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当下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历史背景下，若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无疑会打折扣。于今而言，乡村问题在中国也许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对此争相给出解答方案，许多方面的讨论最终会被归结到乡村发展的问题上去。若将历史和现实贯通起来看，当下的乡村问题不仅仅是发展的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缺失的问题。
回溯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皇权不下县，乡土社会有较大自治空间。其有序治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家族规约以及礼、义、廉、耻等文化伦理。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伦理规约受到严重冲击。农业集体化时期，统领乡村的是渗透着浓厚阶级意识的政治文化，乡村治理伦理最重要的是把民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有效地从农村提取资源，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在强力政治意图的主导下，传统的文化治理已无从谈起。
过于政治化的治理伦理虽富有效力，却不是乡村人需要的常态文化。改革开放后，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其被快速地消解，乡村重新开启了对原有文化传统的恢复、选择与承接，同时也在培育现代公共文化。然而，未等这一过程充分展开，便赶上了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潮。客观地讲，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迅猛发展，对农民生活、农业发展、农村建设不能说没有贡献，就乡村文化而言，如研究者所概括，是损坏有余和重建不够。因此，重新构筑文化认同以提振乡村，理应成为转型期破解乡村治理问题的重中之重。
一、当前乡村文化认同缺失的主要体现
自20 世纪90 年代起，乡村社会加速变迁，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宣告农民离土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即乡土之神)迅速瓦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传统时代与集体化时期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信仰被迅速地解构、新的颇具正能量的价值体系尚未被有效地建构起来，文化认同的缺失使得当下的乡村处于某种不和谐的状态中。
(一)伦理失序
乡村伦理(乡村道德)是村庄共同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黏合剂。转型期，乡村伦理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复杂情形，其间虽不乏人性之美，但越来越渗透了鲜耻之恶。具体地讲，邻里关系日渐冷漠，尊老爱幼美德受到冲击，传统的温情被磨蚀。令人忧思的是，人情冷漠不仅体现在邻里间，还弥漫于亲人中。有些乡域，老人得不到儿女善待是常有的事。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逐渐变得失衡，甚至伦理倒置。在许多农村，年轻人对父辈的剥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赤裸，孝道日益衰落;年轻一代的兄弟关系也越来越离散。老人无奈自杀现象时有发生，相关研究不乏其例。与此同时，留守儿童被双亲忽略乃至遗弃伤害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农村社区道德生活的退化，或曰伦理危机。当前，农村伦理失序(伦理危机)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老年人的不孝与不赡养，对老年人自杀淡然处之;二是男女两性关系比较随意，对婚姻的忠诚度大大降低，有些地方笑贫不笑娼。按照传统的伦理观念，这两种现象都属于是非颠倒，黑白不分。 缺少了父慈子孝、有伤风化等乡村伦理的支撑，家庭变得不再温馨与和谐，中青年离婚率不断攀升，已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二)娱乐失当
中国本是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丰富的乡村文化。就娱乐消遣而言，有节日庆典、戏剧杂耍、庙会游玩、以牌会友，可谓不一而足。进入现代，乡村文化娱乐与时俱进，除传统项目外，看电影、观电视、旅游休闲、跳舞歌唱等内容纷纷融进，为乡村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诸多消遣在使村民愉悦身心的同时，也起着教化与组织动员的作用。诸如戏剧，其功用在新中国乡村文化的改造中被阐释得明明白白：演戏是向观众传达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的有力宣传工具;是开路先锋。群众一提起演戏呢?非常高兴与赞成，大家都很爱看，当剧团演出的时候，戏台前站满了人。这里边有大人有小孩，也有村里开会从不参加的老大爷老大娘。不管是晴天的炎热阳光下，还是刚下过雨泥泞的戏台前，每次演出，观众不下数百人。他(她)们看了我们演出节目后一致的反映是：真顶吃服良药。不少的乡村干部赞扬我们的演出效果说：真比干巴巴的开几次会要强。艺术的感人力量是大的。
曾几何时，千百年来颇受乡村人青睐的唱大戏渐渐被湮没，乡村的文化娱乐在不知不觉中日渐变味。放眼全国，当下村民日常消遣大都是耍钱式打牌，一旦得空，便会老少青壮齐入阵，筹码虽有不同，本质并无二异;因打麻将失和、失家、失业者，大有人在。与此同时，色情表演也不断地光顾乡村，更有甚者，出现在丧葬仪式上，使本具人伦的乡村祭奠转向庸俗化、娱乐化。这样的文娱活动，大大消解了乡村文化的内涵与功能。
(三)心理失衡
转型期因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乡村民众的心理落差随之加大，产生了受剥夺感。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少人会怨气十足，产生了外部归因情结。所谓外部归因，是从自身以外的原因寻找解释自身失败的理由。哪怕自身的处境是由能力、性格、外貌、健康等个人因素造成的，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輥輯訛在不平衡感的支配下，久而久之，他们的内心被羡慕嫉妒恨所占据，做人本该有的公道诚实与感念他人之好逐渐被忽视和漠视。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以及等、靠、要心理的支配下，村民的政治信仰已无从谈起。与之相伴的，是闹访、缠访事件不断。有理闹，无理也闹。若到县乡镇走动，不难发现举着条幅或抬着棺材堵路堵门的事，对此，媒体也多有报道。輥輰訛心灵缺乏安顿，心理失衡，乡村中违背良俗、残害亲人等伤天害理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輥輱訛失衡的心理又总是渴望有东西来填补，迷信与不当信教便乘虚而入。在某些乡村，不仅村民搞迷信、乱信教，有的镇村干部也参与其中，使得封建迷信卷土重来。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执迷不悟，不仅拖累家庭，甚至酿成悲剧。当下，乡村社会中出现一个似乎悖论的现象：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村，按理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比大多数欠发达的地方思想觉悟高、有凝聚力，结果同样问题成堆。用村干部的话说：钱袋子鼓起来了，脑袋却空白了严重的问题依然是教育农民人心散，什么都不好办，推开门都是问题。
(四)组织失灵
从现代行政学角度讲，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引领及有效监管。组织力是否能够充分地发挥，不单单取决于组织本身，还取决于治理环境。转型期村民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多元，相应地，价值认同愈加分散。有些村民既不守传统的礼又不遵现代的法，而是唯利是图，变得极为自私与狡黠。无理性无底线的人多了，乡村便难有浩然正气。风气不正，使得一些村庄选不出两委的主职干部(即村书记和村主任)，即便乡镇政府强力推动选举，当选者在分崩离析的内讧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最终都会撂挑而去，村庄因之陷入行政荒漠化的困境，治安状况不断恶化。安全感的缺乏，反过来加剧了村庄的人心离散。
村庄共同体价值认同与凝聚力的缺失，为乡村边缘人的沉渣泛起特别是混混治村提供了便利土壤。边缘人的思维观念有异于村民常态的价值取向，他们缺乏操守，有的仅是破坏性。乡村灰恶势力的形成与为所欲为，表面看来是组织失灵，深层次上却是文化认同缺失所致。村民缺乏挺身而出与恶势力斗争的公心和正义感，而灰恶势力则内心毫无底线，没有人性悲悯。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在经验层面、话语层面和规范层面几乎同步发生不可逆转的激变，使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迁。輥輳訛在这种深刻变迁中，乡村文化呈现出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对象也呈现出空置与虚化状态輥輴訛。因此，前述问题已不单纯由经济利益困扰与社会贫富差距所致，事实上是个集素养、心性、价值观等为一体的文化问题，简单地讲也是人心问题。文化认同缺失已成为困扰当下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
二、重构乡村文化认同的多重实践
新世纪以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日渐严峻，党和政府将三农工作列为全部工作的重头戏，新农村建设由此被大力倡导与实践。事实上，在此前后，民间有识之士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乡村建设探索;与此同时，那些有感于人心涣散、凝聚力不足的村庄，也在积极寻求自身的出路。其间，多元互动而又各有侧重。凡此种种，无不关联着文化认同的构建。若对文化建设的实践脉络作些梳理，以下几种理路颇值得关注。
(一)自上而下的乡风文明建设
能否借助文化之魂的牵系以增进乡村的有序治理，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近代以来，有鉴于乡村文化生态的日渐恶化与治理不佳，不同党派的领导者开出了不同的药方。20 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在其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着意凝神聚力与保持优良传统的文化建设，新生活运动将四维八德的德性修为融入其中，不拘泥于城市，也涵盖着广大乡村。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移风易俗的文化建设，推动乡村荡涤陋习、创设新规，以培育公俗良序。輥輵訛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新农村建设，因受限于浓厚的政治思维，乡村文化的重要性未被有效重视。进入新世纪，当党和政府再次提出新农村建设时，有力地观照到了文化。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按照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大力倡导乡风文明和文化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百年来乡村建设中不断地对文化进行考量、筛选与创新的过程。乡风文明是农村地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的反映，由正面的价值伦理所组成，具体体现在思想观念、道德风尚、规章制度等方面。作为先进文化，乡风文明可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价值判断及传承载体，也能为现代公共精神的培育创造条件，起着规范行为、催人奋进的作用。乡风文明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使得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大力倡导乡风文明建设。这一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实践，因政府积极推动而广泛地开展起来，对挖掘、培育、传承乡村优良文化特别是改善乡村治理无疑是一种有力的促进。尽管外力主导下的村庄实践尚存在诸多不足、成效也值得商榷，毕竟这是一条可以撼动各方的行动方案，因而不失为当下构筑乡村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
(二)平民教育的再实践
通过对民众进行文字教育、生计教育与公民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生产力、有公德心的整个人輥輷訛，即开发民力、启迪民智，使村民成为新民，是近代以来知识精英们全力拯救乡村、建设乡村的努力实践。民国时期，晏阳初领导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培育新民的同时，又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修为精神，作为教育的急需融进了乡村建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区, 虽以组织建设为主要的指导训练目标，本义在使人人能自治, 能合群, 视公事如己事, 扩大爱家爱乡之心以爱国。看似不同的实践，实则殊途同归。这种颇具启蒙意义、凝心聚力的平民教育，本质上也是乡村的文化建设。乡村问题可谓是跨世纪、跨时代的难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前困扰乡村的诸多问题，迄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些方面甚至变得更为严重。对此，新一辈知识精英，开启了乡村平民教育的再实践。邱建生是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从20 世纪90年代起，立志以晏阳初为榜样，一直坚持以不同方式的平民教育为重点开展乡村建设，现已参与筹建了河北定州市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海南儋州市石屋村农村社区大学、福建安溪县福前农场乡村建设中心、福建连城县培田村社区大学等。立足于时代背景，邱建生等人在平民教育的实践中，顺应党和国家倡导的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提出当前作新民应具有新四力：生态力、公共力、合作力、包容力。这是乡建倡导者对于生态文明时代新民所以为新的基本理解，即四力兼具者，才可以称之为新民，也只有这样的新民，才能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
鉴于当下教育被各种利益绑架而异化为坚硬的花岗岩，稍有不慎，就会背离初衷甚至误入歧途的境况，乡村建设引领者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来回应。邱建生形象地将拟长期从事的平民教育描述为 在花岗岩的缝隙中植入一粒种子，一粒具有变革社会的远大理想的种子，我们集合这个社会善的力量，用心去培育这粒种子，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它将长成参天大树，它强壮的根系将从根本上撼动这花岗岩石。因着清晰定位与执着探索，平民教育工作在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有了开拓性进展。乡土文化通过教育得以传播和传承。这种实践每前行一步，乡村文化建设也就向前迈进一步。
(三)新乡贤的引领
乡贤又称乡绅，是乡村中德才兼备的人，他们知书达礼并以德服众。历史上，大多数乡贤耕读传家，殷实富足;无论村里最富裕的还是最有权的人，都得服膺于他们的统领。如果将权威分为暴力权威、神授权威和道德权威，乡贤无疑属于第三种权威类型。他们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礼义教化的影响，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急公好义、闻名乡里，他们是村庄的道德典范与精神领袖，也是村庄秩序的守护者。转型期，不管是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社会力量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都面临着一个共同困境：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精英持续流失，乡村社会内部缺乏组织，严重影响着乡村建设的深入开展。面对这样的困境，传承、发扬乡贤文化成为一种共识。 新乡贤及新乡贤文化由此被多方倡导。
当代村庄的新乡贤及其引领作用事实上有两种脉络可循：一种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无论离乡多远与多久，始终割舍不断的是血浓于水的乡情，因此，他们不同程度地为家乡建设贡献着才智。特别是常回乡的精英，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另一种是久居不迁的乡村精英，他们随时代发展丰富着阅历，增长着才智，却始终未曾游离于村庄之外。不离村的守候，使得他们能将先前的优良传统与现代公共精神加以整合，再辅以个人得当的发展理念及为公思想，维系着村庄的良好风气，主导着乡村建设与治理。这同样起着凝心聚力、促进和谐的作用。现今，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村镇，传统儒家文化颇具底蕴的村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仍坚持集体经营之路的地方，甚或是曾经较为混乱的村子，新乡贤的引领在发展与治理方面均可为其他乡域提供借鉴参考。
(四)村庄内生的多元探索
历史至今，不管是贯彻落实中央政策还是依靠乡村规约治理的村庄内部建设，欲获得实效，终究需要乡村人能动自我地探索。转型期，当人们对文化认同__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认识，在一些村庄，也就开启了文化建设的个性化探索之路。例如，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北大化村的家风重塑、马营村包容凝聚自为的思想引领、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自主个我的精神坚守、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陈家坝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再构筑等等，这些探索，既有个性也具共性。就共性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因地制宜，充分盘活村庄资源。中国乡村千差万别，八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文化的培育故不能千篇一律，需要基于村庄特点、挖掘可利用的文化质素。北大化村借助诚敬仁国学学校来弘扬传统美德;马营村积极调动外来精英与外嫁人为村里建设添砖加瓦窦店村激励有威望、有才智的老年人发挥余热，借助档案台账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来提升村庄的人文性;陈家坝村注重开发各时代的优秀剧目及民俗等资源，并有效地利用着农家书屋。
二是文化引领与制度规约双管齐下，使筑魂不流于空泛。转型期，面对诉求不一、价值选择越来越多元的村民，文化培育与塑造绝不能单纯地说教，也不能抱残守缺，应与时俱进。为此，各村庄均有意识地进行法制教育，加强村规民约等制度建设，以现代法制意识及制度规约来促进村庄良好文化的形成与保持。
三是村民实实在在地成为村庄大小事务的参与及决策主体。村民的文化认同与自我管理事实上是硬币的两面。俗话说，习与性成管小事，就可以免生大事。輦輶訛有了小事的自我管理，如同孩童走路，一步步走得踏实，也为管大事做了必要准备。基于管事养成的识见，积淀起来便是一种修养，这种修养恰恰是乡村善治需要的人文基础。个案中的实践，均饱含着村民的积极参与互动。
三、对相关实践的深入思考
上述多种路径的探索，有助于我们理解乡村善治中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乡土文化建设的丰富性，重要的是，能促使我们对乡村治理特别是乡土文化与信仰重建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和宏观审视。这其中，应观照项可谓诸多，但有两点特别需要详加说明。
(一)增进乡村文化认同需举国道德体系重建
梁漱溟曾指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借此理来反观相关问题，文化信仰与人心凝聚的缺失不仅仅是乡村治理中需要破解的难题，也是转型期中国需要破解的棘手问题。历史表明，局部改良固然重要，但从长久计议，保有这种成效需要大环境的相辅相成;否则，改良成效终究会被磨蚀甚至消弭掉。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转型期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人心凝聚与文化认同，需要举国摒弃浮躁之风，提升国民的文化价值认同;唯其如此，才能彻底实现乡村善治。对此，社会调查有着生动反映：村里工作越来越不好做，这是整个社会风气所致，不是仅农村人顽劣素质低;如果从上到下不能扭转只认利益、人浮于事的不良风气，真的没有希望，大家会越来越累，想干点事的人也很难干成事。正如学者所言，道德文化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輧輮訛破解乡村文化认同缺失问题，深层实践事实上已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发扬创新。輧輯訛这样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二)能否保障引领者不断流是个战略性课题
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有序治理善治，从历史到今天，都需要有引领者(包含村干部带头人)。案例同样表明，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颇有作为的地方，莫不是有若干引领者在铺垫和支撑。加强人心凝聚、增进村民的文化认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归拢人心不能用简单的说教，可用物质激励但不能仅靠物质刺激。总之，方方面面给引领者提出了极大挑战，要求他们既洞察历史又着眼现实。若没有对乡村的深刻把脉和锐意思考，难有在文化建设与文化认同方面的引领。特别是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崇尚契约精神，乡土社会通行伦理规矩，简单嫁接与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成功的乡土社会治理，需要礼乐政刑综合为治，需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双重支点。这样的结合与开拓，绝不轻松。当下，增进乡村的文化认同、振兴农村，关键在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在村的与不在村的，作为引领者，他们都得有想办事、能办事、会办事的必备条件。
由此，引发出的问题是：如何激励引领者积极作为，有效发挥才智?进一步讲，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机制保障他们能够源源不断地出现?这些可以说是转型期乡村善治中亟需深入研究的战略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