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国家往往采取收入分化政策提升资本积累率，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获得需求支撑。但是，随着财富积累和收入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政策上需要做好两大战略转化：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这与收入分配有关；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这与技术创新投入有关。事实上，一些国家对外转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则转向了科斯的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导致经济模式和需求结构无法根据形势发展做出相应转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应做好两方面转换：在发展战略上，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在分析思维上，引入权力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策略；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034-11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比较及其实践效应”（GD12CLJ02）
〔作者简介〕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广东广州510275。
一、引言
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未来或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将2007年颁布和随后实施的《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灵活性，导致工资增长开始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以至于很多投资人选择离开中国归咎为原因之一；相应地，学者们认为跨越这一陷阱的基本思路应是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市场的开放，如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推行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和减少粮食补贴的农业改革，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等等。这些观点和措施很大程度上都是新古典主义的，并且与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提法一脉相承。例如，更早时候，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就宣称，中国已经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边缘，如果不接受世界银行开出的重大改革意见，经济将会长期停滞，乃至爆发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问题是，遵循新古典主义而推进贸易开放和要素流动的政策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地，我们还要探究，“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基本命题？回答这些提问需要分析以下一系列问题：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高速增长一般会采取何种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随着收入的提升将会遭遇什么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又应该采取哪些根本措施？等等。为此，本文尝试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事实及其成因做逻辑化梳理，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理做深入解析，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做全面的审视。
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与发展战略选择
根本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这是分工深化和规模扩大的基础。罗斯托认为，一个经济体要起飞必须将资金积累率从5%提高到10%以上。〔1〕正是基于依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演示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选择，这里逐一加以剖析。
1.如何才有较高的储蓄率以推动资本的积累
一般地，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全民的储蓄倾向和收入分配状况：前者涉及社会文化和风俗，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后者涉及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是短期内可改变的。显然，在消费倾向以及储蓄率相对稳定情况下，全社会储蓄率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财富愈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储蓄率往往越高。这在理论上可以由李嘉图模型加以解释：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长期被压制在最低生计水平，而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取向的资本家则获得超出劳动力生计的剩余产品。〔2〕现实中，一个国家总收入中的资本利润（企业主所得）占有比重越高，劳动工资份额越低，往往会有越高的财富积累率。
2.一个社会的分配是如何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
这个问题主要起因于收入分配不公。企业主的利润瓜分了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或财富，工人只能取得非常低微的工资。这种情形充分体现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欧，也体现于当前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往往只能得到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事实上，正是政府有意无意地实行收入分化政策，才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强制性储蓄”效应，从而形成非常高的资本积累率。例如，为了借助收入分化而获得高水平的资本积累率，很多国家都曾对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然后再以国家支出方式转移给私人并投资于生产，如19世纪的英国政府就利用间接累退税方式向大金融投资商支付高额利息。〔3〕
3.巨大的收入差距下如何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
事实上，如果较高的储蓄率是源于较大的收入差距，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扩大和累积性生产的持续，国内消费会逐渐跟不上生产的步伐，从而必然出现相对生产过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相应的需求作支撑，当其国内需求存在持续的严重不足时，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只能诉诸于外部需求，这已为历史实践所证实。无论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实现第一代工业化的英国，还是在19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代工业化的法国、美国和德国，抑或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实现第三代工业化的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无不采用了商业和军事并行的方式，以致力于海外市场开拓，从而维系经济的高速增长。
4.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是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的
一般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武力胁迫打开外部市场，以国家力量为经济扩张服务，显然，这是霍布森所谓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并充分表现在重商主义时期；二是通过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开拓市场，以谈判和软实力打破贸易壁垒，显然，这有利于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倾销其廉价商品，并主要发生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事实上，在经济快速增长之际，英国就分别在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庞大的中国市场。当然，随着工业经济和市场规模的发展，发达国家开拓海外市场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也逐渐由武力转向自由贸易。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武力开拓不仅引起发达国家和殖民地的对抗，也引发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造成极大破坏；二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逐渐摆脱对政府补贴、垄断特权及关税保护的依赖，并越来越多地依靠低价格和高质量取得竞争优势。正是由于自由贸易符合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拓展需要，李斯特将崇尚自由贸易的古典经济学称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 5.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何有助于该国拓展海外市场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中，收入差距扩大是有助于该国拓展海外市场的。其基本逻辑如下：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际竞争条件下，该国的收入差距越大，往往意味着其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从而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更有能力争夺外海市场；如果该国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维持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通过提升全面的竞争优势进一步维持和巩固海外市场；如果该国处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也有助于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借助比较优势开拓海外市场。这意味着，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滋生两大效应：一是高储蓄率造就了巨大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从而得以投入再生产活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二是低成本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得以持续向国际市场倾销以至于出现大量国际盈余。相应地，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会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大量出超，这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如此，目前中国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现象显然无法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解释，因为根据后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机器和技术等，从而往往会是收支入超。
基于上述逻辑，经济快速增长与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为先发国家的历史实践所证实，对于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20世纪下半叶成功实现第四代工业化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也是充分利用了特殊历史时期所滋生的市场空间，如二战后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共识降低了各国的贸易壁垒、西方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冷战导致的发达国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资本积累方式改变导致的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是通过采取积极的制成品出口增长策略推动经济发展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开放后的20年间，中国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信贷、低息贷款、本币贬值以及外汇留存等方式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开拓国外市场，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事实上，在拓展和争夺海外市场而采取的主要方式上，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同于率先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灵活运用自由贸易和武力胁迫两种方式开拓海外市场，军人和商人并肩作战，两种方式相辅相成，但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根据自身条件而兼顾两种发展战略：要么利用主权保护本国市场不被严重侵占，这就是进口替代战略；要么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尽可能参与国际竞争，这便是出口替代战略，二者皆是发展中国家为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所采取的战略选择，并已经为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刻画和总结。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与发展模式转换
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两条工业化道路都与市场的保护和开拓密切相关。一方面，就进口替代战略而言，其核心思想在于为本国的工业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市场，体现为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国工业品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外国工业品。这种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是李斯特倡导的生产力原则：通过关税保护、进口配额、高估本币等措施限制某些工业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刚刚起步的幼稚产业等。另一方面，就出口替代战略而言，其核心思想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体现为以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进而以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的出口。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比较优势原则：通过扩大有比较利益的产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从中获得贸易利益并积累发展资金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两种发展战略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境。
首先，尽管在和平和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可以自然地拓展海外市场，进而通过交换价值的积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海外市场的规模拓展终究会受到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种种限制。具体表现为：第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升，从而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竞争优势；第二，不仅整个国际市场的扩张存在一定的限度，而且遭受产品倾销和市场挤压的国家也会采用各种措施保护其国内市场。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曾经通过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政策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面临这样的问题，如西方各国因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制约了世界总需求的扩大，发达国家逐渐将削减贸易壁垒的锋芒指向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借助出口的持续增加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曾经获得极大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陷入危机，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这一点，需要分别对实行两类战略的国家进行分析。一方面，就实施（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而言，在资本匮乏情况下实行的“举债增长”方式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是“进口替代”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开拓海外市场，从而也就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剩余产品；二是“举债式增长”会因还款付息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被迫为还债而高估本币，这不仅会降低本国出口竞争力，而且有可能转变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另一方面，就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国际市场需求，也会产生两大问题：一是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冲击，从而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二是将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强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最终导致本国经济自我发展能力降低甚至丧失。
其次，如果对小国而言，外需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引擎，那么，对大国而言，其功效则会大打折扣。根本上，大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是内需而非外需。一方面，就小国情形而言，因为地狭人少市场容量不大，只有积极扩大外贸出口才能使其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要求，进而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又因为经济总量也比较小，经济快速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增量相对于全球市场规模不大，从而不会对全球市场扩张以及其他国家的市场需求构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就大国情形而言，其本身所拥有的潜在的庞大国内市场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无需过分依赖于国外的市场需求；同时依赖外需的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对全球市场扩展以及其他国家的需求空间构成极大压力，从而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抵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曾经遭遇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反倾销制裁。也就是说，就大国而言，无论是庞大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巨额剩余产品的积累问题以及闲置生产资源的利用问题，都无法主要乃至仅仅求助于外需的推动。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利大还是弊大的现实效应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具体行业和应对方式。如果应对不当，不仅会损失更大的财富，也会严重制约生产力的提升。一般地，行业的市场特性不同，外资进入对本国该行业发展和福利提高的影响也不同：如果某领域或行业的市场规模具有不断拓展的潜力，且该行业主要以缺乏规模经济的小企业生产为主，那么，外资进入并不拥有多大的先占优势，国内资本和企业在生产力得到提升后会逐渐取代外资企业；如果某领域或行业的市场规模具有明显的发展上限，且该行业的生产又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那么，外国资本和企业会因先占优势而形成对该行业市场的全面控制和占有，不加限制的资本流入将严重窒息本国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破窗理论”告诫我们，一个政策的推出不仅要看短期利益，更要看到长期影响。
正是由于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市场特性，遭受外资进入的影响也很不相同，因此，在制定对外交易的产业政策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如果行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那么，该行业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例如，汽车业不仅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而且也具有明显的上限市场规模，因而后起的本国汽车企业只有在保护中才能得到发展。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正是由于迅速为各类外资品牌所占有，致使后来萌生的国内汽车业几乎没有发展空间，一直壮大不起来。与此相反，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则应归功于中国政府对IT行业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政策。〔16〕
可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领域在短期会丧失财富，而在长期则会获得生产力；另一些领域则会在短期提高技术，但在长期丧失市场和发展机会。因此，我们不应该笼统地争辩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利弊，而是要针对具体领域和具体行业提出针对性政策；不应该简单地在出口替代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进行“二择其一”，而是要兼用两大策略发展和提升生产力。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究竟是采取自力更生方式还是从国外引进这一途径培育和发展生产力，应该考虑国内、国际的具体形势。一方面，如果采取依赖保护政策下的自力更生方式，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是否存在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家不是致力于创新而是寻求保护政策下的租金，会导致社会经济陷入“李斯特陷阱”。第二，依靠自力更生所取得的创新能否赶上全球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步伐？封闭的创新很可能因为没有分享全世界的信息和知识而为世界潮流所淘汰。另一方面，如果采取基于开放政策下的从外引进途径，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由此损失的交换价值究竟有多大？过大的财富损失将会危害一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由此可能造成的国内产业被挤占的市场空间有多大？过大的市场空间挤占将导致整个产业的萎缩。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效应是双刃的，因而出现了截然对立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往往犯了“破窗理论”的错误，没有全面审视对外经济交往和自由贸易在长期和短期、全面和局部的社会经济影响。
五、为什么要引入权力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
对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交换价值上，而需要系统剖析其潜含的财富效应、分配效应以及生产力效应等。显然，这种分析就不再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还原思维，而是引入了对权力和结构的具体考察。事实上，只有考虑国家间的相异性以及国际市场上的权力不平等，深刻地理解国际贸易中交换价值在国家之间的具体分配，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国际间的依附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结构。同样，只有引入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才能更好地认识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变动趋势，剖析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找到外需转向内需的基本途径。
1.消费结构与剩余产品流向
一般而言，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从而有足够的剩余产品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但是，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则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富人将大量的剩余产品投向何处？是用于奢侈性消费还是进行再生产投资？二是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何处？是国内制造还是国外进口？
就剩余产品的投向而言，一般地，如果富人主要将剩余产品投入新工厂、新设备以及人员培训，那么，会促进技术进步，深化社会分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相反，如果富人主要将剩余产品投入个人的奢侈性消费，那么，不仅会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不会形成真正的资本积累，从而无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就奢侈品的来源而言，一般地，如果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国内生产，那么，它将间接地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甚至可以为高端技术产品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危害较小（主要是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降低了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相反，如果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国外生产，诸如海外旅游、海外留学等，那么，常规项目下的贸易盈余会被大量流失，造成社会大众遭遇较低福利水平的同时国内各行业依然缺乏充足的发展资金。
因此，深刻考察一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分析贸易盈余和剩余产品的总量，而要深入剖析其具体分配状况，尤其要考虑这些剩余的现实用处，这就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海尔布隆纳比较了早期朝贡社会中的剩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后指出，前者呈现出“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属性，主要被用于奢侈消费、维护和部署军队，建造宗教大厦或者仅仅用于炫耀；后者则被当作聚积更多财富的工具，具有明显的资本属性。〔17〕一般地，只有将增加的收入份额用于资本积累，同时将剩余产品投入紧要性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才可以真正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这涉及一个社会的文化以及相应的企业家精神。从历史经验看，那些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充盈了旺盛的创业精神。〔18〕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中国、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新加坡与菲律宾、拉美诸国进行比较：两者共同点是，经济增长时期都出现了明显不公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中的特权阶层占据了大量财富；两者不同点是，中国以及韩国、新加坡等的经济获得了持久的快速增长，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经济却逐渐停滞不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简单而根本性的答案是：中国以及新加坡等根基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富人尤其是第一代企业家保留着勤劳节俭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倾向于将剩余产品主要投向扩大投资和小孩教育，从而有利于培育和提升生产力；相反，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受原殖民宗主国欧美文化的较大影响，充盈在富人们血液中的是经济冲动力而不是宗教冲动力，从而偏好将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及时享乐而非再生产。 可见，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以较高的剩余产品为基础，较大的收入差距往往有助于剩余产品的积累，但是，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构成产生大量剩余产品的充分条件，大量的剩余产品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首先，较大的收入差距能否产生大量的剩余产品？其中的关键在于富人将其财富用于何处：如果是用于奢侈性消费，便无法形成较高的资本积累。其次，大量的剩余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的关键在于这些剩余产品被投向何处：如果用于非生产性的或者非紧缺的项目，往往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
2.收入分配与权力不平等
上面的分析将收入差距的大小与储蓄率进而与资本积累率的高低联系起来了，问题是，两者间果真存在着正向乃至一一对应的关系吗？首先，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资本积累率有时并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其基本理由是：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往往会塑造国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强化互惠合作，弱化攀比浪费，从而有利于奢侈性资本的积累，进而为经济增长夯实基础。其次，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本积累率并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其基本理由在于：一方面涉及富人的消费倾向以及剩余产品的投向问题；另一方面则关涉生产所对应的消费问题。
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增长将伴生日益丰富的资本积累，可能导致制约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供给方转到需求方，尤其是，随着国际竞争加剧而导致的海外市场拓展受限，致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需求。那么，如何提升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呢？这主要与总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两大要素有关。同时，这两方面都与收入分配结构有关，而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取决于其权力结构。
首先，就收入分配对一国总消费水平的影响而言，收入分配越平均，平均消费的倾向越大，越有利于提高一国的消费水平。显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乏进行帝国主义扩展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无法通过危机转嫁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从而应该实行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以促使内需的扩大。
其次，就收入分配对一国消费结构的影响而言，收入分配越平均，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越强，越是会引致具有规模经济的工业品而非小规模的奢侈品的生产。显然，前者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后者则会浪费大量的生产性资本。斯密的生产性劳动理论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有赖于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以及生产性消费的支出，这种生产性消费首先是指必需品的消费，因为奢侈性消费消耗掉了原本可以用于社会大生产的大量物化劳动。巴斯夏的“破窗理论”也表明，奢侈性消费具有明显的非生产性和浪费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相反，普通奢侈品和工业品的消费则更有助于收入的分散，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更健康。维塞尔的自然价值学说也表明，随着收入差距拉大，逐利的厂商会致力于生产那些具有更高交换价值的奢侈品，而对社会大众的需要充耳不闻，从而严重制约社会效用水平。
通常，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以满足社会大众的正常需求为基础，只有以真实需求而非诱导需求为基础并且能够对应需求层次提升的产业才具有生命力，进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生产的奢侈品面向全球市场，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取大量财富；但发展中国家的奢侈品则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财富只是在国人之间进行转移。同时，市场经济中产业的选择和产品的创造又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只有在收入差距不大的社会中，现实世界的价格才由社会效用决定，产业的选择和产品的创造才能体现社会大众的真实需求。这是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理论已经表明了的。
既然如此，如何才可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呢？这就需要引入权力分析，考察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而不是采取原子个体主义分析思维，鼓吹自由放任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卢梭很早就指出，人类个体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对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其中，那些强势者拥有更大的力量，从而导致所有人都重新置于最强者的法律之下，处于一种新的自然状态。〔19〕现实市场也是如此。市场主体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不平等性，从而在以力量博弈的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收益份额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力量越强者所获得的收益份额越大。同时，人际不平等在市场竞争中还会衍生出强烈的正反馈效应：强势者在交易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份额，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在下一次交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份额。正是基于这种机制，市场经济的推行往往会造就一群既得利益群体。
从社会实践看，不受干预的市场主义政策往往会造成两大后果：一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欧美诸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是经济效率日渐低下。究其原因，自由放任政策使得强势者拥有任意制定分配规则的权力而不受制约，这使得收入报酬主要与权力而不是与贡献联系在一起，这显然反映了市场失灵；同时，不加干预的市场竞争还会促使那些强势者致力于强化自己的垄断权力，努力降低市场竞争而不是增强市场活力。斯蒂格利茨指出，“过去30年里某些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不是关注如何使经济更有效率，而是关注如何更好地确保垄断权力或者如何更好地规避那些旨在使谁受益和个人回报统一起来的政府管制。”〔20〕
可见，要真正认识收入差距造成的需求不足以及产业扭曲等问题需要引入权力的分析思维：考虑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及其产生的不平衡权力结构，进而从市场运行机制中剖析权力和财富集中的强化效应。拉美和东南亚诸国之所以逐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群集中大量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热衷于寻租、投机和腐败，而极力反对对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进行变革。通过引入权力的分析思维，使我们能够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极力倡导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和有效市场假说；相应地，探究目前经济困境的解决思路时，也不至于简单地仅仅依据自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源的配置和收入的分配。相反，一方面要引入其他抗衡的力量以改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收入分配合理化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六、重审“中等收入陷阱”及我们的战略选择
基于上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挖掘以及相应的对策分析，我们在提及“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时应该持谨慎态度，避免简单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水平直接对立起来，忽略对具体政策的探究，或无视制约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原因。事实上，这既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理论分析思路，也是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提供的宝贵经验。针对当前社会上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应该以更系统和更深入的思维去认识它、审视它。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拉美诸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甚至趋于停滞状况，“发展经济学”因此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排挤和攻击，从而逐渐势微。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经济困境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新古典经济学日渐强盛，发展经济学也被重新改造，市场自由和贸易自由进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指导思维。根据这种思维，跨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既失去了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的成本优势，又缺乏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创新能力，因而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一点看，“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和意义而言的。
同时，“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些国家的出现，也是由新古典主义政策所引发和强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一群受弗里德曼指导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回到拉美，广泛推行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使拉美国家摆脱经济衰退，反而致其陷入了更长期的停滞，产生了更严重的经济灾难。事实上，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人均GDP仍然停留在3000-5000美元。为了给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提供辩解，这些“芝加哥男孩”炮制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很大程度上，“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如果此时采用了不当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就会像拉美诸国那样后劲乏力；相反，由于运用的政策合理有效，更多国家成功地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业。因此，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历史实践上，收入不断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都不存在真正的二难，相应地，“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21〕
很大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掩盖其政策在拉美等国的失败而制造的一块经济学遮羞布〔22〕，正如他们制造出“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以掩盖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的缺陷一样。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都是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性考察，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基本规律，他们甚至将增长停滞和收入差距扩大视为非国家干预或人为政策所能改变的必然过程；同时，通过赋予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轨迹以某种宿命论特性，既有助于维护和强化其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也有助于避免因其主张和政策失当造成困顿现实而遭受社会大众的责难。但实际上，一些文章已经指出，“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根本上是人为的社会制度和特定政策的作用结果，源于制度的改良和优化而不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后者内生的马太效应只会产生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23〕；同样，“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人为的社会制度和特定政策的作用结果，源于糟糕的经济政策和扭曲的市场结构，而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将会产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收入的持续提高。
通过对“中等收入陷阱”根源的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认清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危机，并提出相应的合理政策。目前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所带来的劳动成本提高，但实际上，劳动成本提高仅仅是当前中国竞争力逐渐下降的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导致的竞争层次依旧停留在低价值产业链上，以及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导致的劳动生产力提升遭遇天花板。相应地，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也主要集中在促进劳动力流动以及降低劳动成本等方面。但实际上，当前中国更应该从收入分配和产业升级两方面着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促进产业升级，从而解决竞争力下降的问题；调整收入分配以促进内需增长，从而解决海外市场拓展受限的问题。而且，这两方面也是相辅相成的，都会直接导致内需不振：较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社会大众需求能力不足；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高价值需求外流。相应地，如果外需日益受到抑制，内需也因收入分配拉大和产业结构扭曲而无法提升，那么，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必然遭受严重制约。
可见，目前对“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的流行认知是有片面性的，所推出的相应措施也容易治标不治本，即没有解决如何保障收入提升和经济增长同时进行这一根本课题，最终只能是推迟而无法从根本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流行的学术认识和政策大多基于比较优势原理。在认识上，中国的竞争优势就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的成因是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人口红利消失；在政策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思路是释放农业劳动力，从而继续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为经济增长补充人口红利。然而，大量依靠人口红利促进增长的方式只能在收入水平低下的经济发展初期有效，这一阶段自然资源不足、资本匮乏的问题的确只能依靠劳动投入来替代和补充。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将逐渐降低，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丰富使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劳动力丰富也并非支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反而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就如“荷兰病”一样，巨大的人口红利会使一个国家将大量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资金支持和物质激励，而根本上则无法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反，只有及早地跳出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并采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适当政策，才能有效地实现从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马克思增长类型转向以改进生产率为基础的库兹涅茨增长类型〔24〕，才能逐渐增加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进而提高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才能实现需求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最终从根本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