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总结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的林德消费结构升级、雷布斯基要素结构升级与克鲁格曼本国市场效应升级三大方向。并结合我国出口结构的国别趋同经验，讨论了和我国关系密切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示范作用，我国需要同时注重追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赶超效应。在培育新型比较优势，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我国需要通过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调，保护我国的新兴自主知识产权丰富的技术型成长企业;在经贸政策中注重对最终产品的税收减免与减让，引导居民消费高质化本地化;在分配政策上注重对劳动力的保护与发挥其他要素的有利作用，统筹分配要素报酬，保证效率兼顾公平的情况下推动通过劳动回报提升带来收入提升，实现在中远期我国居民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需求结构;要素结构;本地市场效应;贸易结构
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出与研究现状
归纳现有文献成果，可以发现无论是经济放缓还是结构转型方法，核心都在解释一个或多个因素造成了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失败，从而无法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获得持续的增长的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从实现了经济起飞和新型竞争优势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与香港台湾等的经历中寻找解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办法与对策。但是这种研究对亚洲经济体的过度重视一方面可能忽视了我国转型中面临的真正方向，同时也在国家层面忽略了大量其他国家的有利经验。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三大转型方向
在结构转型的问题中，核心的问题在于理解转型结构向何处去，也就是理解富国为何为富的问题。高收入国家虽然较低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为少，但其也各有特点。其中既有以文化和科学创新能力与制造业质量水平而领先的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也有以资源优势而获得高收入的国家，如阿联酋、加拿大等，有国内经济结构偏向于资源型产品的澳大利亚等，也有以服务业金融业立国的冰岛和卢森堡等，也还有国内福利保障健全贫富差距极小的北欧等国，也有贫富分化较为和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严重的西班牙等，有国内宗教文化等都极端自由宽容的荷兰，也有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的沙特。高收入国家也并非解决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也存在着如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和产业结构老化等潜在的风险。脱离具体分析和方向盲目的讨论转型升级，要求我国在解决所有内部风险与外部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才实现转型升级和国民收入的稳步提升也是不现实的。我国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不利因素，但在把握住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的条件下，我国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升级迹象，通过把握这些转型升级中的基本点，结合政策推动。我国能够在部分现实问题可能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效的应对中等收入挑战。可以先行完成结构转型，再伴随着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国力增强，就有能力应对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而我国的结构转型目标是在保持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我国的比较优势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向更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动态转变。这一过程中，我国当前有一些历史遗留经济问题，比如过度依赖外需出口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国内消费不足，部分行业的研发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等;也有一些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出现新现象，如人口结构转向老年化，人口红利面临耗尽，劳动力价格上升等。这些新老问题，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原有的以青壮年低技能劳动力为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优势正在丧失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需求。但是，风险之下也潜伏着机会，上述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我国劳动力收入水平提出带来的消费水平上升，以及人口禀赋增长空间见顶所带来的要素结构变化。此外，我国在2014年IMF的报告中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问题的第一大国，而按各种报告与统计我国都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总量上坐二望一。这对我国产业意味着庞大并将继续增大的市场容易也成为定局。而消费结构升级、要素结构升级与国内市场分别对应着贸易理论中竞争优势的三种来源，分别是由林德假说发展的需求相似性出口，以雷布津斯基定理带来的要素结构转变带来的相应行业的倍速增长，以及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经济地理理论中所提出的由于规模经济和本国市场效应带来的成本竞争的优势。具体来说，这三种转型方向反映的增长来源在于如下方面：
1. 林德假说与消费结构升级
林德需求转型是我国产业升级转型来自于国内需求转变的第一个重要方向。早在1961年林德就提出，两个发展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间贸易额可能更大，因为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间对产品质量和类型的偏好都是接近的。我国经济保持多年调整增长，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不仅反映在居民消费量上的提高，更反映在居民消费结构上的优化升级以及产品内在品质和外在的品牌形象的需求。而近年来广泛的质量问题的曝光，其内在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质量需求与当前的生产能力与国内标准不相适应的矛盾。以手机为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是以山寨功能机廉价型产品为主，其主要产品价格为一百至数百元，仅是当时国际手机主流厂商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旗舰产品的零头，其所竞争的细分市场也完全不同。而在智能机初期阶段，国内消费者慢慢加大了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但由于国内手机厂商的品牌质量层次不高，大量的消费转向了苹果、三星以及索尼等进口产品，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华为等为代表的进入高端市场竞争的新产品。在食品、电子产品、皮包和其他家用电器及日用消费品等行业，反映了我国消费者需求升级的事不胜枚举。在未来随着我国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到的是消费者对于发达国家品牌打造与质量标准的产品需求只会进一步提升。而在我国当前部分行业的企业应对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情况是大量的产品通过海淘与进口等方式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升级。如果我国在更多行业中的企业能够满足这种消费结构的转变，更多的生产符合发达国家需求的产品，无疑将使这些行业成为我国新的结构转型的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2. 雷布津斯基定理与要素结构升级
我国结构转型的第二个机会来自于要素结构转变带来的比较优势转变，雷布津斯基定理指出，一国中某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加倍增加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的产量。我国当前正是面临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部分学者担心人力成本上升与人口红利会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而这本质上即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动方向之一。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下降的过程中，对应的是资本丰裕度上升，这反映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与金融资产问题的增长上。资本的增加能够带来资本劳动比的提升，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本与培训。此外，在劳动力内部结构上，我国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精通外语，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这些劳动力属于技术熟练型劳动力。这些要素的改变意味着未来我国的竞争力行业必然是相对更多的使用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行业。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这些行业的附加值相对更高，也有更好的劳动力要素报酬。在进一步细分多种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由于国家更注重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我国过去增长和出口所大量投入的资源和环境等要素都会在未来相对稀缺。因此技术与资本密集型是我国目前的首选方向。当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也要注重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稳定，但是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也给予了这个问题相应的解决方案，由于人口红利的终结，现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供应相对稳定甚至于减少，因此只要适当的保持现有劳动力密集行业就业规模不变，而鼓励新增企业与成长型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型，就能够有效的应对这一问题。今年以来随着美国的复杂全球市场需求也回暖，大量的企业订单增加。在这一过程中鼓励企业以资本和技术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引导企业在外部市场扩张时期主动的进行雷布津斯基转型，就能够将结构转型对于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减小，从而可能实现社会稳定下的成功转型。
3. 克鲁格曼转型与本国市场效应
此外，规模经济与干中学效应比较明显的行业，都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这是由于规模经济之所以存在，对应的是这些行业对于大量初始研发和设备的投入，反映的这些行业的技术密集水平。因此在这些行业的发展中，相应的又会带动创新研发的投入，使得一国的技术实力提高并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和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上带来竞争优势，从而产生能够吸收本国熟练劳动力的良性循环。
三、我国经济结构向何处去：转型中的国别趋同与产业学习
如上所述，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是明确的，在消费结构上向高质量高端产品生产转型，在要素结构上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在具体的产业政策选择上向规模效应与干中学效应显著的行业倾斜。那么我国现在处于何种阶段，应该以哪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为师，应该注重学习哪些国家的经验，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一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本质是其比较优势转变的过程，我们上述讨论的是从三大理论理解需求升级、要素结构升级与本国市场效应对于结构转型的引导作用。接下来我们从数据上考察我国结构转型的真实现象。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政策挑战与微观协调机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关键，在于我国是否能够按照现有趋势完成满足上述3个方面的新型比较优势。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按照三大转型方向引导行业发展，并学习吸收相关国家的经验外，更需要调整一些适应我国过去的原有比较优势，而不利于新型比较优势培育的政策管理办法或取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政策、经贸税收政策与收入分配政策。这三者分别影响到三种转型方向的结构性因素发挥的效果。
1. 新型产业发展与培育的知识产权政策选择
我国消费结构的提升面临的重要政策协调是我国的经贸政策与税收政策，我国长期以来鼓励企业生产和出口以吸收本地就业，相对的也就在最终产品进口与消费环节设置了过高的障碍。如我国当前对于一些奢侈品和汽车及相关电子产品征收的高关税，一方面阻碍了国内普通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使得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者通过海外旅游购物与海淘等行为繁荣了他国经济。因此在消费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经贸政策与税收政策的调节，使得居民能够消费起得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并通过国内消费的增加来推动生产的增加而升级。这方面可以学习美国的自贸区的倒关税政策，美国为了国内消费者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买到最终产品，在某些地区对零部件进口征收较高额关税，而对装配完成的制成品只征收很少的关税。这使得大量的美国自贸区企业选择在自贸区中加工并直接进口到美国国内。既吸收了美国的就业，又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商品流通环节中税收较高，而部分进口最终产品的消费税也偏高。这一部分政策的放开，可以通过推动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得我国在服装及部分消费品上通过国内需求高端化而实现生产质量与品牌价值提升的转型升级效果。
3. 多要素视角下要素结构转变与分配政策选择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还是收入分配问题，在贺大兴和姚洋（2014）的中指出，不平等会使得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随着各种要素的丰裕度的变化，要素的回报也会产生变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强加。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特别是低技术劳动力的劳动回报可能会显著下降。这会使得相关劳动者支出消费的下降而多重影响我国的结构转型。因此在这一情况下，我国要考察比较优势动态转型升级中不同的要素提供方的要素回报变动，引导性的进行转移支付和补偿。并通过当前的农村土地流转，公民环境回报等手段，推动普通劳动者特别是知识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能够通过其他资产入股和劳动入股等手段，分享在新型比较优势中更为重要的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回报。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当前人口红利接近到期，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此对已有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并引导其成为更高水平的产业工人，可以是我国未来伴随着收入分配统筹进程中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中也同样存在着工人失业下岗和再就业的困难，也有企业主与工人的贫富分化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与我国产业结构极为类似的德国，就是通过工人的终身教育与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克服了这一问题。因此我国在培育新型经济优势和转型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政策的取向应该是保证低收入者和低层次劳动力的回报不下降，引导部分劳动力通过技术培训，其他要素入股和再就业等方式，分享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经济增长的红利。对于全民共有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等要素对新兴行业产生的回报做到全民共享，而对劳动和资本产生的回报按适当政策统筹保证效率，兼顾公平，就能实现在保证低技术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与回报的情况，先期实现结构的转型升级，再以经济增长的成果来克服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