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承载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它既包含了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又孕育着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不仅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推动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乡村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要求。基于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刚刚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素质，这也是对乡村治理未来规划的美好愿景。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经济、乡村治理不断改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讨论中国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乡村的发展实际。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促进了城乡融合，改变着中国传统城乡二元分割的历史格局，更主要的是改变着农村发展相关的一些基本结构和关系：如农民与农村及农业的关系发生改变，农民不再主要依赖农业，不主要停留在农村，而是在城乡之间迁徙流动，靠打工和务农，甚至主要依靠打工来维持生计；集体与个人关系发生改变，这包括两层含义，首先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减少，农村自治加强，其次村集体对农民个人的控制减少，农村基层政权弱化。农民个人的选择和自由增加，村庄自治加强，国家干预减弱，释放了农村的活力，也使得农村社会进一步分化，包括人口分化、收入分化、阶层分化，以及村庄类型的分化，比如出现“城中村”、“空心村”、“超级村”、“新型社区”等治理问题。村庄类型不同，发展问题不同，治理需求也不同，因此讨论乡村治理不可一概而论。
虽然村庄不同，治理问题也不同，但专家分析，乡村治理也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和共同的发展趋势。共性问题表现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农民参与公共事务不足、农村自治体制效力不足、农村传统资源挖掘不足，等等。共同趋势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民主化以及政府角色服务化等。
从共同问题走向共同趋势的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波折。本期我们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农村社会发展变迁、乡村治理主体弱化、乡村治理观念转变以及乡权乡政的变革难题等展开探讨，以期为乡村治理实践提供借鉴。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伴随着社会变迁及代际更替，农村文化在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流失重建，精华文化和糟粕文化在互动中纠缠不清，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乡村社会治理目标：由管制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乡村社会治理过程：由权威服从向更多的民主协商转变。
―于建嵘
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其次政府应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
―王春光
有私财则有私政，有公财则有公政，才会增强基层治理活力，形成相对持久的公共治理，强化以广大小农为基本立场的村庄善治。公共财正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基层治理主体弱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基层公共财缺失的问题。
―何慧丽
乡村社会病的治理需要乡政与村治的共同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乡村分治”以来，有关乡政与村治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乡政与村治有机衔接的目的是避免“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极端情形的出现，达到乡村社会与国家力量的“强强结合”，使乡政和村治都能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郎佩娟
当前，法治不彰在乡村治理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乡村流通市场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土地纠纷中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土地制度变革、农村建制变化、撤村并居等社会变迁中农民话语权虚弱，而在法治层面，基层法治受到行政利益人际关系等的影响也使得农民权益受损。
―马宝成
解决乡村治理中主体弱化的问题以及推进“人的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保存乡村社会结构以及良风美俗得以展演的空间。因此，研究乡村价值对乡村治理的作用，研究乡村对置身乡村的人们的教育作用，是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