能超越环境存在，甚至能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或是使环境适应慢的原则所提出的要求；又可超出文本层面，着眼于虚构现实之外的传统与现实，直接与快的原则形成对立，从而作为一种对抗的力量而具有批判性。慢被提升至反主流、反进步的思维和工具理性，以及一种反对快所推动和塑造的普遍性时间的态度、方式与途径层面。慢的被发现和可以给出的个性化时间，使它成为更需要和更可追求的对象，成为可被祭起的体现了对立价值与实践的大旗。只是，在最后，慢终究成了值得呼唤而又不得不哀悼的牺牲品。从慢作为奇崛的叙事要素设置来看，作家意欲在慢及其系统中植入批判性，却又在情节、人物和思想的展开过程中，一步步消解了慢可以具有的抵抗力。
第五，慢在作家这里，当然是作为文学虚构时的一个特定视角，其中包含了作家特定的审美趣味、演示技法和思想诉求。在叙述层面，慢不仅成为议论的对象、讨论的主题之一、科学测定的对象，而且借助主人公特定的感知，将外部现实转化为主人公的心理现实，且通过慢的感知视角下的放缓，使叙述减速，令小说中的多种叙述声音间显出落差，并在叙事结构上出现向细节拉伸的特殊层理，进而使之成为规划情节内容和情感内容的结构要素；在反思层面，慢发展成一种以文学形象体现的现代理性批判原则。
四、 慢的形式要素
纳多尔尼凭借《缓慢的发现》这部作品，成了最著名的采用“慢”这一主题的作家。小说在其针对文明的批评性讨论中，探讨速度与进步的联系，为缓慢辩护，这在当代德语文学中并非孤例。汉德克的《缓慢的归乡》（1979）正是这类主题上可以比较的例证。作品涉及“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体受到的威胁、身份丧失和异化的问题。作为主人公的地质学家佐尔格承受空间被毁和环境自然形式被破坏之苦。他也像富兰克林那样逃避入北极圈以北无安居之所的世界。在那里，他通过观测和描写外在风景来厘清他与自然和与他自身的关系”。Vgl. Ralph Kohpei， 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München： Oldenburg Schulbuchverlag GmbH， 1995， S.53.
《缓慢的发现》采用了历史叙事中富兰克林的传记要素，尤其是个人层面的发展框架和大的历史背景。小说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文本内的事件构架，政治、军事与经济要素，权力、探险和发现因子，它们占据了叙事前台，但这一切显然又不是在为历史人物富兰克林作传。作家变动了根本性的叙述视角，用主人公特有而特立的慢，去贯穿自我的生存空间、权力的争夺、探险性的发现、个性的确立，乃至自我寻求的虚幻，同时反过来，在生活、情感和精神发展层面诸要素间的对立与转化关系中，确立并凸显慢于主人公的命运意涵、精神向度意味，然后又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将慢推至与快相对立的总体原则，而具有逆向特质与批判渐起之工具理性和现代性焦虑的意味。
在小说中，慢的焦点具有非常强的构形能力，富兰克林被塑造成一个慢的类型化角色。早期，他在社会环境中因慢成为弱者，在自我身份层面以慢去寻求身份的确立，在小说情节层面以慢来作为故事发展的推动者。然后，借助一定的叙述逻辑或偶然事件，“传统的现实性与超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③Stefan Munaretto， a. a. O.， S.46；S.37. ，令这个主人公的能力和才能极大提升，当新奥尔良战役以一颗枪弹在他头上留下两个弹眼，而他大难不死时，他的沉定和他以慢获得的权威，使他俨然成了一个慢的天才。这种自弱势地位向异能和权力转化的格局，在几部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品中都留下了对应性的相似痕迹。《铁皮鼓》（1959）中自己决定停止生长的奥斯卡・马策拉特，除了以尖叫震碎玻璃的异能外，作为天才性的铁皮鼓演奏大师，以超常的智力和敏锐的观察力，由自选的侏儒地位成为纳粹统治犀利的揭露者。《香水》中的格雷诺耶，由一个缺乏气味的人，凭借气味的异能，成为香水天神，最后在控制他人的时候自我毁灭。而《睡眠兄弟》中的埃利亚斯这个听觉奇才，在与音乐相沟通的过程中获得突破，成为音乐天才，赢得愉悦、尊重、爱和与上帝的联系，虽然其最终的结局仍逃不出命运的劫数。我们还可以举出《狐蝠》的例子，那个训练而成的声音收集者，也是声音上具有才华的人，他在声音视角下完成了自己耳证人和罪犯兼具的角色历程。
《缓慢的发现》叙述场景细密。部分表达因为采用取景框技术，且与主角的感知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凸显和叙述之流刻意留驻的情形，因此在场景描述上出现了特别细的层理与形态。但大量快镜头又压缩了情节内容，场景之间可谓连续性与断裂并存；小说的时间线索也是明显的，但富兰克林成长和生活的几个主要阶段，虽然描述倾向于传统叙事，却也非完全采用编年体的方式，而是有意突出了主角的某些生活阶段并变动了相关历史事件的秩序；空间结构亦清晰可辨，体现为陆地、海洋和北极探险这几个生活空间，其中陆地的生活空间（包括少年时代的家乡场景、数次返乡、航海途中停泊的城市、战争结束之后在家乡与伦敦等城市之间的穿梭和逗留）因为主角的行动逻辑而具有准备性质和临时过渡性质；情节的线索虽然多样，但主线还是围绕富兰克林的慢而展开。慢的特质、理想和原则，清晰而细致地将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虑、所思、所期冀和规划及其实现的艰难串联起来，且未刻意地去推动情节的曲折。此外，小说叙事虽是第三人称，但更多的是人物视角，这样就产生了视角的局限性以及叙述的表层和断层性；叙述中，为了压缩信息的植入，或是为了感叹表达的需要，颇为可观地采用断裂句式；对于某些角色和他们特定的行为，小说中时见调侃或嘲弄，颇具机智俏皮色彩；同时，因为故事的设定是以英国和世界之间的往还空间结构为主体，所以小说的英文色彩不可小视：很多的人名、船名和城市名等，都是用英语来表示。 整体地看，小说叙事的特点体现于时空集成性压缩和场景描述细腻的两相结合。作家的“艺术在于，从结构上将一个发生改变的、变慢的时间经验过程转化成了他写作的方式和其诗性语言的姿态”Ralf Schnell，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seit 1945， 2.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 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2005， S.495.。
《缓慢的发现》在体裁运用上呈现出混杂的特点。这与《香水》等作品具有相似性。历史上的富兰克林，其生平和生活轨迹被多有变动地纳入小说叙事；在事件呈现的详略程度和事件先后次序的安排上，在以富兰克林为中心点的人物关系设置上，均体现了虚构现实内在的要求，但这部作品还是因为其传记要素而呈现出传记小说的底色。
与传记小说相连的，首先当是这部作品的历史小说性质。纳多尔尼在作品末尾列示小说部分采用的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文献――其中包括富兰克林和其他北极探险之旅参加者的探险报告、新的相关传记和研究文献，并指出历史叙述与文学虚构间的差异。此外，“在附录中没有列示的是许多关于社会历史背景、关于感知心理学等的文本，相关的知识在小说中也清晰可感”③。可以说，在《缓慢的发现》中，历史上的时间与空间结构以及特定的历史事件构成了小说的框架；在小说主人公身上，“很多细节颇有历史渊源”②③④Ralf Schnell，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seit 1945， 2.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 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2005， S.495； S.46； S.47； S.51.，富兰克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清晰地作为历史人物来辨识。
其次，主人公在漫长的内、外在经验过程中，在自我身份确立和外部环境的矛盾关系中，体现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因而又赋予了小说以教育小说的性质。在小说的文本现实里，旅行主题因为地理学与人类学的考察和北极探险而得以彰显。尽管与旅行文学相关的目标追求最后表明具有幻灭性质，但作为旅行小说的体裁属性也不容忽视。②
此外，《缓慢的发现》与文学或非文学前文本存在互文关系。例如，小说将利奥波德・麦克林托克解释富兰克林北极探险最后命运所做的勘查工作、相关的文字和结论写入或直接引入作品（EL 354355）；“天际线”与对其的向往这类在文学史上有着悠长传统的主题，也被小说融入叙事肌理，譬如天际线在少年富兰克林的生活中具有强烈的召唤作用，吸引他走向大海，走向可以逃避的地方；而绘画等与小说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英国风景画家威廉・透纳的多幅画作便对小说的产生具有推动作用。③
最后一点要指出的是，《缓慢的发现》很深入地运用了知识的构架。航海知识、地理勘探知识、探险目标区域的地理与气候知识、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知识、人类学知识、科技史知识被有意识地纳入人物塑造、时空框架构建和环境氛围的营造之中。加之各种有关人、自然、艺术和政治等主题的讨论与思考文字，尤其是关于慢的话语，使小说在知识诗学之外，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
《缓慢的发现》恰如许多通常被纳入后现代序列的德语文学作品，一定是在紧靠现代主义文学美学方案和价值诉求的地方才显出其后现代性。小说在叙事复归这一显著的美学特征之外，其体裁杂混性、互文性乃至元虚构性质，可以说也不难勘定。只是，它与那些破坏向度的后现代文学作品区分明显，因为，当它以慢及其原则来抵抗快与进步的逻辑和秩序时，不论其效能多么无力，它“对启蒙和人文主义价值坚守”④的信念，依然炽烈可感。慢的叙事，即便苍白，也极为警策。
In Sten Nadolny’s best known work The Discovery of Slowness （1983）， he portrays British navigator and explorer of the North Pole， Sir John Franklin， as a discoverer. In this novel， the author depicts how slowness is transformed from a mental quality of the protagonist into a principle of power in the seafar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North Pole， and finally shapes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rroundings profoundl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rinciple of slowness sets an antipole to the speediness in the era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 times. Slowness makes the readers aware that there exists a cornucopia of experience and time “on the other side of delusion of speediness and restlessness，” which offers a hope that people are able not to “persist in the current destruction” forever. Therefrom， the author’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rinciple of speediness in modern society emerge.
Sten Nadolny；The Discovery of Slowness；slowness；antipole to speed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