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现代化转型 文化启蒙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大潮的勃兴，意识形态的日益宽松，中国社会的媒介形态和文化结构经历了一个不平静的由一元到多元的演变历程，而由大众媒介推动的大众文化成为主导的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则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本文探讨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精英文化立场对于大众媒介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特定历史意义。
一、大众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负面价值
对于中国文化领域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大景观便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在大众传媒时代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而出现的。事实上，大众传媒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与大众文化的联姻，大众媒介在大众文化的建构中起着核心的、限定的角色，大众文化也是一种媒介文化。或者说，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在文化表征上往往呈现为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由大众媒介催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维的文化现象，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就需要作全面而辩证的分析。事实上，中国的大众文化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着双重的意义和价值，既要肯定其自身具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内容，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其缺陷与不足。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角度看，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合法化依据。中国的大众文化不仅以世俗化的形式启蒙着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观念，而且冲击和消解了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单一的意识形态，解构了文化一体化的传统文化格局，从而进一步影响着社会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趋势。然而，大众文化的市场逻辑却导致人们放弃理性、价值、人的终极关怀等深层的文化价值取向，放逐理想所具有的精神向度，转而倒向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并造成中国当代社会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一切又削弱了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积极作用。
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无疑具有赤裸裸的商品属性，而且也不打算掩盖自己与资本的关系。可以看出。大众文化背后彰显的是一种鲜明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则是它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由于对市场利益的觊觎和追逐，有些文化生产者和媒体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品位、格调和深度。1995年在广州创办的《南方都市报》曾公开宣称，要实践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办报语录，这就是“提高报纸发行量很简单，那就是降低格调”。媒体从根本上讲是应该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而大众媒体在市场逻辑的操纵下不仅对消费文化极度热情，更为严重的是丧失了自身对于消费主义话语的批判纬度，放弃了自身守望环境的社会责任，以至于造成对媒体公共性的伤害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最终导致对大众公共利益的损害。
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市场化导向，不仅会加剧媚俗的文化消费品的流行和泛滥，更重要的是会掩盖消费主义背后隐藏着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遮蔽隐藏于消费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消解现实问题背后的制度追问。比如，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社会底层的艰难，在逐利逻辑堂而皇之的高歌猛进之下，都在华丽而喧嚣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覆盖下被遮蔽和忽略了。哈贝马斯曾指出，商业逻辑会导致媒体的非政治化倾向。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布尔迪厄也发现，商业逻辑会导致媒体对收视率(发行量)的片面追求，让媒体丧失其自身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乃是信息的垄断和排斥，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使受众的政治知识趋向于零，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并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去。。渐渐地媒体就以轻松的娱乐的东西剔除了公共领域的严肃内容。尽管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讲，媒体的首要任务是激发公众对国计民生、社会和国家安全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关心，但是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无关痛痒的小新闻，热衷于小道消息和煽情性新闻，将深刻重大的社会问题浅薄化，这无疑极易造成大众精神境界的沉沦和文化理想的迷失。
大众文化另外一个异常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过度娱乐化，以娱乐取代理性思考和价值追问，而目前这股全球娱乐化狂潮正在席卷中国。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但是，娱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决不是一种自我选择，而是在消费主义原则的支配下被控制、被操作的结果，娱乐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因为娱乐是一种资本行为，所有娱乐产品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商品拜物教的痕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娱乐均为复制的、模式化的，虽然从表面看上去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但其内容却显得苍白而贫乏，模式是千篇一律的，结构是简单重复的，趣味是肤浅平庸的。归根到底这毕竟是一种表面化的生活方式，无法解决人类深层精神困境的种种问题。
究其实质，这种消费性主导的大众文化，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大众文化在给人们带来享乐和满足的同时，会抑制人们的判断能力，消解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与内在的超越纬度，使大众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化的生存模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分析揭露了西方大众文化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地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当人们以经验的直接性取代价值的超越性，以瞬间的体验取代永久的回味和深层的思考，人类那些那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些深刻的、内在的、独特的东西便被遮蔽和忽略了。
总之，大众文化如若无节制的产生和扩张，一方面不仅会淹没文化艺术追求个性、反抗现实的自由超越精神，使之堕落为一种平庸的的商业性文化消费；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技术理性的压迫下，还会使人成为物的附属，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遗憾地是，我们看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随着大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加深，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开始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裹挟下攻城掠地、战无不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逐渐盛行且日益泛滥，导致了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理想价值的缺失，和现代人心灵的无所昄依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已经成为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媒体领域和文化领域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
二、精英文化之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定历史意义
大众文化的症结在于，其所宣扬的是一种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体系，不再追问生命的向度与理想的意义，使大众淡化对形而上的人文思索。而精英文化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关注社会理想，追求永恒价值，呼唤人文精神，主张反思和批判现实，能够形成不断超越自身的内在动力。因而，精英文化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担负着为社会大众营造精神家园的重任，是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因此，精英文化之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定历史意义在于，精英文化能够给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一种超越的理想，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终极价值尺度。而且，在承认大众文化发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同时，精英文化能够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价值批判和文化启蒙，用形而上的纬度提升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内涵。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入、市场经济建构进入实质性阶段，精英文化不能丢弃自身的立场和责任。亦不能将自我消解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之中，而应该持守自身的文化立场，肩负起自身无法推卸的并且也不能推卸的特殊历史使命。
